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十大考古新发现,实证五千年文明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于5月5日下午公布,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联合宣布: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十个项目当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国家文物局局长宋新潮对澎湃新闻说:“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众多,竞争激烈,专家们对重要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入围项目的选票结果相对集中。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已经设立了‘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并批复了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项目。以考古实证中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科学地揭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和核心特质,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据了解,五一期间,“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终评会与观众“云相见”。因为疫情的原因,这是三十年间第一次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召开年度考古发现的终评会。最终入围的2019年度二十个考古项目将于5月1日到5日每天下午15:30-17:30举办线上终评会。前四天每天下午汇报评选五个考古发现,于5月5日宣布最终遴选出“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从最终入围的二十项考古发现中遴选而出,而它们也是一千多项申报项目中的佼佼者。本次入围项目关涉早期人类遗址考古发现,如5月1日的直播中汇报的五个入围项目: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浙江义乌桥头遗址、黑龙江齐齐哈尔洪河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有丝绸之路上重要位置如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有陶器、青铜器、瓷器等文物遗存丰富的山东滕州大韩东周墓地、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江西赣江新区七星堆六朝墓群;有能够满足大家对于早期贵族生活的好奇心的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和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园;还有名人效应明显、因而受关注的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大型陪葬墓等。

澎湃新闻也专访了国家文物局,就最终入围的二十个是用怎样的指标来选择的这个问题,国家文物局局长宋新潮谈道:“按照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章程的有关规定,每项考古发掘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取得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发掘过程中,必须依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考古发掘,保证考古发掘工作规范性、发掘工作的科学质量,发掘过程中注重科技手段的应用、多学科的结合、重视发掘现场的保护等。考古发现的内容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所规定的「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并在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发展上具有新的内容、新的认识和新的突破。2019年度重要考古发现众多,竞争激烈,专家们对重要考古发现的学术意义取得比较统一的认识,入围项目的选票结果相对集中。”

而关于今年的十大考古发现的最终评选是否也为之后的考古发掘指出方向时,宋新潮也表示: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深化了我们对于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线索和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方向。“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已经设立了“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并批复了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项目。同时,在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强调树立课题意识、学术意识和保护意识,今年国家文物局也看到了不少基本建设考古获得的重要发现。今后,国家文物局将继续指导、协调各考古单位加强学术科研,以考古实证中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科学地揭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和核心特质,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今年首次以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终评会,国家文物局认为这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拓展了公众考古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以往公众考古活动强调面对面的交流和实地体验。此次通过央视新闻、腾讯微视、新华网等新媒体客户端和多家媒体机构,采用线上传播方式,取得了很好地效果,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和直播模式的巨大潜力。其次,扩大了公众考古活动的影响力。借助全媒体集群实现了多渠道、多层次传播,覆盖面非常广,公众几乎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多家平台观看和参与活动,直接获取专业信息,参与度更强、信息更准确。”

本届终评会评委通过抽签方式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柴晓明、陈星灿、韩国河、韩建业、雷兴山、李伯谦、李让、刘斌、刘庆柱、孟华平、水涛、宋新潮、孙庆伟、王辉、王巍、王幼平、王占奎、信立祥、闫亚林、袁广阔、朱岩石(按姓名拼音排序) 等21位评委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文物报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等单位。

附:部分考古发现的过程及价值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出土8000余件包括大熊猫在内的动物化石

1995年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京大学等单位在秦岭地区开展了持续的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发现旧石器遗址400余处、旧石器20余万件。

2017年以来,为弥补秦岭中西部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洞穴遗址发现的短板,研究团队在汉中盆地开展了洞穴专项调查,于南郑区梁山镇南寨村附近新发现了疥疙洞遗址。由于遗址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2018-2019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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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1×1米探方27个。遗址地层堆积厚约1.6米,分13层,第1、2层为近现代堆积,第3—10层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层,第11-13层为自然砂砾层,第13层以下为基岩。旧石器时代堆积可分三组,三组堆积单位代表了三期文化遗存。各期石制品面貌基本一致,均属小石片石器工业系统,石器加工技术为“简单的石核-石片技术”。总体呈现出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特点。

其中第三组中发现人类活动面1处、石器加工点3处、火塘2处;出土人类化石、石制品、烧骨、动物化石等遗物万余件。第5层下发现有1处火塘,位于洞口处。人类活动面位于第4层下,具有明显的踩踏面,活动面上见有石器加工点、火塘以及集中分布的碎骨堆。发现石制品1500余件,原料以石英砾石为主,其次为石英岩和凝灰岩砾石;类型包括石锤、石核、石片、工具、断块和片屑;工具大多以石片为毛坯,多为中小型刮削器,存在少量尖状器,偶见重型刮削器。动物化石及烧骨8000余件,初步鉴定有鹿、麂、牛、剑齿象、犀、野猪、大熊猫、熊、狼、最后鬣狗、黄鼬、豪猪等20余种,其中鹿科和牛科动物占绝大多数,属于晚更新世“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距今约3—1.5万年。

据介绍,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有以下几个方面意义,首先它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罕见的、保留了距今10到1.5万年间人类化石和丰富文化遗存的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基本连续,层位关系清楚,出土遗物性质明确。

该考古发现也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类型居址的空白,对研究早期人类洞穴和旷野阶地两种类型的居址形态和生计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因为出土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动物化石,且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极大地丰富了秦岭地区晚更新世的动物化石材料。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本次发掘中,从覆压护墙的弃置堆积中出土了大量鬲、斝、盉、瓶、豆、瓮等龙山时代晚期典型陶器。结合已有测年结果,皇城台大台基的主体使用年代当不晚于龙山晚期。

大型夯土高台建筑基址、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及藏玉于石、杀戮祭祀等特殊迹象,以及石雕、陶鹰、卜骨、陶瓦、口簧、玉器等珍贵文物,不仅彰显了皇城台的核心地位,而且暗示着石峁城址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具有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的双重角色。

连续九年的系统考古工作表明,作为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皇城台或已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是目前东亚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早期宫城建筑,展现了黄土高原上一处神秘王国都邑的极致辉煌。石峁遗址考古成果不断刷新着学界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知高度。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极大丰富的曾国及周王朝历史文化信息

枣树林墓地位于湖北省随州市东城办事处文峰社区。2018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枣树林联合考古队对墓地已勘探的86座春秋曾国墓葬进行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2019十大考古新发现,实证五千年文明

枣树林墓地与近年发掘的文峰塔墓地均属于义地岗墓群,后者发现有曾侯、曾侯、曾侯丙等曾侯墓葬,是一处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曾国贵族墓群。墓地按曾侯及其夫人墓、高等级贵族墓和低等级贵族墓可分为5座“甲”字形大墓、19座中型墓、62座小型墓,墓葬均为东西向。其中5座“甲”字形大墓分三组由北及南排列,三组大墓墓主分别为曾公求及夫人渔、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得,每组北部为夫人墓,曾侯墓居中,南部东西两侧分别葬有马坑和车坑,中、小型墓葬分布在大墓外围。

曾侯墓葬至少应为七鼎六簋,夫人墓为五鼎四簋。墓地出土铜器2000余件,其中铜礼乐器近600件,除曾公求夫人渔墓外的其他4座曾侯及夫人墓出土不同组合的编钟共88件:曾公求编钟34件,其中镈钟4件、甬钟17件、钮钟13件;曾侯宝编钟被盗仅存15件,其中镈钟2件、甬钟13件;曾侯得编钟20件,其中镈钟4件、甬钟16件;曾侯宝夫人芈加编钟被盗仅剩钮钟19件。发现铜礼、乐器铭文近6000字,其中曾公求编钟铭文近1150字,单件镈钟铭文达312字,这是新世纪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批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墓地部分墓葬保存条件较好,在现场文物保护手段的支持下,较为完好的清理出棺椁、漆器及兵器杆柄等有机质文物。

枣树林墓地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的缺环,构建了中国周代封国中以考古发掘最完整的材料也是最重要的文化序列,构建江汉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标尺,在曾国乃至两周考古领域具有重大意义。

一、枣树林墓地发掘的三组侯墓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棺椁结构和器物组合等保存最好的春秋中期诸侯级墓葬,填补了不见春秋中期曾侯的空白,对完善曾国世系及研究春秋中期诸侯墓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三组曾侯墓葬在布局和年代上都与墓地之南的曾侯、曾侯墓葬相衔接,整个墓地规划有序,墓葬排列整齐,体现了周文化墓地特征和曾国葬制的传统。

二、墓地年代较早的墓葬随葬器物形制大体与周原地区相近,较晚的墓葬随葬器物已有很明显的楚文化风格,说明在春秋中期曾国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转变,为探讨曾、楚、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对研究春秋中期曾国乃至周文化体系青铜礼器的变革、构建南方青铜文明意义巨大。

三、青铜礼乐器铭文反映了极其丰富的曾国及周王朝历史文化信息

1.芈加编钟铭文 “帅禹之堵”、“以長辝夏”,可与传世豳公盨、秦公簋、叔夷镈的“禹”“夏”铭文相印证,反映了春秋时期不同文化区域对“禹”和“夏”的共同认知,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材料;

2.芈加编钟铭文“余文王之孙”等,涉及曾国是文王之后的新材料,可与曾侯编钟铭文“稷之玄孙”、“左右文武”对照,从铭文记载的角度辨析周代从“稷”到“文”、“武”的世系,为建立曾国世系提供了最直接重要的文献资料;

3.芈加铜器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等,充分证明曾即为随,从而为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曾随之谜”画上了句号;

4.曾夫人渔墓出土铜鼎铭文“唐侯作随侯行鼎”,为寻找唐国提供了新线索,同时为研究周王朝体系下的曾国和唐国交流提供新的材料。

5. 编钟铭文“昭王南行,左右有周,赐之用钺,用政(征)南方”,为研究周王朝开发南土提供了新材料;

6. 曾公求编钟铭文“适于汉东,(南)方无疆,涉政(征)淮夷,至于繁阳”等,对研究曾国地望提供了新线索;

7.曾公求编钟铭文中出现了“玄镠”、“黄镈”、“鐈膚”等系列贵重金属材料的名称,对研究冶金史和材料史具有重大意义。

曾国在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的存世阶段,从国君到中小贵族的墓葬、中心区域遗存都有揭露,曾国成为商周考古中物质文化面貌揭示最为完整、全面的诸侯国。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体现出考古写史的作用和意义。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

泉沟墓地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东2公里处,分布于泉沟周边的山谷地带。一号墓修建于泉沟北侧300米处一座独立山丘的东侧斜坡之上。2018年9月-2019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安排部署下,在海西州委州政府、乌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配合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和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该墓葬进行了发掘。

泉沟一号墓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由墓道、前室、后室和两侧室构成。墓道大致为东向(78°),前半为斜坡,后半为梯道,总长约11米。墓圹平面大致为方形,长10、宽8、深10米。填土中距地表5米深处埋葬有一殉葬武士,仰身直肢葬式,腰佩箭囊,肩侧有木弓遗迹,足部有殉葬羊骨,身下及周边铺设大石块为葬具。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前室为砖室,后室及两侧室为柏木砌成的木椁结构,顶部用柏木封顶,主室封为三层。墓顶上堆积1米厚大石和0.50米厚的石子封护。前室砖墙和后室柏木墙表面均绘壁画,剥落较严重。前室墓门侧壁画内容为仪卫图,残留有执旗和牵马迎宾侍卫,其他壁面原绘有狩猎、宴饮、舞乐等内容,但损毁严重,顶部描绘各类飞禽走兽、祥龙飞鹤。后室四壁绘有进献动物、帐居宴饮、汉式建筑、山水花卉等内容,顶部绘日月星辰、神禽异兽、祥龙飞鹤等图像。各室门框上彩绘宝相花图案。前后室内中央各立一根八棱立柱,表面彩绘有莲花图案。前室地面铺土坯,后室铺砖。后室内发现大量彩绘漆棺构件,应该为双棺,棺表髤黑漆,再施彩绘,内容有骑马行进人物、兽面、飞鸟、花卉、云团及几何图案等内容。人骨堆积散乱,可见至少2具骨骸,推测应为夫妻合葬墓。随葬品有丝织物残片、嵌绿松石金银带饰、铜筷、铜饰件、铁器残块、漆木盘、陶罐残片、玻璃珠、粮食种子和动物骨骼等。

在后室西侧木椁外墓底坑壁上,发现一处封藏的暗格,内置一长方形木箱,长1、宽0.90、高0.89、厚0.6米,箱内端放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和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鋬指金杯,木箱下铺有粮食种子。鎏金王冠前后各饰一对翼龙,两侧各饰一立凤,后侧护颈饰双狮,周身镶嵌绿松石、蓝宝石、石榴石、天青石珠等,内衬以丝绸,冠前檐缀以珍珠冕旒。供奉和珍藏的意味突出,可见是墓主人最为珍视的、兼具神圣性的重要物品。鋬指金杯有四曲杯体和方形圈足,装饰富丽,技艺精湛,融合唐朝、中亚和吐蕃之风于一体,以往出土的同类器物中无出其右者。

泉沟一号墓在几个方面的“首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一是该墓葬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壁画墓在汉文化区非常流行,但在青藏高原极为罕见,尤其是吐蕃统治时期,并不流行这类墓葬装饰形式,显示了该墓葬的与众不同之处。绘画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其次,彩绘漆棺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独特葬具装饰形式。吐蕃时期青海地区多见彩绘木棺,而中原内地多见无彩绘的漆棺,这也是两个地区不同文化的融合形式。由于制漆技术和原材料所限,青藏高原制作大件漆器是极其不易的,这也暗示了该墓葬具有非同一般的级别。

尤其重要的是,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鎏金王冠显示墓主人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曾经拥有极高的统治地位,由此也可以推知吐蕃时期在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可能设置有高级别的行政和军事建制。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历代王冠极少出土,均被盗扰严重,或保存极差难以复原。墓葬内暗格的独特设置,可见造墓者用心之良苦。

根据出土物特征和壁画内容风格,可以推测该墓葬为吐蕃时期,碳14测年显示为公元8世纪。这个时期吐蕃已经占领了青海地区,并以此为大本营,与唐朝在临近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展开激烈角逐。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处青海丝绸之路战略要冲,扼吐蕃通唐朝和中亚之门户。吐谷浑统治时期和吐蕃统治时期丰厚的财富积累和文明发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亚地区源源不断的文化输入,对于青海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该墓葬的发现,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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