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当疫情迫使职场妈妈在家带娃,女性就业水平将倒退40年?

夏洛特·施瓦茨有四个10岁以下的孩子,其中一个有特殊照顾需求。她还有一份全职工作,在多伦多一家繁忙的家庭法律事务所担任法律办事员。自今年3月流感大流行迫使人们回到家中以来,她一直在昼夜不停地做着她的两份工作,几乎没有得到什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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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施瓦茨说:“所以,我在清晨做一大堆事情,在深夜做一大堆事情,但这非常让人筋疲力尽。”

《加拿大广播公司》在8月17号报道称,由于新冠大流行,学校、夏令营和日托机构都关闭了,像多施瓦茨这样的在职父母们不得不在24小时照看孩子的同时兼顾工作。

有人可能会认为,由于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工作,这种压力将平均落在所有父母的肩上,但数据显示并非如此。 施瓦茨是数百万妇女中的一员,在大流行期间,她们承担着沉重的工作负担和照顾孩子的责任。

在冠状病毒传播期间,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上妇女的参与率下降到几十年来未见的水平,而且由于学校重启计划不确定和育儿选择很少,一些妇女没办法重返工作岗位。

多伦多金融国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诺兹说:“一些被解雇的女性实际上不再求职了,这非常令人担忧。”该公司旨在促进投资,鼓励女性参与职场。

“如果我们不能让女性以之前的比例重返工作岗位,我们就不会获得我们真正需要的经济增长。”

疫情期间的“她撤退”

加拿大皇家银行经济研究所(RBC Economics)上个月的一份报告称,疫情对女性就业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在疫情爆发的头两个月里,加拿大有150万女性失业。今年4月,女性在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中的比例(即正在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适龄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降至55%,为1986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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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称,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男性的失业率高于女性,但这次并非如此。

雷诺兹说,其中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女性在服务行业的比例更高,比如餐馆、酒店和零售行业。这些部门是受大流行关闭影响最严重的部门,工人们现在才逐渐恢复工作。

《权力与政治》节目主持人瓦西·卡皮洛斯和政治记者凯瑟琳·卡伦讨论了在大流行早期失业对妇女的影响。

36岁的雷纳·帕尔克是多伦多的一名私人教练,今年3月,当健身房关闭时,她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工作。她很快将客户咨询业务转移到网上,但这对她的收入影响很大。她仍在向客户提供在线咨询,但经常被她18个月大的女儿阿哈娜或5岁大的儿子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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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但现在我感觉自己不得不又得从头开始了。我将如何继续前进?”

帕尔克家里也有小孩:一名5岁的孩子在流感流行前还在幼儿园,还有一名18个月大的孩子今年应该进入日托中心。现在,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继续工作。

专家表示,这种情况导致了再次工作或找工作的女性数量减少。

6岁的佩顿·德内特在安大略省米西索加的家中远程学习自己的演讲和语言技能。远程学习给孩子的父母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他们经常要帮助监督这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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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世界各地的学校都关闭了,可以在家工作的家长们不得不在远程工作和突如其来的在家上学的责任之间做出平衡。在很多情况下,女性承担的是后者。

多伦多金融国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雷诺兹说:“儿童保育是一个因素。如果我们不提供儿童看护,如果我们不让孩子上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项工作就会主要落在女性的肩上。所以这些女性真的没有选择,特别是如果她们在外面工作的话。”

男女分工不平等

妇女在承担着照顾孩子的责任的同时,努力继续工作这一趋势一直是无数文章的主题。《纽约时报》最近将这种现象称为“她撤退”。

帕尔克肯定认同这一点。她说:“是的,我已经决定至少在今年年底之前不去(健身房)。这很难,因为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抑制了自己。我的收入肯定被削减了,这使得我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困难。”

施瓦茨也承认,在她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也考虑过请假,但仍然拼命抵制这个选择。‘

她说:“现在如果我的职业生涯倒退一步,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我会错过很多机会。我没有为任何一个孩子休产假。我很担心失去工作一年会发生什么,所以,压力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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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性恋伴侣关系中,更多的是母亲而不是父亲离开了工作岗位,工资差距是一个原因。

帕尔克说,这是她家庭的一个因素。她说:“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份收入,男人挣得更多,那么另一个人不退一步似乎是没有道理的。”

以帕尔克为例,她丈夫在纽约东部的萨莫萨外卖店生意兴隆,所以她暂时放弃自己的工作去照顾孩子的决定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加拿大统计局早就记录了加拿大的工资差距。根据其2018年的数据,从事同类工作,男性平均每赚取一美元,女性只能赚取87美分。

雷诺兹说,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女性往往从事的职业挣钱较少,但“从事同样工作的女性”薪酬较低,也存在明显的歧视。“只要我们还存在性别工资差距,女性就不会获得经济平等。”

此外还有在家的无偿劳动——许多女性在有偿工作之外还要做所谓的第二轮工作:做家务和照看孩子。

施瓦茨承认,自从疫情出现以来,在她和她的许多朋友家里,女性已经回归到更传统的角色,承担家务和照看孩子。

施瓦茨说:“这非常典型,这就是它令人失望的原因。我没有看到脸书上出现男性支持其他男性的群组,针对那些因必须提供过多的家务和儿童照料而失去工作的男性。 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这种事实根本不会发生。”

帕尔克对此表示赞同。她说:“感觉就好像我们又回到了旧的模式。这在很多方面都是毁灭性的,对吧?我们奋斗了那么久,但是,感觉上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现实情况是,在大多数父母都工作的家庭中,这种责任需要更好地分配。”

多伦多的施瓦茨和帕尔克都谈到了在家庭中陷入传统的男女分工的危险——这是以牺牲女性的事业为代价的。

经济后果

雷诺兹担心,责任的转变可能会成为永久性的,因为如果女性决定推暂时推迟工作,她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更难重新进入职场。

她说:“如果你离开几年,毫无疑问,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一种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可能性。这可能会对妇女和更广泛的经济产生非常、非常长期的影响。人们并不总是认为,女性的工作以及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报告还警告说,如果妇女的参与率不能回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将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

与此同时,施瓦茨和帕尔克,以及全国各地像他们一样的母亲们,正努力熬过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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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茨说:“这真的很难,因为当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可以把所有事情都关在门外,完成我的工作,现在,焦虑很高,因为你还在努力从事这个职业,就我而言,我已经努力了18年,但所有这些额外的任务(家务和孩子)都落到了你的肩上。”

帕尔克继续为客户做在线咨询,总是告诉客户们她的孩子在后台,她也感受到了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的代价。然而,她有动力继续下去--部分原因是为了成为她儿子和女儿的导师。

帕尔克说:“我的孩子还小,但他们还在看,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回过头来,谈谈我们被隔离的那段时间,但是妈妈一直在工作,妈妈一直在做她需要做的事情。因此,我为所有现在做两份或两份以上工作养家糊口的女性鼓掌。这对任何人都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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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帆子

责编: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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