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往事如流水

1971年因为林彪事件,冬季征兵工作暂停。1972年冬季征兵时,吉林省前郭县拟招100名陆军,后来又来了俩身着灰色呢子大衣的海军接兵人员连长叫高友福,排长叫梁国栋,说是要从100陆军应征入伍新兵中选10名潜水兵,我有幸在这次百里挑一的选兵过程被选中。潜水兵是干什么的?我和很多人一样,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入伍后要去旅顺,海军潜水员伙食标准很高,当然,干的活儿、执行的任务可能也要艰险许多。当时听说邻县扶余也招收了10名潜水兵,扶余当年不通火车,所以,前郭县的10个潜水兵同扶余的10个潜水兵临行前都到前郭县招待所集中,一起乘火车奔赴旅顺。

当年的前郭县武装部和革委会领导对我们前郭县的10名海军潜水兵似乎很重视,有一天晚上专门在前郭县委的小礼堂安排县歌舞团给我们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县委领导晚会前致辞,高连长代表接兵方讲话,我代表新兵作了一个现在想起来非常幼稚可笑的发言,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到了旅顺我们就被转运到山沟村—当年防救大队的新兵连所在地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那一年,我们海军旅顺基地防救大队正正好招收了100名新兵,我前郭县10名新兵和一名叫白永昌的永吉新兵被编为一排一班,住在一位潘姓的农民家里。老潘家共三间房,主人住西屋,班长胡明洋和11名新兵分住东屋两间房。胡班长和梁国栋排长是高中同班同学,我们在部队的生活作风基础都是老排长和胡班长给我们打下的。梁和胡在高中时是学校的高材生,在新兵连里除了每天的队例训练外还有政治学习。胡班长自掏腰包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每到政治学习时,他总是庄重地给我们念上一大段,然后让大家谈学习体会。除了训练和学习之外,业余时间新兵连还组织篮球赛,我因为个子高,家里有打篮球传统,当兵前是木器厂篮球队主力,因此比较显眼,糟糕的是,就是因为打篮球,在新兵连训练结束时,我被点名要到了海救402船。那是一艘建造于1960年排水量只有800吨的拖船,据说是为了归还苏联债务而造,苏联嫌它落后拒绝接受最后交付部队改装成救生船。该船属连级单位,定员56人,船长叫吕波,大胖子,是个体育爱好者,与防救大队作训刘参谋关系甚笃,因此能够在选新兵时予取予求,把我这个有一点特长的新兵要到了他的船上。那一年,海救402船接收的新兵数也恰巧是10人,其中,潜水员2人,普通水兵8人。我们前郭县10人,4人分到潜水中队,5人分到海救403船,我对他们9人的分配结果十分羡慕,因为他们有好几个老乡在一起,且潜水中队和海救403船的条件也比我们402这艘小船也好得多。当年的海救402船老兵们私下里跟我说,我所在的单位是“巴勒斯坦自由战士”,意思是单位的训练及日常生活管理上比防救大队的其他单位都要松懈许多。

海救402船虽然只有56人,但干部却很多:一位政委两位副政委、一位船长两位副船长、潜水部门有正副部门长、机电部门也是一正一副部门长加上机要员、军医,穿四个兜服装的就有十多个,船上领导各项工作都不敢与兄弟单位一较短长,唯独打篮球,从船长政委乃至全船上下都重视得不得了。我们隔三岔五就和兄弟连队搞篮球比赛。平日里除了潜水训练以外,陆地训练也以打篮球为主要内容。我在新兵连时因打篮球表现抢眼被要到了海救402,但在单位篮球队我只能算第二主力。第一主力是70年长春兵王中校,他身高1.87米是海军田径队队员,身体条件和篮球技术都远远在我之上。我真正能发挥长项的是在文化知识方面。

我虽然出生工人家庭,父母都不识字,只有老初一学历,但有个1960年去吉林师大中文系读大学的哥哥,我从8岁开始就接触阅读了大量的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在文化大革命后更是通读了毛选马恩列斯的大量著作,且从小开始练字,因此在海救402船任文化夜校副校长、船马列学习领导小组副组长(校长组长均由政委欧大强自任),团支部副书记(书记是分管副政委)、船板报主编等闲职。这些闲职使我的部队生活非常充实。

1974年4月至7月,402船进4810厂中修,当时的政委梁儒根安排中修期间学习中央规定的6本书,并派给我辅导全船学《哥达纲领批判》,我勇敢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我从小生性腼腆,不善言辞,1970至1972年在木器厂工作期间,车间开讨论会发言都会脸红心跳声哆嗦,所以要在全船指战员大会上讲《哥达纲领批判》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于是,在此之前,我向政委请求晚上到4810厂负责看船一星期,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一个人在船上对着空荡荡的船坞大声讲演,进行自我训练,4810厂的工人路过船坞时都以为这里有个精神病患者在发飙。到了辅导讲课那天,我没有讲稿没有提纲胡侃了一个半小时,自以为讲的很顺,下课后问战友感觉怎么样?大家一致回答是:“讲的挺好,就是一句没听懂!”

当过多年的大学老师和教授后我才体会到,当年战士们说没听懂,不是他们的水平低,而是我自己可能还没真正搞懂,如果真正懂了,我就能做到深入浅出,当时因为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浅入深出,那不是难为平均文化水平还不到高中的战友们了吗?

1973年,是我入伍后的第一年,在潜水中队训练了4个月潜水后,我回到402船,不久就被大队政委办公室借调,同时借调的还有海救403船的王元俊和海冰102船的盛恒富,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帮助大队干事写材料,当时大队的干部有祖干事(祖自章),李干事、卢干事,我们之间也算是建立了一点儿个人友谊。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我曾被直属队政治处抽调学马列,我们船我和梁儒根政委参加,那一次还有幸和胡明洋老班长一起参学,那时胡班长已提干,职务好像是某打捞艇的副艇长。我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大队政委有一次召集形势分析会,我代表402船参加,潜水中队的指导员薛成钧也参加了,我不知深浅先发言,夸夸其谈讲了一通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理论,可能是讲的时间长了一些,薛指导员插话问道:“松奇同志,你能不能说说为啥老百姓兜里都没钱,有钱又买不到东西,这到底是咋回事儿?”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从薛指导员这个发问开始,我觉得过去自己好多东西都是白学,因为这些现实问题我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

在海救402船的10名新兵中,我第一个入党,在部队每半年总结就受到一次嘉奖,通常是半年总结时船嘉奖,年终总结时获大队嘉奖,1976年11月还被派去安徽怀宁接兵,尽管如此,因为家庭成分偏高,我知道自己提干无望。老排长梁国栋和大队干事祖自章都是政治上很关心我的人,梁排长曾经打听过也知道我提不起来,所以,1976年底接兵回部队后,我坚决要求复员,政委欧大强苦口婆心跟我谈了三个半小时希望我留下再干一干。我毫不松口,最后,欧长叹一声说“可惜呀!走就走吧,将来我可能去找你呀!”我心想,就我家这成分,想出息也出息不到哪去,你怎么会来找我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部队提干关键因素有二:一是根正苗红;二要年轻。

新兵连一排共三个班,每个班11人,我们班提干4位都是1954年出生的,而因为年龄劣势,我们前郭老乡范思军是1973年第一个入党且在部队干了7、8年,最后也因年龄偏大复员走人。一排的二班扶余兵和三班的永吉兵没有一个提干的,一班的前郭兵算是创造了奇迹。我们当年都很幼稚,当了潜水兵想着一门心思就干这一行,而我们一班的永吉兵白永昌新兵连结束时要求到卫生所当卫生员,他有远见,学到了真正的技术,后来上了两次大学,成为了部队名医,职至副军级。我的另外三位提干老乡,都只干到了正团,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献给了部队,但转业退伍后,潜水技能无用武之地。当然他们始终是我们10名老乡兵中的佼佼者。早年复员的战友已有三位病逝——宋国海、杨景春和郭景全,令人不胜唏嘘。本来10个老乡战友中可能是我最先去世的,2000年底,我生病住院,几天后两接病危通知:爆发性肝功能衰竭,命在旦夕。手术前,心跳一分钟不到一次,自主呼吸已无,生命体征基本消失,得益于各种机缘巧合以及众多贵人相助,我侥幸活了过来,苟延残喘直至今日,而宋国海、杨景春和郭景全这三人虽然比我发病晚却没我幸运,相继离世。

现在,在我的生命记录中有着长长一串恩人名单,没有这些人,就没有我的第二次生命,一个人一旦有过死亡的经历,才会最深切了解生命生活的本质意义,活着,就要善待自己,善待周围的人,珍惜生命中每一个片段,当然,最好还能记录下来,“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部队四年就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片段之一,不知我的战友们能否在回忆类写作上回应我。

20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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