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那些年,我们经历的GDP统计变迁

摘 要

我国GDP主要由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进行核算,其中支出法GDP的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项分别可由公布频率更高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进出口进行推断,但在分析中需要注意支出法GDP分项与高频数据之间的口径差异。

在GDP核算口径的历次更迭中,2016年,统计局发布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相较于之前的核算体系,新体系下最大的变化在于将R&D支出资本化后计入了固定资本形成,拓宽了GDP的核算范围。从修订后的数据来看,R&D纳入核算对GD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总量层面,GDP增速受影响较小。分地区来看,科研投入较高的地区可能在口径调整中得到更多利好。

历次经济普查也会对GDP的数值产生影响。统计局会依据新的资料来源对上一次经济普查后未经调整的GDP数据进行修正。从数据修正的情况来看,经济普查对于GDP历史数据的修正幅度正在逐渐减小。2004年的第一次经济普查后,统计局对GDP总量、增速和三次产业结构数据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而在2008年和2013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后,随着统计制度的不断完善,GDP数据的修订幅度明显减小。预计2018年末开展的第四次经济普查后,GDP数据出现大幅调整的可能性较小。

在地方GDP统计方面,为改善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国内生产总值不衔接的问题,国家统计局计划将地区生产总值的核算单位由原来的省级统计机构改为了国家统计局与省级统计局统一核算。目前,浙江、湖北、陕西三省已率先开始了试点。2019年的经济普查后,改革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受该改革的影响,2017年起,国内多个地区陆续“自曝”GDP数据造假,并对前期虚增的数据进行“挤水分”。除目前已经“自曝”问题的辽宁、内蒙古和天津之外,其他地区的“挤水分”工作可能也在陆续开展。由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采用的是分级统计的制度,因此本轮地方“挤水分”对GD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方层面,而全国的GDP核算受地方“挤水分”的影响不大。

风险提示:统计制度出现超预期调整。

在上一篇报告《那些年,我们一起经历的口径调整》中,我们对社会融资规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等重要金融和经济数据的口径调整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在本篇报告中,我们将聚焦国民生产总值(GDP),对其统计口径的调整情况以及关联数据的口径差异进行了详尽介绍。

一、GDP核算与月度数据估算口径差异

1. 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简介

我国的季度GDP总量数据以生产法为基础进行核算,年度GDP数据则由收入法和支出法两种方法进行核算。理论上,三种核算方法计算的GDP总量数据应当得到同样的结果,但由于资料来源的差异,三种方法计算出的GDP总量可能会存在一定偏差。

对比三种核算方法,生产法GDP的核算思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最终生产成果应该等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价值创造,即总产品的价值中扣除中间投入的部分。

生产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 = 总产出-中间投入

收入法GDP的核算思想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最终生产成果应当等于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

收入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 =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支出法GDP的核算思想为,一个经济体国民经济最终生产成果应当等于各方向的最终使用之和,由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个部分组成。

支出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 = 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三种方法计算的GDP总量和增量数据公布频率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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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进出口的口径差异

在三种核算方法中,由于支出法的三大构成成分可由月度公布的月度数据进行推算,因此支出法对GDP的拆解是实际分析和预判工作中的常用思路。支出法GDP年度数据一般在次年6月发布,频率较低,且数据相对滞后。目前,支出法GDP的季度数据仍在试算阶段,仅公布了每一季度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和拉动,而总量和增速数据尚未公布。因此,实际研究中常用月度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进出口数据对支出法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分项进行估算。但需要注意的是,支出法GDP分项和月度数据之间的统计口径存在明显差异。

居民消费支出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支出法GDP中的 最终消费支出可进一步划分为政府消费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其中居民消费支出部分常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推算(简称“社零”)。

从统计局的定义上来看,居民消费支出的定义是“常住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对货物和服务的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以货币形式购买的货物和服务支出,以实物收入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消费,自产自用的货物价值,银行中介服务支出,保险服务支出、自有住房服务支出等”。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定义是“指企业(单位、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

对比二者的定义,可以发现居民消费支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仅包含了实物商品的销售统计,而并未统计服务性消费和虚拟消费的部分。随着经济结构的发展,服务性消费和虚拟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可能会继续提高,因此在利用社零对居民消费支出进行推算时,应注意考虑差异项的影响。此外,两个指标在一些细项的处理上也存在区别,例如社零口径中城乡居民购买的建材在支出法GDP口径中应当纳入投资部分,而非最终消费。具体而言,两个指标的差异项见图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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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两项指标的数值差异,从增速上来看,居民消费支出和社零的同比增速数据相关程度较高,通常情况下社零增速是居民消费支出增速的一个合理估计。从总量数据来看,由于核算口径上的差异,居民消费支出往往较社零存在一定缺口。2017年,这一缺口达到了近5000亿,因此在运用社零数据推算居民消费支出总量时需要注意对口径差异项进行估算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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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产投资

从统计局的定义来看,支出法GDP中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的是“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固定资产,减处置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总额”。其中,“固定资产是通过生产活动生产出来的,且其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资产,不包括自然资产、耐用消费品、小型工器具”。固定资产投资则指的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

对比两项指标的定义,其在口径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固定资产投资纳入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不包含的土地购置费,旧设备购置费和旧建筑物购置费。第二,固定资产投资中没有纳入500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而固定资本形成中则包含这些项目。第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还包含了固定资产投资中未纳入的商品房销售增值、无形固定资产等。具体来看,两项指标的差异项见图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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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值上来看,对比同比增速数据,固定资产投资的历史增速总体高于固定资本形成,而在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则回落到固定资本形成增速之下,这有可能是近期地方统计数据“挤水分”和固定资产投资核算方法改革(从形象进度法逐渐向财务支出法转移)影响的结果。从总量数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固定资本形成额的差距较大。我们上一篇报告《那些年,我们一起经历过的口径调整》中提到,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由地区数据加总计算,而地区统计时由于大部分地区仍采用形象完成法,数据存在虚增问题。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较固定资本完成额高出了82%。预计随着财务进度法的推广以及地方数据“挤水分”,两项数据的差距有望在未来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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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与海关统计的贸易顺(逆)差额

根据统计局和海关总署的定义,支出法GDP中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指的是“货物和服务出口减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差额”。其中,“出口包括常住单位向非常住单位出售或无偿转让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进口包括常住单位从非常住单位购买或无偿得到的各种货物和服务的价值,核算的资料来源是外汇管理局编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指的是“实际进出口我国国境的各种货物总金额”。

两项指标最大的区别在于,支出法GDP中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包含了服务贸易差额,而海关总署统计的贸易顺差并未纳入服务内容。另外,两项指标在计价方式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海关总署的贸易顺(逆)差中进口货物以到岸价格计价,包含了运费和保费,而支出法GDP中则将运费和保费统一计入服务贸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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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量数据上来看,由于统计口径和计价方式上的差异,贸易差额和支出法GDP中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额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从趋势上看,两项数据的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另外,由国家外管局发布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月度数据由2014年开始公布,也可用于推测支出法GDP中的净出口数据,但其每月数据的公布时间(次月月末)晚于海关总署的数据(次月8日前后),时效性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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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DP口径更迭:研发投入(R&D)纳入固定资本形成核算

1952年以来,我国GDP核算经历了四次更迭(见附录),最近一次是2016年发布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R&D投入的处理由以往的中间费用转化为了固定资本形成,拓宽了GDP的核算范围。

1. R&D支出是如何资本化的?

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联合国发布的国际标准——国民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为基础进行编制。在最新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中,我国将参照标准由上一版的1993年SNA(简称93SNA)更新为了最新的2008年SNA(简称08SNA)。根据08SNA的要求,只有能为所有者带来未来经济收益的R&D支出能够被资本化之后计入GDP。

从属性上看,R&D活动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1]。其中,基础研究目的是获取新的知识,通常没有特定使用目的。应用研究主要目的是探索基础研究的实际用途,试验发展主要是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技术或产品。可见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都与后续的经济收益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两部分R&D活动一般被视为资本化的主要对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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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主体来看,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从事R&D活动的主要是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其中政府部门的R&D支出资本化并不会增加GDP总量,而企业部门的R&D资本化则会增加GDP总量。政府部门的R&D支出在原有的93SNA体系中便以政府消费的形式计入了GDP,因此在新的08SNA核算体系下,只是将其分类调整为了固定资本形成,并未给GDP总额带来增量。而企业部门的R&D支出在原有的93SNA中被当作中间费用处理,新的08SNA中,R&D支出被资本化后计入固定资本形成,扩大了GDP的核算总量。

需要注意的是,SNA体系中核算的R&D投入与R&D统计调查数据的口径存在较大区别。R&D统计调查,是SNA中R&D资产价值核算的基础,但二者无论是在资产投入的解释、调查范围还是投入金额核算口径上都存在较大差异。08SNA中的R&D资本化核算需要对R&D调查数据进行大量的调整和估算,这也导致R&D调查中的支出数据无法直接反映GDP中的R&D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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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D投入对GDP总量形成一定支撑

虽然计入固定资本形成的R&D资产价值数据并未详细披露,但我们可以利用新老核算体系下GDP总量数据的差异来对R&D资产价值进行推算。从过往的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获取旧口径下的GDP总量数据,原始数据与修订后的GDP总量数据之差将近似等于R&D的资产价值[3]。从同比增速来看,自1997年以来,我国的R&D资产价值增速显著高于GDP同比增速,如不将研发计入GDP将导致GDP被明显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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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纳入固定资本形成核算对GD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总量层面,GDP增速受影响较小。本次修订之后,2015年的现价GDP总量由原口径下的676708亿元上调为685506亿元,新增的R&D资产价值在GDP中占比约为1.3%,对GDP总量形成了一定支撑。但在增速方面,纳入R&D投资对历年GDP增速的影响相对较小,大部分年份的不变价GDP上调幅度不及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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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D纳入GDP对各地区的影响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实施后,国内生产总值已率先将R&D投资纳入GDP的核算范围,目前,各省级地区也陆续开始了统计方法的改进工作,在支出法GDP核算中逐步纳入R&D投资。

在省级层面上,科研投入较高的地区获得更多的GDP上调。从省级(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统计机构发布的数据来看,全国研发投入强度[4]最高的北京市在GDP口径调整后,2016年GDP较原口径上调了3.1%,显著超过全国1.3%的上调水平。研发投入强度较高的上海市、广东省和浙江省,GDP上调幅度虽不及北京,但也明显超过全国水平(分别为2.2%、1.7%和1.7%)。而对于研发投入强度处在全国中游水平的甘肃省和湖南省,其GDP上调幅度仅为1.2%和1.0%,均不及全国总体水平。从目前已公布修订数据的省级单位来看,口径调整后GDP的上调幅度,受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较大。预计在后续即将公布GDP修订结果的省份中,科研投入强度排名靠前的省份可能会出现幅度更大的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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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级层面上来看,研发投入强度较大的城市同样会获得更大的GDP上调,甚至可能改变城市排名。以广东省的数据修订为例,在GDP首次纳入R&D投入后,科研投入强度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的深圳市(约4%)2016年GDP上调586.0亿元,占原口径下GDP总量的3.0%,上调幅度接近北京。对比之下,研发投入强度约为2.5%的广州市2016年GDP上调幅度为258.0亿元,不及深圳市的一半。口径调整之后,深圳市2016年的现价GDP总量达到20078.6亿元,历史上首次超过广州市(19805.4亿元)。

三、经济普查对GDP统计的影响

除了口径调整之外,经济普查也会对GDP数值产生影响。2004年以来,我国一共开展了三次经济普查(2004年、2008年与2013年),2019年我们将迎来第四次经济普查。依照国际惯例,每一次经济普查后,统计局会依据新的资料来源,对上一次经济普查后未经调整的GDP数据进行修正,并于次年末发布更新后的数据。从数据修正的情况来看,历次经济普查对于GDP历史数据的修正幅度正在逐渐减小。

1. 第一次经济普查后,GDP数据修订幅度较大

2004年的第一次经济普查后,统计局对GDP总量和GDP增速数据都进行了较大幅度修订。第一次经济普查是我国历史上调查范围最广的一次普查活动,包括了除农林牧渔以外的所有行业。调查完成后,统计局利用新的普查资料对2004年的GDP进行了重新核算,并且针对资料来源的变化,对1993年以来的历史数据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数据于2006年公布。

从总量数据的修订情况看,历年现价GDP数据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增。其中2004年GPD数据较原始数据上调16.8%,是三次经济普查中GDP总量数据修正幅度最大的。从1993年至2004年,GDP总量的调增幅度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我国服务业在此期间高速发展,而经济普查前的常规统计口径,未能及时对新出现的经营活动进行覆盖,从而导致了大量的统计遗漏。在增速数据方面,第一次经济普查后,除1998年外,1993至2004年之间的不变价GDP同比增速均出现了0.4-0.8%的上调。可见,第一次经济普查后,统计局对大量前期存在遗漏的统计口径进行了完善,无论是GDP总量还是增速,都出现了大幅的向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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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次产业占比来看,第一次经济普查修订后,第三产业的占比大幅提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占比占比则有所下调。以2004年的数据为例,由于第一次经济普查大范围补充了此前常规统计中遗漏的服务业产出,因此本次修订后,GDP总量中第三产业的占比由原口径下的31.9%大幅调升为40.7%。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占比则分别下调了2.1%和6.7%。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侧面印证了第一次经济普查对GDP总量的调升,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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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后,GDP数据的调整幅度明显减小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后,GDP总量的修订幅度均较第一次经济普查明显减小。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分别开展于2008年和2013年,依据普查获取的新资料,统计局分别对2005-2008年和2009-2013年的GDP数据进行了修订[5]。从对总量的修订幅度来看,第二次经济普查后,2008年的GDP较原始数据上调了4.4%。第三次经济普查后,2013年的GDP较原始数据上调了3.4%。经济普查后GDP的修正幅度正在逐渐减小。这说明,随着历次经济普查对统计资料和核算方法的修订,常规统计的遗漏问题已经显著改善[6]。预计2019开展的第四次经济普查后GDP数据的修订幅度很可能进一步下降。

从GDP增速的调整情况来看,第二次经济普查的修订幅度是三次经济普查中最大的,而第三次经济普查的修订幅度则在三次经济普查中最小。具体来看,第二次经济普查后,2005-2008年的不变价GDP同比增速数据均出现了0.6%-1.2%的上调,平均上调幅度接近1%。而在第三次经济普查后,2009-2013年间的GDP同比增速上调幅度则均未超过0.2%。预计2019年的第四次经济普查后,GDP增速出现大幅上调(增速超过0.2%)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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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以第三次经济普查为例,虽然第三产业的比重仍在普查后有所调升,但变化幅度已经明显小于第一次经济普查。根据常规统计的原始数据,2013年第三产业占比为46.1%,而在第三次经济普查的调整后,第三产业占比上调至46.9%,上升幅度仅为0.8%,较第一次经济普查后的调整幅度(8.8%)大幅缩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则分别出现了0.2%和0.6%的调减。这反映了随着统计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前两次经济普查的修正,常规统计工作中的遗漏问题正在逐渐改善。2019年的第四次经济普查后,三次产业占比的修正幅度很可能会进一步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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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历次经济普查之后,虽然GDP总量历史数据均有不同程度上调,但由此带来的基数增长通常不会对普查之后第二年的增速形成明显拖累。例如,在2004年的第一次经济普查后,虽然当年GDP总量出现了16.8%的大幅上调,但2005年的GDP增速并未受到拖累(2005年的不变价GDP增速为10.4%,较2004年的10.1%高出0.3%,指向2005年的GDP增速数据并未受到基数调高的显著影响)。这是因为统计局在计算2005年的GDP增速时,已经依照普查调整后的增加值增速在可比口径之下进行计算。第二次和第三次经济普查后,2009年和2014年的GDP增速同样未受到显著影响。

四、地区GDP统计的改革和变化

1.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

自1985年至201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就采用分级核算的统计制度,由国家统计局负责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工作,各省级(自治区、直辖市)统计机构核算地方生产总值,国家级统计数据和地区统计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和地方统计局分别公布。

在这样的统计制度之下,全国GDP与各地区GDP加总的结果往往存在一定差异。从历史数据来看,各省级地区GDP加总后与全国GDP总量均有明显差距。2011-2014年,各地区GDP汇总数据与全国GDP之差在全国GDP中的占比超过6%。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地方统计机构在生产总值核算时往往存在数据虚增问题。例如,若一个集团在两个省份都设有分支机构,那么为扩充其GDP总量,两个省份的统计机构很可能同时将整个集团的总产出纳入其地方GDP的核算范围,造成重复统计的问题。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省际之间的贸易,在地方GDP加总时会产生重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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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地区与国家生产总值数据不衔接的问题,国家统计局于2017年10月发布《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地区生产总值的核算单位由原来的省级统计机构改为了国家统计局与省级统计局共同核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新闻稿,“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工作,将按照统一的核算方法,遵循真实准确、规范统一和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统一核算,并统一公布核算结果,实现地区GDP汇总数据与全国GDP数据的基本衔接”。《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对地区生产总值核算的改进体现在三个方面(详见图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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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推进的时点上,国家统计局已经于2018年在浙江、湖北、陕西三省率先展开试点工作,随后于2019年借助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契机进行全国推广。改革制度推行之后,地区总产值与全国总产值不衔接的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2. 地方GDP“挤水分”

或许是受到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的影响,从2017年起,国内多个地区陆续“自曝”GDP数据造假,并对前期虚增的数据进行调整。

2017年1月17日,辽宁省政府在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八次会议中首次对外承认2011-2014年的财政数据存在造假问题,并指出数据“注水”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政绩考核导向。早在2014年10月,入驻辽宁的中央第十一巡视组便在巡视整改情况中指出:辽宁省存在虚增财务收入的问题。2016年8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公布整改情况时再次提到“一个时期辽宁全省普遍存在经济数据造假问题”。在公开承认财政数据造假导致经济数据存在问题后,辽宁省开始了“挤水分”工作,对前期虚增的数据进行下调处理。

辽宁省在下调了2011-2014年的经济和财政数据之后,并未对历史数据进行回溯修订,因此增速数据受“挤水分”的影响十分明显。“挤除水分”后,辽宁省2011-2014年间的经济和财政数据出现了大幅下滑,GDP同比增速和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都在随后下降为负值。2016年,辽宁省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才开始逐渐回升,GDP增速则到2017年才逐渐回归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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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承认“自治区政府财政收入虚增空转,部分旗县区工业增加值存在水分”,经反复核算后决定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530亿(26.3%),下调2017年收支预算期目标。“调减后,2017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03.4亿元,比2016年公布数据下降14.4%,剔除虚增空转因素后同比增长14.6;经过初步认定,应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基数也相应核减”。[7]

随后,2018年1月19日,天津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滨海新区GDP统计口径由注册地调整为所在地,2016年GDP由原来的10002亿元,调整为6654亿元,缩减幅度超过30%。

从增速数据来看,内蒙古和天津对2016年的经济数据和财政总量数据进行缩减后,当年的GDP和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并未出现明显下滑,这是因为天津和内蒙古在下调2016年数据的同时也对历史数据进行了回溯修订。而进入到2017年后,天津和内蒙古的经济和财政数据均出现了显著下滑,指向“挤水分”也会对后续的地区经济和财政增速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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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采用的是分级统计的制度,因此本轮地方“挤水分”对GD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方层面。而全国的GDP核算由于资料来源不同,受地方的影响不大。此外,截至2017年,全国31个省级地区中仍有22个GDP增速超过全国水平(暂不包括台湾省),虽较前期的近30个有所下降(指向其他地区可能也受到经济数据“挤水分”的影响),但增速超过全国水平的地区数仍达2/3,说明部分地区可能仍存在GDP“挤水分”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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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PD核算方法变迁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GDP核算体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更迭。

第一阶段是1952年到1984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的GDP核算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MPS体系是特定经济体制之下的选择,由于这一阶段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因此诞生于前苏联的MPS体系对于国内状况相对契合。在MPS框架下,我国于1953年开始首次进行了国民收入的试算,并从1956年开始先后编制了社会产品生产、积累和消费平衡表,劳动力资源和分配平衡表等一系列基本表式。在MPS框架中,用于表示经济总量的指标为国民收入,反映的是国家的物质产品生产总量,在核算范围和方法上与GDP存在较大区别。改革开放后,MPS框架的局限性开始逐步显现,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变,核算的数据不再能反映国内经济运行的全貌,也无法在相同的尺度下进行国际比较,统计框架的改进势在必行。

第二阶段是1985年至1992年。从这一阶段开始,我国逐步引入了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国民账户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改革开放后,在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的SNA体系成为了更加适应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国民经济核算框架。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领导小组,牵头开展了统计体制改革工作。1985年,统计局制定了《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方案(征求意见稿)》初步展开了GDP核算。1987年,统计局在征求意见稿得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编制了正式的《国民生产总值统计报表制度》。在这一阶段,我国的GDP核算制度逐渐建立,生产范围不再仅包含物质产出部分,同时也纳入了非物质的服务产出,形成了国民收入与GDP并存的局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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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1993年至2015年。在这一阶段,我国建立了基于SNA的全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93年,MPS核算方法被彻底从核算体系中移除。1995年,统计局在1993年SNA(简称93SNA)的基础上开始编制新的资产负债表和国民经济账户。2002年,基于93SNA编制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正式发布。新的核算体系取消了MPS的核算内容,核算规范性表式由基本核算表、国民经济账户和附表三部分组成。此外,新的核算各方面的细节处理都向SNA的原则靠拢。每隔4-5年,统计局还会根据经济普查的基础数据对GDP核算方法进行了改进[9]。

第四阶段是2016年至今。2016年统计局发布了基于2008年的SNA体系(简称08SNA)编制全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新体系主要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第一是将研究和开发(R&D)支出纳入了GDP统计。在93SNA中,企业R&D支出被作为中间消耗处理,不计入GDP总量。而在最新的08SNA将R&D活动视为投资活动,因此R&D支出被资本化后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进行核算,记入GDP总量。二是居民自有住房服务增加值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转为市场租金法。三是改进金融服务业部分项目的核算方法。其中,R&D投资的纳入由于增加了GDP的核算范围,影响相对较大。

通常,当GDP核算体系发生较大调整时, 1952年起的历史GDP数据也都会依照新的口径进行相应修订。另外需要注意的是,1984年及以前的数据由于相当一部分在MPS体系下核算,原始数据有限,因此目前公布的修订数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推算而得的,与当前数据的可比性可能相对较弱。

风险提示:统计制度出现超预期调整:若GDP的统计制度出现超预期变化,那么本篇报告中对于现有核算口径的分析可能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注:

[1] 参考文献:杨林涛, 韩兆洲, 王科欣. SNA2008下R&D支出纳入GDP的估计与影响度研究[J]. 统计研究, 2015, 32(11):72-78。

[2] 由于我国R&D活动中的基础研究部分占比较小,且各部分之间的界定存在一定难度,所以实践操作用也时常将基础研究活动纳入资本化的范围。

[3] 从2016年开始,新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已经开始实行(反映2015年的GDP总量数据),旧口径之下的总量数据不再计算,因此这一方法只能对2014年及以前的数据进行推算。

[4] 研发投入强度指研发投入资金在GDP中的占比。此处的研发投入资金使用的是科技统计的口径,并非实际纳入GDP的部分。

[5] 第三次经济普查对金融行业的核算方法发生了改变,因此对1952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全面修订。

[6] 参考文献:许宪春,吕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建立、改革和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2018,53(08):4-19.

[8] 参考文献:许宪春,吕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建立、改革和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2018,53(08):4-19.

[9] 按照国际惯例,在开展全国性普查后,由于统计范围改变和行业重分类,统计局不仅需要重新核算当年GDP数据,还要对历史数据进行修订。我国在全国性普查后累计进行了四次口径调整。

统计数据那些事儿:

具体分析详见国盛证券研究所2018年1月1日发布的《那些年,我们经历的GDP统计变迁》报告

刘郁 执业编号:S068051808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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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那些年,我们经历的GDP统计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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