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我是被加入中山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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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15日,姜文镜头里碧空一洗的冬日北平却是阴云密布。在大军围城之际,一架小飞机冒险在北平南苑机场降落,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急不可耐地登机。因为走得极为匆忙,致使他当天下午降落南京时,数十年来的通信和日记全都还留在东厂胡同的家中。

跟胡适同机南下的,还有五十八岁的清华教授陈寅恪,此后他再未踏足令无数文人墨客缅怀不已的北平。二十一年前,他为自沉昆明湖的恩师王国维撰写纪念碑文,如今这块碑仍在清华园中,碑的样式设计出自梁思成。

陈寅恪:我是被加入中山大学的

陈寅恪是自己要走的。他一生颠沛流离,基本居无定所。虽然生于长沙,但自幼就随家人辗转于武汉和南昌等地,十二岁就东渡日本。之后十余年漂泊于欧美求学,直到三十六岁才回国,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梁启超这样的大人物共事。四十七岁时日本全面侵华,八年间他流离于香港、昆明、桂林、成都等地。在大学者的眼里,个体的人生际遇尚且颠沛流离,又何况乱世中一国之兴亡。

他知道自己很可能是永别北平了,所以走得相对从容。不仅将全家都带出,还能将书籍手稿安然带走。胡适终于去了美国,傅斯年去了台湾,而陈寅恪的去处是广州。他要离开北平,但他绝不离开大陆。这一点,陈寅恪跟他的挚友吴宓、还有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可谓志同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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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去了岭南大学,这既是当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力邀的结果,也是陈寅恪自己的选择。

岭南大学的创办比清华大学还早,也是最早实行男女生同校的国内高校。虽然是教会大学,但岭南大学长期接受东南亚华人资助,使其保持着更浓厚的东方特色。岭大的校风标榜四大自由: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和学术的自由,反对介入政治,提倡合作与互助的风气。正因有这样的校风,岭大才能在常年遭受军阀势力争夺的广州,成为一方平静的书桌。

陈序经的梦想,就是要在广州建立一所比肩清华的高校。早在陈寅恪离京半年前,陈序经就已劝说陈寅恪南下任教。而抗战期间陈寅恪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时,搬迁至香港的岭大也曾借用港大的校舍上课,彼此之间早有一点缘分在。

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从上海坐船抵达广州。此时陈寅恪早已考虑将广州作为一生漂泊的最后一站,所以把年龄较小的二女儿和三女儿都带到了广州入学。在搬入岭大五十二号宿舍之后,陈寅恪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就正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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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陈寅恪在岭大拿着最高的薪水,比许多教授高出二三倍有余,因为他至高的学术地位,无人对此持有任何异议。校园环境和校风都让陈寅恪感觉放松,陈序经也是一生中难逢难遇的知音式领导,陈寅恪觉得情况基本也不能再好了。

而珠江对岸的中山大学却是另一番景象。在国民党统治即将分崩离析的溃势下,社会动荡物价飞涨,许多院校的教学秩序接近瘫痪。1949年1月,中大教授联名要求当局调整待遇发薪,否则全体罢考;3月,中大教授以“总请假”名义实行罢教达二十四天;5月,中大教授在教育部门前挂起“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招牌,当街拍卖首饰衣物、图书字画等物品,凄凉已极。

这时的陈寅恪,正全身心投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他在中文系开白居易诗的课,在历史系开唐史的课,而这不过是他一生学术成就领域之二。半年后,当曾任北大清华外文系教授、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老友叶公超最后恳请他离开大陆时,陈寅恪依然选择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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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到1952年,陈寅恪先后完成《论韩愈》、《记唐代之李武韦婚姻集团》、《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十篇新论文,字数超过十万,深受学界推崇。也是从此时开始,北大等高校内已开始出现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文章,冯友兰和费孝通等学者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自我批评文章。

与此同时随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高涨,反美浪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冲击。岭南大学本就是由美国传教士筹办,校园建设是由美国建筑师所作的统一规划,具有美式高校的风格特点,岭大校内此时也尚有少数美籍教师还在任教。9月,岭大校长陈序经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作了四个小时的自我检查。

一个月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展起来。在广东,岭南大学、广东法商学院等与原中山大学合并,组成一所新的中山大学,而岭南大学校名被取消。新中山大学的校址,就是原岭南大学的校址。陈寅恪就这样在历史的洪流中,被并入了中山大学,成为了中山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也是唯一的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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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陈寅恪此时的生活还能保持平静。由于中年后双目失明,他早在清华园时就已有习惯:除了上课,基本不会参加学校的其他活动。这样的习惯也延续到了岭南大学:当时时兴的集体学习、集中生活会一类的活动,从老师到学生都会参加,唯一例外的就只有陈寅恪。

此时的陈寅恪,已开始拒绝外界的干扰,连学校负责人和历史系主任刘节也轻易不敢上门打扰。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南下劝说陈寅恪返京担任历史研究委员会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还带去了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亲笔信,但未能说动陈寅恪。

汪篯将陈寅恪的自述,笔录为《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在文章终了之时,陈寅恪提到了他为王国维写的那块碑,“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然后陈寅恪就再也没有离开中山大学,在这里写出了《论<再生缘>》等著作,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中山大学最终因为陈寅恪而名动海内外,陈寅恪的故居如今也仍然在中山大学校内,每一名学生都能选择凝视或者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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