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臭的盛世、肮脏的帝都——秽土平安京

京都,不仅是日本的千年王城、也是世界知名的文化中心。在这里,西洋人可以带着各种”想象异域”的善意或成见,在走马观花之后再回去写出类似于《菊与刀》这种不着边际的快餐论文;而中国人则会在漫步大街小巷、故宫古刹之的同时,不由自主去地缅怀盛唐富宋的绝代风华。作为一个历史名城,京都有着中古时代那种特有的风雅;作为现代都会,这里还配备着自工业时代以来便稀缺的闲适和宁静。

总之,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京都似乎还是光源氏和清少纳言的那个平安京,依旧是在暮春的曙色中,满庭绿肥红瘦,空中飘荡着远处的莺啼燕语——除了令人作呕的恶臭······在人类文明史上,大都会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漫长的污秽史。这一点,无论是罗马、长安,抑或是巴黎、北京,都是一样的——平安京自然也不会例外。

恶臭的盛世、肮脏的帝都——秽土平安京

我们想象的平安京是这样的,

恶臭的盛世、肮脏的帝都——秽土平安京

至少是这样的,

恶臭的盛世、肮脏的帝都——秽土平安京

事实上,很可能是这个样子。

问题来了,既然平安京与同时期的大都市一样,都是各种意义上名副其实的“秽土”,那么这座令无数风雅之士魂牵梦萦的天邑京华究竟又是从何时起才开始堕落的?答案是,从一开始就很“堕落”,或者说,在平安京开始成为京城的时候,这座帝都就很肮脏、很污秽。

平安京之所以会从一开始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其中有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这座帝都,其实是一座:整体未能如期建成、大批在建项目烂尾,人烟稀少,几近沦为“鬼城”的Potemkinvillage······

在延历十五年,桓武帝于太极殿接受公卿百官朝贺之后,从这一年的六月起,平安京的营造范围就开始由宫廷扩大到市区,标志是之前的造宫使升级为造宫职,由单独的官员扩展为一个机构。一开始,建设工作热火朝天的推进,比如在延历十六年三月,朝廷强行征发远江、骏河的农民两万零四十人为劳役;三年后又抓来山城、大和等地的农民一万人来修筑桂川的水利工程,以防洪水泛滥,淹没新都。

恶臭的盛世、肮脏的帝都——秽土平安京

恶臭的盛世、肮脏的帝都——秽土平安京

不可否认的是,平安京的一些角落确实是“如梦似幻”,但也就是角落而已。

这要注意的是:远江、骏河皆属东海道,也就是现在的静冈;山城、大和都在京畿,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天子脚下”。在古代社会,京畿的庶民一般来说都比其他地区的庶民享受着更多的“福利”,所以延历十九年十月的这次征发劳役可说明为了营建平安京,当时以桓武帝为首的朝廷已经开始杀鸡取卵了。更何况当时日本朝廷还在继续着与北方虾夷各部的“三十八年战争”,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吃紧状态。因此,这座新帝都的营建工程也就只能走一步说一步。延历二十四年腊月初七,也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桓武帝承认了自己统治期间的穷兵黩武和大兴土木已经让社会普遍陷入了痛苦之中,于是便下诏书暂停对虾夷的战争和平安京的营造,紧接着又三日后废止造宫职这一职务。

至此,除内里、东、西市之外,整个平安京只有左京的一半(北部)、右京的四分之一的地区建成了里坊制的市区,其余地区基本上都是还荒芜的原野和小树林。

整个城市的“面子工程”尚且如此,那些一直被视为比较“次要”的问题也就可想而知了,比如说排泄物和垃圾的处理。

摸着良心说,平安京的规划设计绝不是没有考虑到基础环境设施。作为“下水道”的侧沟一直是当时设计者所关心的重点。按照《类聚三代格》的记载,当时的设计者们都认为:

“加固京城,侧沟为其根本。”

而《延喜式》则详细的记载到,当时京城内所有的侧沟加起来折合今天的七千米,其中大沟宽四尺、小沟宽三尺——注意,此时的平安京只有十来万人口,而现在京都市有一百五十万人,下水道全场为四千一百五十五米。按比例计算,当时平安京居民拥有的基础环境设施也不逊色于今日京都居民。

不过,在当时,帝都的居民中无论是积善藤家的公卿们,还是在罗城门薅死人头发的贫婆子,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往侧沟里扔垃圾。尤其是富贵人家,经常在门口的侧沟上搭个棚子,当做厕所,称之为“水洗”;公卿王侯们通常在游廊的一角设一个屏风,里面放上马桶、夜壶,这被称为樋殿,也就是卫生间。方便之后便有御厕人将排泄物扔进“水洗”之中,也就是扔进侧沟;而府中的侍卫、仆役则会直接在水洗中方便一下。

不仅如此,后来各种生活垃圾也往侧沟里扔,而且这种习惯从一开始便是如此。比如《续日本纪》就说过,早在百年前的藤原京时代,就已经是:

“京城内外,多污秽恶臭”。

后来平城京的侧沟遗址中也发现了各种生活垃圾——除了吃剩的鸡骨鱼刺之外,甚至破瓮碎砖都会一股脑的倒进去。要说明的是,往侧沟中扔垃圾和排泄物的,基本能上还都是“体面人”。绝大多数平安京中的居民,也就是老百姓们,一般会选择在街头巷尾这些公共场合“方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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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今日的京都曾是一个臭气熏天、污水横流的地方。

最典型的就是《落洼物语》中的男主,两个小哥哥:近卫少将道源和惟成带刀。这二人冒雨前去女朋友家中过夜,在赴约的路上却被巡夜的小吏当做半夜出门偷情的穷小子。于是便喝令这主仆二人到路边蹲着。此时少将发现路边污秽泥泞,而且堆积着粪便·····而这些粪便的来源,在《今昔物语》中有交代,比如“侍奉贵人的少女蹲在大路上出恭”、“少妇······对着土墙,向南蹲下解手”······

不仅仅是大街上如此,即使是一些神圣的宗教场所也难“未能免俗”比如神泉苑从遍照金刚的时代就是朝廷祈雨的祭祀场所,可以说非常神圣。但是据《小右记》记载,在差不多二百年后,此地已经是四面围墙皆皆坍塌,污秽不堪。

当然,平安京有时也会搞一些“卫生”,每当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活动或是御驾出巡时,这些场所的沿途街道都会被清理一遍。负责这种工作的是检非违使。

检非违使的职务类似大明朝之南北镇抚司,不仅担任着京师警察和法官的角色,而且还要负责打扫卫生,派出卫士、侍从、仆役不定期的打扫卫生,以防大人物们出门时受到玷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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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非违使还是干一些实际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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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靠着举报、罗织罪名过活的秃童才是真正的社会毒瘤。

这种环境,对于人口密度集中的大城市来说,会意味着什么自然也就不言而喻。每到雨季,大雨滂沱之后便“京中沟渠皆肆溢”,有时鸭川之水还会泛滥入城,路边、沟中的垃圾、秽物也自然随着流水一下子扩散到整个平安京。平安京在地质属于碎石土,地表水很容易渗透到地下;而京中的水井几乎又都是浅水井,每当梅雨季开始,河水、侧沟开始泛滥,污水也渗入地下,井水中当然就会经常滋生繁衍了大量的寄生虫,疫病的爆发和传染如影逐随的跟至。

十世纪末、十一世纪出,正是藤原道长以天子舅氏的身份执掌天下的世道,被视为平安王朝的黄金时代。但即使是在这么一个如满月般的盛世,作为帝都的平安京也因为瘟疫的传播而经常变成一个恐怖的大停尸场。自一条帝长德元年(995AD)开始,到后一条帝万寿四年(1027AD)三十二年间,各种瘟疫在平安京爆发了十一次。在长德元年之前两年的正历四年(994AD),平安京开始爆发瘟疫,《本朝世纪》四月二十四日条记载:

“死尸堆满街边,往来行人皆掩鼻而过,乌鸦野狗食之饱腹,尸骨填满小巷”。

三个月后,便有了““京都死者过半.五位以上官员死亡六十七人”的结果,鸟部野的乱葬岗、罗城门外的荒地、甚至路边都横七竖八的躺着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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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开创了“风雅的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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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横遍野,除了成不远就是。

万寿三年四月,平安京的水井中出现了一种形如水蛭的寄生虫,引用了这种被污染的井水之后,人们的会身体上就会长肿块。这次疫病延续到了第二年,权大纳言藤原行成、关白藤原道长这些居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大人也在劫难逃,最终一命呜呼。

正因为平安京的肮脏,才导致了瘟疫的肆虐,而死去尸体被随意抛掷,反过来又使得城市更加肮脏,这种恶性循环持续了七百年之久。不过,在平安王朝终结之后,平安京却以帝都的状态继续颓废的维持了下去,但是大街小巷却逐渐的变得越来越干净,这一切都是要拜农业发展所赐。

前面说过,平安京的地质是坚硬的碎石土,这种土质虽然适合营造房屋,但是却因为十分贫瘠,不宜耕种。要想改变土壤的肥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往地里施肥。在化肥发明之前,堆积在沤粪池中腐烂至青色的排泄物是最好的肥料。而大城市因为人口多而且密集,所以就成了最大的肥料产地。各町的管理者于是便在街道两侧修建设有粪坑的公厕,以方便攒下各种“肥料”。之后再卖给专门经营肥料的商人或是直接卖给农民,从中可以获取一笔丰厚的收入。也就是说,圣护院的萝卜、桂川的甜瓜、九条的大葱、七条的芹菜、鹿谷的南瓜,这些以美味著称的蔬菜都是靠着各町公厕的滋养才能够成为京城的特产。而京都的街头从此也变得干干净净,到了庆长十四年(1609AD)西班牙使臣罗德里戈·唐·比威罗便开始惊叹道:

“这座城市面积如此广阔,道路四通八达,街道、房屋皆清洁体面,在世界上其他的邦国,我从未见到这样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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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江户开府之际,平安京,或者说京都,就已经成了世界上最清洁的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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