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下午茶

整理:陈鑫培 冯婧

从去年7月开始,上海进入了垃圾分类的强制推行阶段。一时间,垃圾分类几乎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最热门的话题。澎湃研究所一直关注垃圾分类议题,市政厅栏目从2015年陆续发布了六七十篇关于垃圾议题的文章。又在今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推出了历时9个月编辑完成的《垃圾分类的全球经验与上海实践》一书。

借着本书的出版契机,在9月4号的澎湃下午茶上,澎湃研究所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的曾刚主任、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传处的朱锦处长、爱芬环保的联合创始人郝丽琼,以及上海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厂长吕长红,一起就垃圾分类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以下是四位演讲嘉宾的发言摘录,以飨读者。

曾刚:城市垃圾分类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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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余晓冬 图

纵观中国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的历程,可以发现行政色彩较为浓厚。早在2000年6月,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2014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商务部五部委又联合推进了新一轮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的试点工作,确立了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26个。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7〕26号),加快推进北京、天津、上海等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要求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而在实施过程中,有些被点名或列入计划的城市没有开始实施垃圾分类,而另外一些名单外的城市却自愿加入,比如无锡、扬州等城市。

据此,曾刚教授团队通过使用Probit模型,对全国46个垃圾分类重点城市进行计量分析,精准识别出了影响中国城市实行垃圾分类选取的五大关键因子,即城市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资源效率及创新绩效。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梯队(38座城市)开展垃圾分类的条件是最好的,应立即实施垃圾分类;第二梯队(53座城市)条件基本具备但还不是特别好,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逐步推广实施;第三梯队(75座城市)可暂缓到“十五五”期间再实施垃圾分类工作。另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城市,为了实现成本和效益的平衡,在未来十年内还不适应立刻上马垃圾分类工作。

曾刚认为,垃圾分类的推进,应当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分布实施,分类指导。在未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中,以下三方面的工作非常重要。

首先,重视垃圾分类的顶层设计。不同国家垃圾分类的模式侧重有所不同。日本基本依靠国民素质。日本街头的垃圾箱不多,当地执行非常严格的垃圾分类,对垃圾分类的最终管控做得很严苛,处罚很重;德国重在管理企业。如果生产企业或商业企业做得不好,着重处罚企业。譬如顾客在店铺里挑选了生鸡后,商店宰杀后再交付顾客,垃圾留在店家进行处理;而中国则以社区为主,基层党建工作以及城市社区组织的强有力,为中国城市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提供了核心竞争力。

其次,分步骤实施城市垃圾分类工作。从空间格局来看,城市密集的长三角地区最适合推广垃圾分类。在某种程度上,长三角的垃圾分类一体化比交通一体化更易于推进。珠三角地区及京津冀地区也可以先行先试,再带动周边地区。同时,遵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水平,从东部到西部渐次展开,并与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衔接。发达大城市先行,发达中小城市逐步跟进。尊重市场规律,科学有序推进城市垃圾分类工作。

最后,发展经济,为垃圾分类创造条件。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垃圾分类工作就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强推只会对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应该通过垃圾分类工作,开创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的局面。日本通过垃圾分类及综合处置再利用的过程,减少了日本对国外资源的依赖。相较之下,中国南方城市的资源禀赋并不好,当前经济安全也存在很大的隐患。垃圾分类恰恰可以很好地缓解和弥补这一矛盾。

朱锦:走向卓越城市的上海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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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19年7月1日,上海强制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后,受到了始料未及的国际性关注。朱锦表示,仅仅2019年7月,就有20多家国际媒体进行了48篇报道,包括BBC、法新社、俄罗斯国家电台等。从去年7月1日到今年的7月1日的一年间,关于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报道多达2.8万篇,平均每天70多篇。

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也在于上海在全球范围内能做出的贡献及表率左右。朱锦分析了背后的几个原因。

首先,上海有资格代表中国展示中国垃圾分类的形象。同时上海背后依托长三角,在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可回收处置等方面都能实现自给自足的闭环全过程管理和组织。

第二,上海作为世界级城市,人口众多,情况复杂。上海在垃圾分类和治理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传递一些可复制推广的方法和途径。

第三,上海是开放的城市。在生活垃圾分类方案推出之前,上海相关职能部门系统性学习了世界各国的经验。在前期,有关部门对标最高标准,才形成了去年以来的工作方案。

第四,上海是改革的城市,历来是改革的先行者、排头兵。上海在解决全球性难题中也会迎难而上,可能会有一些独特性的贡献。

最后,上海是文明的城市。上海居民的素质很高。

然而,上海若想成为真正的全球表率,朱锦认为,上海仍面临以下三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上海自身生活垃圾资源化的处置能力相对不足。

第二个挑战,是试点方案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需要不断取长补短和相互促进。

第三个挑战,是社会动员。从社会动员的广度深度,包括全行业、全覆盖的层面来看,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朱锦也提出了三个想法。

首先,由高层出面推动组建“上海生活垃圾分类专业研究院”,可以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种种问题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通过全球视野进行观察、归纳、总结和研究创新。

其次,上海必须要从更广的区域,特别是站在长三角,甚至全国范围内,考虑建立健全的可回收资源利用体系。

最后,希望能持之以恒地开展上海生活垃圾分类的社会动员的专项工作。

郝利琼:社区垃圾分类实践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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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郝利琼从2011年开始进入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一直在静安区4个街道推进相关工作。对于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接下来的方向,郝利琼认为“水平很高,维持很难”。

2019年之前,她的机构竭尽全力在小区里推进垃圾分类,也只能达80%的达标率。但2019年政府强力推进之后,成效显著,确实能观察到基层力量被动员起来,非常用力地推进垃圾分类。对不同小区的不同诉求,有不同的应对。有的规模小的小区在成功实现定时定点后,甚至可以回到24小时投放的状态。

在几天前,郝利琼拜访了自家小区的物业经理,对一年来的垃圾分类历程进行了畅谈。这个物业经理先表示,自己非常累,在一年中曾三次打辞职报告,但未获批准。和胸牌上一年前的照片相比,原本乌黑一片的头发已经变得稀疏。

物业经理表示,有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上面的打分考核,另一方面是商品房小区没有垃圾厢房的天然劣势。他们的压力和艰辛,最终换来的是一个普通小区里85%的人可以做到垃圾分类。

她的小区的垃圾分类,可能这在上海是中等偏上水平,但在全中国是顶尖水平,这些所有成绩的取得,都基于基层工作者、社区管理者长期艰苦的工作,以及对这份成果的不懈坚守。她认为,上海的经验具有普适性,基本上适用于中国其他城市。

郝利琼还观察到,中国的不同城市之间,垃圾分类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她同时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个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开展工作。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水平较高,是因为上海的基层治理能力全国顶尖,而基层治理能力又决定了垃圾分类的水平。

比如,北京基本靠行政力量和物业推动,今年又遇到两拨疫情,受到了延误。虽然北京有很多环保组织,但很少有能深入社区做垃圾分类的机构。而在中国,除了一些高端物业外,大部分的物业能力有限,无法调配社区资源去承担垃圾分类这个繁重的任务,也没有能力进行社会动员。

而另一个大城市深圳,也基本靠物业来推动。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是年轻人多,居民权利意识强。由于缺乏一个社区主体去凝聚共识,在整个推进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基于对国外和国内的观察,郝利琼认为,在上海当然有社区堆肥的可能性。因为堆肥是一件充满生命力、欢乐和趣味的事情。可以通过设计堆肥,做社区营造工作,激发居民分类—做堆肥—种菜种花—社区分享,建立更丰富的社区联结,推动垃圾分类更持续地进行。

吕长红:湿垃圾回收利用的现状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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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吕长红的工厂主要负责上海闵行区的厨余垃圾处理工作。此前,澎湃新闻也介绍过他们“从餐桌来,到餐桌去”的湿垃圾处理方式。随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从2017年4月到2020年7月,吕长红的工厂处理厨余垃圾的总量达21万吨。他们采用“好氧+厌氧”的处理模式将厨余垃圾转化为资源化产品,包括5万余吨的土壤调理剂、6000余吨的餐厨废弃油脂和300万方的沼气。

从去年垃圾分类开始,工厂的处理量直线上升,而餐厨垃圾的纯度也可以达到85%以上,相比从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到去年年底左右,随着工厂二期项目的稳定运行,每天可以收到约400吨左右的餐厨垃圾。去年12月是高峰,处理了约1万吨餐厨垃圾。但今年年初的疫情暴发期,工厂收到的餐厨垃圾量有所下降,2月、3月时,大概每天处理100吨餐厨垃圾。

吕长红认为,垃圾分类的未来依旧困难,但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高消耗的发展注定不可持续。他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观点:“垃圾分类是以法制化为基础,以社会化为保证,以产业化为支撑,以价格机制为导向。”

当下他的公司在做资源化产品,处理垃圾享受政府补贴。但今后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市场化和经济化。他的工厂在确保产品品效和功能的条件下,还需要不断优化自身产品。未来才能减少对政府补贴的依赖。

而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食物浪费问题,也能从吕长红的工厂窥见一斑。由于学校食堂是他们工厂的餐厨垃圾来源之一,往年开学后,他们往往每天会多收到几十吨餐厨垃圾,但最近几天发现只多了十吨左右,远低于之前的水平。

最后,吕长红表示,餐厨垃圾变少了,他们的工作压力也变小了,每多一吨餐厨垃圾,就意味着浪费了一吨粮食,而处理这些垃圾需要花钱,要比生产这些粮食贵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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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设计:澎湃新闻 郁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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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英燕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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