暴露了!他就是一心搞乱香港的幕后黑手

执笔/刀贱笑

“如果世界上还有人比索罗斯更不可信,那就是索罗斯本人了。”

在香港大公报曝光老索罗斯二度“袭港”失败后,网上又有人把那个“金句”翻了出来。

2015年1月,年近85岁的索罗斯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晚宴上宣布“终极退休”,不再管理投资。大鳄容颜老迈,言之凿凿,但很多金融观察家反应谨慎:索罗斯真会退隐吗?毕竟,这样的烟雾弹早就放过不止一次,但只要市场渗出丁点腥味,他又总是闻风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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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沃斯告别中,一辈子都在梦想成为哲学家的索罗斯撂下一句警句:“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港媒曝光他趁着香港乱局策动金融战配合颜色革命后,不少人又想起这句话,发觉他好像早就为后来食言“谋港”埋了伏笔。

20年前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时任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的陈九霖正在新加坡,亲眼见证了索罗斯的做空手法。“从索罗斯一直以来的言行举止看,”陈九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断言,“他的确仇恨香港且做空香港之心不死。”

潜伏

港岛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IFC)二期,是香港作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一处著名地标。2010年11月,这座摩天大厦35层一片大约400平米的办公区域,在长时间施工后终于撤掉围板。楼层电梯旁出现一块新指示牌:SFMHK Management Limited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香港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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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索罗斯基金在香港的办公室。开张当天,老索罗斯的二公子乔纳森亲自到场主持仪式。但不少人还是感觉,索罗斯这事儿办得“悄无声息”,有些鬼祟。

媒体注意到两个细节,一是知情人透露索罗斯筹建香港办事处用了整整10个月时间,但却一直未事声张。二是办事处选址,就在“老对手”香港金管局楼下,很有“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的意思。1998年,正是这家香港金融体系最高监管机构,力挫索罗斯等国际炒家。

有些人说索罗斯到香港开公司只是顺应形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普遍加强金融监管,尤其加大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大批对冲基金公司被迫“东迁”,前往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拓展亚洲业务。但另一些人觉得这不是主因,“索罗斯就是在密谋复仇”。

SFMHK开门后这些年,香港金融市场甚至内地股市每有巨额热钱流入,都被怀疑背后有索罗斯操作。2015年A股和港股同陷股灾,更有传言说老索罗斯当时曾现身香港。

“大鳄索罗斯在香港都干了啥?”新浪财经香港站时任站长彭琳当年写了一篇观察文章,标题就提出这个问题。文章追溯索罗斯香港公司成立5年间的运作,说SFMHK始终保持低调,股市和外汇市场操作有得有失,总体上看不出有啥出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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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潜入港岛并埋伏下来后,索罗斯暗地里一直在寻觅时机。

在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中,陈九霖似乎有意提供“内情”:“2015年,一位朋友告诉笔者,索罗斯曾邀请他一起做空香港,但他没有答应。”陈说,一心谋求做空香港的索罗斯,“总是在寻找机会”。

大公报的报道与陈九霖的回忆遥相呼应:港岛上持续百日的动荡,显然成了索罗斯渴求的那个“良机”。

报道梳理近三个月的市场数据,发现国际炒家6月起就开始筹集弹药,大举买入空单建仓。但港府缓和局势和维持市场稳定的努力,让他们愿望落空。“索罗斯一伙”9月5日最后一搏,大笔抛售空单,却遇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故障暂停交易,出货逃命不成而被“关门打狗”。

1992年狙击英镑一战成名,1997年制造亚洲金融危机,2012年做空日元,2013年参与“黄金大屠杀”......一些媒体历数索罗斯投机生涯中的“传奇之战”,以此反衬为何他对1997年狙击港元惨败耿耿于怀。

但老索罗斯22年后卷土重来,真的只是为报当年的仇吗?

“慈善”

事情显然不止这么简单。在达沃斯解释为何彻底退休时,索罗斯说,他想全力投身慈善事业,“慈善与管理资产不可兼得”。有人统计,1988年介入“慈善”以来,索罗斯“捐赠”数额高达80亿美元。

但此“慈善”非彼慈善。BBC中文网去年5月刊文,标题是“亿万富翁索罗斯的争议慈善路”。

“迄今为止,87的索罗斯已花费数十亿美元支持全球人权及自由民主类的项目,”文章说,他因此被一些人称为“民主操作大师”,或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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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希望成为思想家的索罗斯,有着强烈的个人政治倾向。

旗下量子基金在对冲基金界名声大噪的同时,他在1979年成立号称要覆盖全球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持续支持全球人权运动,宗旨是“建立有活力、有包容的民主体制。”

开放社会基金会目前有37个地区办公室,项目遍及包括香港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欧剧变,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索罗斯和这个基金会的身影。

2015年宣布退休后,索罗斯罕见地没有食言,真的加大“慈善投入”。BBC说,他把个人财产的80%都注入了开放社会基金会。但这个基金会的真实面目,却越来越藏不住。过去几年,俄罗斯、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土耳其等国,都把这它列入了非法组织。

知道了索罗斯对颠覆政权事业的执念,就明白了他对香港“贼心不死”,绝不只是“报仇”的事,而更多是如他在《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中所言,出于“打败中国的兴趣”。早在九七回归前后,香港就已被索罗斯锁定,作为“打败中国”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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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揭发索罗斯“通过黎智英支持乱港行动,出人工、出装备,煽动青年上街”的同时,香港《大公报》还细数近几年索罗斯在港活动,清晰勾勒他的“乱港路线图”。

早在2015年,“开放社会基金会”就已活跃在“占中”发起人戴耀庭任职的香港大学法学院,以及他任副主席的港大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基金会出席和赞助港大法学院活动,借港大法学院运作人权奖学金等。与索罗斯有关的机构,还屡次帮戴出书。

2018年,支持“港独”的香港外国记者会(FCC),被曝曾向开放社会基金会和壹传媒黎智英寻求资助,FCC还向基金会提供工作报告。

今年6月,开放基金会在香港的负责人托马斯·克洛格撰文,抹黑“修例”是“绑架合法化”,当时正是这轮香港动荡开始之时。这个克洛格,还曾扬言要制定计划,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

港媒的跟踪揭发,使“索罗斯在香港都干了啥”这个问题,有了再清楚不过的答案。

执念

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今年已经89岁。年届耄耋之年,为何他仍处心积虑搞乱香港,甚至幻想打败中国,执着于以“慈善”之名煽动颜色革命呢?

一个原因,可能与他早年经历有关。索罗斯的父亲蒂瓦达是一名犹太律师,1930年代纳粹占领匈牙利期间,蒂瓦达·索罗斯一家通过伪造身份掩盖犹太人身份,侥幸逃过屠杀。1947年索罗斯17岁时,一家人移民英国。9年后,年轻的索罗斯又移民到美国。

在后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索罗斯写道:“我出生在匈牙利,先后经历过纳粹和共产党统治,因此我从小就知道,国家施行何种政治体系是何等重要。”

这番经历使索罗斯对“威权社会”充满敌视,早早就对东欧国家“转型”产生兴趣,那也是他“慈善”生涯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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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是受犹太裔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影响。

1947年移民英国后,索罗斯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卡尔·波普尔。波普尔在二战后持续呼吁推行西方自由民主,写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批判马克思主义等对所谓“开放社会”构成威胁的思想主张。

波普尔的政治思想深刻影响了索罗斯的意识形态和金融生涯,“开放社会基金会”就得名于此。通过基金会,索罗斯四处宣扬和推广“开放社会”理念,资助一些国家内部反对派势力推翻政权,“增进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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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也是当代最杰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英国《卫报》回忆起一段与索罗斯共进午餐时的对话。席间,索罗斯问起如何评价马克思,接着又自问自答:“这个人150年前就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我们必须引以为戒的一些东西。”

这句话充分展现了索罗斯的政治倾向:他极度信奉资本主义,但又时常尖锐批评这套制度内部的“一些东西”。批评的目的当然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埋葬它,而是对它进行补救、完善和巩固。颠覆任何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当然也算是对资本主义的巩固。

一些崇拜“索罗斯传奇”的人,喜欢用强烈的“救世主情节”来解释索罗斯的政治倾向。可惜的是,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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