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如何评价孙中山的

鲁迅是如何评价孙中山的

左起:蔡元培、黄兴、孙中山、林森、

胡汉民、宋教仁。

孙中山生前与《新青年》编辑中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都有过交往与合作,他对于化名鲁迅的《新青年》编辑、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却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孙中山,也与普通人的理解不太相同。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孙中山比鲁迅大15岁,两个人都是被奉为楷模的历史人物。在孙中山生前,鲁迅从来没有在作品中提到过孙中山的名字。

鲁迅第一次公开谈到孙中山,是写作于1926年3月10日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这是他应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的约稿,为“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而写的纪念文章。文章通过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国民”的贬低否定,把孙中山称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有谁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

鲁迅把矛头指向“几个论客”。按照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所谓“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首先是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其次是1925年3月13日《晨报》所载梁启超的答记者问《孙文之价值》,“诬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鲁迅与孙中山一样,是主张“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一名“战士”。在写于1933年12月28日的《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鲁迅面对来自郭沫若、成仿吾、李初梨、潘梓年、蒋光赤等“革命文学家”的政治围剿,表明自己坚持这一观点:“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中山大学开学致语》,是广州中山大学教务长兼文科教授鲁迅,专门为1927年3月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写的表态文章,这也是他第二次公开提到孙中山的名字:“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始他的第一步。那使命是很重大的,中山先生常在革命的前线……末尾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中山大学“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教育史上颇为著名的“党化教育”。在为中山大学专门负责“党化教育”的政治训育部所编印的《政治训育》第7期“黄花节特号”而写的《黄花节的杂感》中,鲁迅再一次提到孙中山。

所谓“黄花节”,就是用来纪念1911年4月27日即阴历3月29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节日。中华民国成立后,曾经把每年的公历3月29日定为“黄花节”。鲁迅在文章中写道:“黄花节将近了,必须做一点所谓文章。但对于这一个题目的文章,教我做起来,实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场里‘对空策’。因为说出来自己也惭愧,黄花节这三个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战死在黄花冈头的战士们呢,不但姓名,连人数也不知道。”

为了表示自己与国民党当局在“党化教育”方面立场一致,鲁迅回忆:“我还没有亲自遇见过黄花节的纪念,因为久在北方。不过,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了: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是极其热闹的。”

为了达到“训育”的目的,鲁迅特别谈到孙中山的政治遗嘱:“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查《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当天的记录是:“晴。上午寄赵其文信。复许广平信。得梁生为信。午高歌来……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晚吕蕴儒、向培良来,赠以《苦闷之象征》各一本。”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的记录是:“晴,午后得寄野信,即复。晚紫佩来。”在1926年3月12日前后,《鲁迅日记》中并没有留下参加大型集会或观看演剧的记录。所谓“中山先生的纪念日却遇见过”,在鲁迅的《日记》中,并没有留下确凿的文本依据。

由于拒绝与《语丝》周刊同仁、前厦门大学同事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事,鲁迅于1927年4月21日愤然辞职并且搬出中山大学。在他此后发表的文章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孙中山的名字。

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

鲁迅笔下最早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私信中:“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鲁迅笔下最后出现孙中山的名字,是在1935年2月24日致杨霁云信中:“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足不履危地”,是鲁迅对孙中山最为真切的盖棺定论。比起“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的孙中山,黄兴、陈炯明、赵声、秋瑾、徐锡麟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常在革命的前线”冲锋陷阵的革命斗士。

长期居住在大上海的日本租界区的鲁迅,之所以要指出孙中山的“足不履危地”,根源在于他极为复杂的革命意识。1928年,他在江湾实验中学演讲时说:“人家叫我去革命,我却要问‘你呢’,当我年青时,人家叫我去暗杀,暗杀之后怎么样呢,我想不出……”

另据增田涉介绍,鲁迅晚年曾对他说,他在从事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知道这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吧。”然而,当增田涉把这段话写入《鲁迅传》并请鲁迅审定时,鲁迅把它删除了。

在此之前,鲁迅也曾经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当许广平问到关于暗杀的意见时,鲁迅的回答是:“第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二回类此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

鲁迅对于孙中山的描述,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要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政治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应该依据他作为同盟会创始人和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既难以量化又难以操作的道德判断。要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同样也不应该采用“足不履危地”的片面事实,以及“在中国总算是好人”之类的道德判断,而应该依据他作为现代杂文和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的历史事实。

(摘自《随笔》 张耀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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