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塑造统治者?|张千帆

如何塑造统治者?|张千帆

儒家“三纲八目”看似复杂

其实只有一个中心

那就是培养君子的修身过程

文 | 张千帆

北大宪法学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2900余字,阅读约需5分钟

在上次对话,儒家为礼治辩护,认为延绵数千年的“礼”是统治传统中国社会的宪章。法家批评礼治是人治,让君主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榜样,但是如何保证君主自己的道德水准?道家批评“礼”和德治是社会虚伪的起源,不如绝圣弃智、抛弃礼仪、返璞归真,回到美好的原始社会。儒家则坚持,道德虚无主义不仅显然会导致不可接受的社会失序,而且正是极端人治、愚民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的源头,貌似截然相反的道家浪漫自由和法家式国家主义在此合流。法家主张的所谓法治平等状态,实际上就是君主之下的“平等”奴隶,一群在刑法威慑的恐惧下趋利避害的纯粹经济动物。这种状态才是彻头彻尾的君主人治。历朝历代,儒家礼治培养出有道德底线的“君子”。他们才是抵制君王人治的社会精英力量,也是“礼”作为中国社会宪章的守护人。

柏转世: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君子有点像柏拉图老师所说的理想国“守护人”(guardians),中国叫“卫道士”。和荀子一样,柏老师也认坚信国家不论哪种体制,都需要少数精英守护人。当然,必须保证这些守护人是真正的精英,而不是窃取了权力混吃混喝的冒牌货,否则国家就惨了:“一旦法律与政府的守护者只是看上去而非真正的守护者,且看他们把国家翻个底朝天,只有他们自己才有权赋予国家秩序与幸福。”[1] 至于如何鉴别真正的和虚假的守护人,成了维持理想国的主要难题,柏老师似乎也未能解决得很好。

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在于,柏老师的守护人更像一个道德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清心寡欲、两袖清风,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全部精力和兴趣全都放在哲学思考和治国策略上。相比之下,儒家的“君子”实际上是体制的受益者,通过科举做官之后,就可以享受许多特权。

荀转世:这正是儒家治国的高明之处啊。如果受不了“共产主义战士”苦行僧生活,受不了还得装,私下却疯狂敛财,体制腐败就开始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你让他一无所有,却又在他面前放那么多诱惑,不是故意折磨人吗?犹如一只饿极的蚊子,必然拼命吸血。与其如此,不如让管理国家的精英适当得利,因为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君子”无论多么高尚也不能免,否则只能培养“伪君子”。高薪未必能养廉,但高薪养廉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在“月宫论道”中不断强调“求仁得仁”,美德本身就是最大的回报,但仅此还是不够的,因为小人们看到的就是现实的回报;如果他们看到贫穷是追求美德的必然代价,那么就没有人会选择美德。因此,给君子适当的特权和待遇,让老百姓看到“善有善报”,加上用刑法来保证“恶有恶报”,那么就不仅实现了社会正义,而且也发挥了劝善的作用。有人会喊:这样不平等!这就对了,我们要的正是这种不平等,难道还要让为善和作恶一律“平等”吗?儒家治国就是要尽量实现内在德性和外在荣耀相统一,从而建构一个人人向善的健康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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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前提首先是保证只有道德高尚的“君子”才被选拔出来管理国家。这就是自孔子以来历代儒家的主要任务,也是国家教育的主要功能。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考试,但他老人家的推荐是很管用的,因为他的声誉摆在那里,他教出来的学生必然得到儒学的真传。不过,这种方式犹如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能普遍适用。隋唐以后,中国建立了科举制,通过正规考试来决定个人能力与素质,堪称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打通了社会不同层级之间的流动,平民子弟也能做官;无论家境、背景,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谁想做官,都得熟读经书并取得好成绩。1000多年之后,英国等欧洲发达国家才开始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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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转世:科举制确实是一项伟大发明,维系了千年中华文明,不过它和现代公务员制度不是一回事。现代公务员考试考的是专业知识和能力,科举考的是四书五经里的道德学说,两者能同日而语吗?

考试能把道德素质考出来吗?

一个聪明的恶棍也可以把书倒背如流

当官之后还能冠冕堂皇搞腐败

荀转世: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考试未必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道德素质;一个人可以把儒家伦理说得头头是道,实际行动却南辕北辙。这样的人不是没有,但要说科举制选拔的全都是“伪君子”,显然言过其实了。儒家经典感人至深,不会对人的道德发育不产生一点真实的影响;一个人对儒家教义满腹经纶,不可能一点不体现在其行为之中,至少一般不会。因此,通过科举做官的确实有小人,但是不可否认也有大量君子,主流应该说是好的。

这也是为什么儒家如此重视教育。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2] 不教育、无伦常,自然犯法;国家失职,却拿本来无辜的百姓开刀,所以是虐待。在动用刑罚之前,国家必须保证教育到位,才算尽到自己的责任。为了让儒家伦理深入人心,历代儒家苦心孤诣,精致设计了“君子”的教育纲要。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层层递进、步步展开。儒家“三纲八目”看似复杂,其实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培养君子的修身过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之手段与程序;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修身之目的。难怪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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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人想象的完全不同,儒家教育绝不是枯燥乏味、死背经典,而是礼乐结合、寓教于乐。古代圣王知道,音乐是人性的一部分,对人的个性成长影响深远。雅颂之声助人奋进,靡靡之音则使人颓废。这是为什么孔子不喜欢淫逸的郑国音乐,但是当他在齐国听到韶乐,居然“三月不知肉味”,[4] 说他没想到音乐还能达到这种境界,可见音乐对人的神奇效用。为了以正确的方式感化教育人民,先王不仅制定了礼,也设计了乐。荀老师对音乐的作用也赋予很高的评价:

荀老师说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

故乐在宗苗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是先王立乐之术也。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5]

在儒家看来,礼乐相辅相成、各司其职,那么国家即已进入政通人和的和谐状态:“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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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转世:这个思想和柏老师太合拍了!《理想国》也极其重视音乐教育:

音乐训练比任何其它工具都有力,因为韵律与和谐能发现深入人心之道,对其释放优雅,使受过良好教育的灵魂也变得优雅,受到不良教育的灵魂则变得更不优雅。[7]

惟一不同的是儒家配对是礼乐,而柏拉图老师的设计是乐、体相配,因为他认为过度的音乐教育使人柔弱,过度的体育则使人过于刚强。两者适当结合,才能达至和谐或“中庸”境界。[8] 当然,儒家也教射箭,不过那更多是一种生存技能,而非全面的体能训练。柏拉图老师的教育理念就是所谓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今天的中小学乃至大学体育和音乐课程都是照此设想设计的。

月宫立道之四

>>>未完待续<<<

[1] Plato, The Republic, Benjamin Jowett trans., Vintage Books (1991), p. 130.

[2] 《论语·尧曰》。[3] 《孟子·离娄上》。

[4] 《论语·述而》。[5] 《荀子·乐论》。[6] 《礼记·乐记》。

[7] Plato, The Republic, p. 105.

[8] Ibid., pp. 108-118.

如何塑造统治者?|张千帆

1964年生于上海,物理学、政府学双博士。北大宪法学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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