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夫人的童年:坐在台阶上,见证了美国内战结束的和平庆典

19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辛辛那提。

在儿时的记忆中,辛辛那提充满污垢、喧闹,一切看起来都毫无吸引力。然而,它亦有某种特点,足以配得上西部“王后城”的美誉和骄傲。

那就是它的繁荣。辛辛那提的繁荣连芝加哥都无法超越,克利夫兰更无法与之匹敌。辛辛那提之所以成为纽约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最重要的城市,有很多原因。

首先,得益于其早期发展过程中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王后城地处贯通东西的核心要道,从东部的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可以抵达西部门户坎伯兰;越过阿利根尼山脉可至匹茨堡,从匹茨堡过俄亥俄河可至圣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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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可至新奥尔良,辛辛那提吸引了新奥尔良以北广大地区的大量贸易。然而,无论你说什么,即便是最爱王后城的公民,恐怕也不会认为这个城市真的美丽。

城市里的建筑物一点也不可爱,街道设计糟糕,卫生状况极差。整个城市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煤烟中。乌黑的煤烟给城市的一切都打下了烙印,即便是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也不例外。

尽管很丑,但辛辛那提依然是个令人自豪、与众不同的地方。19世纪上半叶,由于快速发展的前景,东部和南部地区很多家境良好又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喜欢移居于此,其中多数来自新泽西、新英格兰、弗吉尼亚和肯塔基。

当时炫耀个人身份、地位和资本并不能体现家庭财富和文化水平,家里的体面整洁及家庭的乐善好施才是人们重视的精神品质。郊区的乡村景色秀丽迷人,东沃尔纳特山、北边和东边的奥本山高地、克利夫顿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地方。

此外,还有大量德国上流人士定居在辛辛那提市,其中多数人接受过大学教育,1848年德国革命后移居于此。其中的佼佼者有弗雷德里克·哈索尔克,奥古斯特·威利将军和约翰·伯恩哈德·斯塔洛法官等,卡尔·舒兹最近搬到圣·路易斯去了。

德国人对社区的贡献和改变尤其显著,譬如教堂礼拜日越来越自由,公立学校开始学习德语。他们还提高了整个社区对上流音乐的品位。的确,在我少女时期,辛辛那提的音乐堪称全美一流,仅次于纽约和波士顿。当时音乐学校的校长西奥多·托马斯组织了一个交响乐团并担任指挥,直到1890年他搬到芝加哥后才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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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辛辛那提,其教养、财富和公共精神在文化和品位上远超密西西比峡谷中的任何一座城市。

当时,人们对各种学术派别和智思活动抱有极大兴趣,回想1848年成立辛辛那提文学俱乐部的那些人,除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的父亲和我父亲,还有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斯坦利·马修斯、曼宁·F.福斯、斯塔福德先生。

斯塔福德先生后来担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这家文学俱乐部一直是我很珍视的公共组织,其文学趣味和思想追寻构成了我少女时期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父亲约翰·威廉姆森·赫伦和本杰明·哈里森是校友,同毕业于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牛津分校。后来,父亲得到机会,担任学校董事长达五十年之久,一直为学校的利益奋斗。

我丈夫的父亲、大法官阿方索·塔夫脱是耶鲁大学1833届学生,长期担任耶鲁董事会成员。他的五个儿子都毕业于耶鲁大学。

另外还有我母亲的哥哥,法官伊萨克·克林顿·柯林斯和我的一个哥哥也毕业于耶鲁大学,我另外一个哥哥毕业于哈佛大学。可见,我和我丈夫的成长环境里,大学传统非常浓郁。

书写童年非常不易,很多记忆一涌而上。尽管童年记忆亲切而又美好,然而一旦进行筛选,却会发现它们又太过普通,几乎不值得一写。我的记忆并没有那么“早”,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某种极有价值又有特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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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看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反倒成为最久远而又模糊的记忆,也是我最初的记忆。但街上来往的行人其实是士兵,当时我还太小,并不知道我所见证的正是美国内战结束时的和平庆典。

我父亲四十岁左右时,我们一家搬到了俄亥俄州。父亲靠做律师养活我们,后来先后任州议员和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政府时期的联邦代理律师。但因为要养活一大家,所以父亲两次拒绝接受主审法官的任命。全家一共有十一个孩子,八个女孩,三个男孩,我排行老四。可惜,我记事之前,夭折了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

派克大街位于辛辛那提市最东边,我家就在那里。附近成片的灰砖房算是当时很时尚的居所。派克大街一直延伸到陡峭的斜坡上。

后来这条路铺上了鹅卵石,四轮马车从河边上岸赶路时会发出沉重的踢踏声。永不停歇的得得声和叮当声简直毁了我儿时的记忆。

文/塔夫脱总统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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