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士云|教育变迁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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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变迁亲历记

作者:顾士云

今年是建国七十周年,也是上海和崇明解放七十周年。七十年来,各行各业所发生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沧海桑田。在所见所闻所历的各方面的变化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教育事业的巨大变化。我是一九六七届初中毕业生,一九五八年入读小学春季班,一九六八年八月离校,一九七〇年又入读高中试点班。一九七七年冬考入大学,一九八〇年七月毕业后在建设中学任教。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〇〇九年八月,我先后担任建设中学党支部书记和校长职务。二〇一二年二月退休后至今,又先后担任了普教和成教方面的督导工作。历经学、教、管、督四职,我在崇明教育战线摸爬滚打了五十多年,从学校视角见证了崇明教育的历史变迁。

1

校之变

解放初的学校,有不少是借用民宅和庙宇兴办的。我初小读的马桥小学,虽然也是公立小学,但校舍却借在张网港马桥旁边的龚家祠堂内,中堂内供了不少牌位,东边房和西侧厢房做教室用。读春季班时,一、二年级复设。秋季开学时重读一年级,一、三年级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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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小学旧址一

后来,大同公社在马桥附近划出近千亩地设菜园大队,马桥小学就成了它的办事处。那是“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特殊年代,学校服从大局,搬到了东边的茅重元先生家里。那是个朝东宅,堂屋和南边房以及南、北两侧厢房各设了一间教室。虽说茅家的房子在当地是好的,但同专用的教室还是不能比的:有了前门没有后门,有了正门没有边门;有了前窗没有后窗,屋面装个玻璃明瓦,晴天还能凑合,到了阴雨天,黑板上的字就看不清楚了。课桌十分陈旧,桌面凹凸不平,桌腿摇摇晃晃。凳子规格不一,不够时就让学生自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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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小学旧址二

在这个十分简陋的学校,我度过了四年的初小生活。一九六二年七月,经过选拔考试,我进入了位于建设镇运北村的运北小学。因生源多,教育资源紧缺,初小升高小通过考试把一些大龄生、留级生筛选了出去。运北小学是公立完小,借用在一个叫朝东庙的寺庙里,原来供奉的菩萨被请出去了,南边设了个简易校门。校内房子十分紧凑,除拥挤的教室外,还辟了两间集体宿舍,一间小饭堂。

学校北边是操场,操场南边挑了个土堆,运动会时当主席台,文艺汇演时当大舞台。教室内的课桌本来就高低不平,还被调皮的学生在桌面上刻了线槽和许多乌七八糟的字。凳子不够,依然要让学生自己带。一九六四年高小毕业,我考进了建设中学。虽然是公立中学,但校舍还是借用了施剑秋先生的老宅。经过改造后的校舍比小学时要好多了,但仍显得低矮潮湿。

学校位于建设镇西部,靠近老滧河,地处偏僻,给师生的工作学习带来了许多不便:道路泥泞,师生徒步进出学校;不通电,教师在煤油灯下备课改作业;没有运输工具,总务老师借校邻的独轮车上镇买柴米油盐,进城购书本簿册。一九七〇年入读高中试点班,地址还是在建设中学的内。当时全乡五个村小办了五所带帽初中,所以才能腾出两间教室作为高中试点班。名为高中,一无正规的高中师资,二无正规的高中教材,三无严格的课程要求。学校搞开门办学,让学生去学工、学农和学军,深入社会实践。

从初小春季班到高中试点班,一路读来,学校没有像样的校舍,借用祠堂、庙宇和民宅办学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没有完好的课桌椅,没有合格的体育场地和设备,没有合格的图书室、阅览室和实验室,教育设施十分简陋。小学时无图书室和阅览室,初中时才有了图书室和阅览室,但图书资料和报刊杂志十分紧缺。小学时无实验室,初中时才有了实验室,但实验设备不全,实验方式简单,学校几乎没有正规的教育设施。

直到一九七〇年,学校才在斜桥村18队征地盖起了一幢两层楼,从而也结束了建校十年来有校无舍的历史。尽管学校发展面临了种种困难,但崇明的许多学校都攻坚克难,勤俭办学,尽最大可能满足了广大农家子弟的就读需要。一九七八年实行改革开放,教育发展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学校经费短缺、设施落后、设备简陋的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一九八零年参加教育工作,一九八五年走上学校领导岗位,为改变学校发展的困难现状,创收办学,集资办学,进行了多年的拼搏奋斗,但直到二千年后才迎来了教育的大发展,学校经费大幅度提高,学校设施大规模改造,许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兴建的设施被推倒重来,标准化的教室、图书室、阅览室、实验室和电脑房,面目一新。

学校新增了视听室、录播室、音乐室、美术室、劳技室等专用教室。学校设施像宾馆,校园像花园,校容校貌得到了根本改观。学校公用经费充足,办学不再依靠创收和募捐化缘了。校舍规范标准,生均校舍面积提高了几十倍。设施设备新潮前卫,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一应俱全:室内操场,室外橡塑场地为师生的体锻活动提供了现代化的设施设备;电子阅览、教室视频、电脑备课使学校教育走上了数字化、信息化的快速轨道。

2

学之变

儿时学习,纸张紧缺。我读小学前,就学会了阿拉伯数字和中国数字的书写,但那是用树枝削成的笔在泥沫上学写的。上学后,因买不起书包,就提个书篮。人手必备的是石板和油石笔,用于书写和计算,这个油石笔和石板一直用到了小学四年级。当时课本简单,没有什么辅导读物,簿册也没几本,书本和簿册都是用发黄的低级纸品印刷的。书写的工具开头是石笔和铅笔,后来是圆珠笔和钢笔。我买的第一支钢笔还是上初中的时候,而买钢笔的钱是我靠摸蟹、斫毛柴拼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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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石笔

那时物价低,老毛蟹一串10只卖2毛钱,6斤湿毛柴晒成1斤干毛柴只卖1毛钱。可想,买支3元钱的钢笔要花费我多少的劳动?初小读马桥小学离家有2里路,沿着张网港河边走,遇到刮风下雨,路滑泥泞,随时都有滑到河里的危险。当时家庭条件差的同学多,下雨天没有雨伞和雨鞋。家里用的雨鞋是钉鞋,那是在桐油里浸泡后晒干的鞋子,打上防滑铁钉后作为雨鞋,又重又硬,走不了多少路,就会把脚磨破。所以下雨天,小孩子宁愿赤脚也不愿穿钉鞋。一般人家很少有雨伞,大人雨天出行披蓑衣(一种用棕毛和毛柴做的雨披),小孩雨天上学披麻袋。虽然后来有了套鞋和纸伞,但也只有条件好的学生用得起。

高小读的运北小学,离家有2里半路,是沿着渠道走的“电灌路”。雨天还是披麻袋,打赤脚,天冷时脚底冻的彤红,泥泞中脚底还会被碗片、铁钉、玻璃片之类的尖锐物刺破。一九六四年秋,我考上了建设中学,但吃中饭和上学走路就成了问题。学校饭堂只供教师用餐,学生用餐全靠自己带饭。天暖时,把饭菜装在饭盒里,有时父母出早工,带不上新鲜饭菜的话,到中午时就有可能变质。天冷时,把饭菜装在饭袋里,学校为学生提供蒸饭服务。每班一个蒸格,用小布袋装饭容易蒸透。学生带的饭菜,都以玉米粞饭或麦粞饭和咸菜为主,条件好的学生偶尔带点咸瓜炒蛋或煎蛋之类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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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建设中学校门

学生离校远,多的要有十四、五里路,我家离校也有十一里路,紧走慢走也要1个小时,下雨天路难走,总要多花一二十分钟。冬天日短,上学时太阳还没出来,放学时却要踏黑回家。每当走到荒坟野沟旁,还会惊吓出一身冷汗。那时读书走路,别说搭个汽车,就是买个破自行车也不敢奢望。全校250多名学生,骑自行车上学的只有3个人,他们的自行车,都是父亲在上海工作,从旧货店里买的旧车,但在学生的眼里,比哪吒的脚踩风火轮还要神气。学生学习条件的改变,最明显的还是改革开放后,许多家庭在子女入读初中时都买了新自行车,学校饭堂经多次改造后逐步可以容纳学生在校用餐。

徒步上学、带饭上学的现象已经成了历史。进入二千年后,道路交通的改变使学生的进校学习更为便捷。摩托车、电瓶车、汽车接送学生成了新常态,历朝历代都要收取的学费全部被免除,学校为农村学生提供免费午餐,为全体学生免除书本簿册费用,高质量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为广大农家子女提供了优质的教育服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小升高小,高小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要淘汰大批的学生。现在不仅初中教育得到了普及,高中和大学教育也差不多普及,青少年的受教育年限普遍达到了十四年以上。过去多少年里,好多人都梦想着上大学,但在几个升学关口上都被淘汰出局了。

今上大学已经不是梦想了,上一般大学大多不成问题,上国内外名牌大学才是大家的目光所向。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全国十一个届别的初高中毕业生700多万人竞逐27万个大中专生的录取数,如今光一年的大学招生数就超过了800多万。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多,家庭对子女读书的投入也急剧增加,学生的学习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3

教之变

五、六十年代的学校教育,不仅缺经费、缺校舍,而且还缺师资。我读小学时,正规的科班出身的教师不多,半路出家的和临时代课的教师比较多。这些教师中,文化程度和业务素质千差万别。

春季班那时和接下来的一年级第一学期,都由杨老师任教,他同时也带教了二年级和三年级。这是一位和蔼可亲、教学有方的好老师,深得学生的喜爱。不论带教一、二年级复设班还是一、三年级复设班,把两个班的课程和作业都安排的紧紧有条。但好景不长,一年级第二学期,来了一个“胡子”老师,脸上胡子拉碴,脾气十分火爆,虽是速师毕业,但有神经质地,动不动就发脾气,一根新竹竿做的指字棒,要不了一天,就被他敲得粉碎,第二天叫学生再做一根,天天如此。由于他每天吹胡子瞪眼的骂学生,“胡子”老师的外号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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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学习环境

二年级的第二学期,新来了一位代课教师,此人满口金牙,外表嬉笑自然,实质心狠手辣。他教书照本宣科,象和尚念经。每天只知道让学生背书和默写生字,学生稍有差错,就要被他掐嘴革、打头塌、撕耳朵、揪头发撞墙、推毛竹勒,个别调皮的学生经常被他打耳光。在那个法制意识淡薄的年代,只要不打出事,就没人追究。学生们恨透了他,背地里都叫他“刹心和尚”。

三年级第一学期,又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代课老师。那时课文中有一篇课文叫《人民大会堂》,是用一个小朋友的口气写的。说的是有一天王叔叔带他去参观人民大会堂,他怀着好奇心开始数位子,王叔叔就用北方方言跟他说:“甭数了”。这个“甭”字,放到现在的小学生面前,一查字典就知道念“béng”,意思是不用数了。但在那个年代,小学生没字典也不会查字典,代课老师不知是不会用字典,还是懒得用字典,于是那位老师就叫我们把那个字拆开来念成“不用”,真是不识字老师念白字,我们私下里又把那个老师叫成“不用老师”。

那时教师紧缺,能找个代课老师已经不容易了,谁还管那些侮辱学生、体罚学生和念白字的事了。为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小学一至三年级,我们每天下午都要带篮子为菜园大队畜牧场割猪草,所以学生很少有静下心来读书的机会。四年级时,来了一个胡老师,他是正牌的中师生,热爱教育,关爱学生,对学生循循善诱。他和杨老师一样,是我难忘的两个好老师。

九六二年秋,我考入运北小学读高小。比起原先的学校,运北小学要正规得多。有教师食堂和教师宿舍,大部分教师住校工作,煤油灯下备课改作业,教师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都比原先高。学校每学期举行运动会和文艺汇演,活跃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虽然也有代课老师前来任教,但侮辱和体罚学生的现象不见了。

一九六四年秋,我考入了建设中学。当时学校有四个班,初三、初二各一个班,初一新招了两个班,十五位在编人员中,十三位教师,一位职员,一位炊事员。一位教师既上课又兼总务主任和会计。教师全部住校,白天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虽然教师中科班出身的师资不到三分之一,大多数教师是从小学选拔上来的,也有从高师一年制培训出来的,但就是靠着那些人,撑起了一所简易的农村初中。我就读时的校长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中师生,但事业心强,对教学抓得紧,富有领导能力,敢于和一些老牌的初中较劲,在教育设施和师资条件较差的情况下,硬是团结全体师生,凭着一股子拼劲,办出了较高的教育质量。当年教师上课,很少有教参,工具书也不多,全校一本辞海,一本辞源,几个教师合着用。上一节文言文课,要从辞海或辞源上查词语解释,不知要花多少工夫。在初中期间的学校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学校每学期搞运动会,还搞重大节庆的文艺汇演和春节送戏下乡。学生自编自导,自拉自唱,居然也会搞出一些很有质量的节目。这种教师潜心教育,拼搏奋进,学生专心学习,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可惜因文革而中断。文革中虽然也出现过为恢复正常教育秩序而所做的多种努力,但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很难奏效。

一九七〇年,全县好多初中试办高中班,但原来的教材都废了,新编的教材把数理化课综合成工农业基础知识。政治课成了学文件,学社论课,语文课成了写大批判文章课,被文革冲击的教育一时间难以走出混乱。真正使教育走上正规的重大事件是恢复高考。

九七七年举行的恢复高考,从全国700多万考生中录取了27万大中专学生,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重视教育,重视教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教育的春天来到了。

我于首次高考中考入上海师院,一九八〇年走上教育岗位后,真切感受到了教师职业的光荣感和责任感,真实见证了教师职业地位、工作条件、学习条件和生活待遇的逐步提升。以教师的收入为例,六、七十年代,教师的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八十年代中后期,教师的月工资进入百元阶段;九十年代中后期,教师的月工资进入了千元阶段;二〇〇八年后教师实行绩效工资到目前为止,教师的月工资进入了万元阶段,教师的工资收入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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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学生留影。1972年至1978年期间,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校合并,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第一代)。1978年4月,上海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校从上海师范大学分离出去,相继恢复原来的建制。1984年10月,上海师范学院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第二代)。

教师的专业素养不断提高,极大多数的中小幼教师达到了本科学历,代课教师早已不见,侮辱和体罚学生的现象已基本绝迹。教师的工作条件不断改善:视频教学替代了板书教学,千百年来使用的黑板和粉笔逐步退出了课堂,电脑在教学上的应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教学联网使优质师资得到了共享,教师与家长的微信联系使家校交流收到了即时、便捷的效果,网络化的教师培训确保了教师的自身学习和知识更新,教师的“教”已经插上了现代化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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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室

七十年来,无论从学校层面还是从地区层面,无论从教师层面还是从学生层面,无论从学校的外观层面,还是从学校的内涵层面,教育的巨大变迁都是真真切切的。我从自身五十多年的学校生活中,从学校层面的发展变化中,见证了崇明教育的巨大历史变迁。

崇明教育的变迁是全国教育变迁的一个缩影,但崇明教育的变迁又何止于这“三变”?伟大的时代变革推进了伟大的教育变迁。伟大的教育变迁又促进了伟大的时代发展。教育事业的巨大历史变迁,归功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归功于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艰苦奋斗。我既从学校教育发展的来路中感受到了奋斗的自豪!又从崇明教育变迁的经历中,展望到了中国教育更新更美的发展前景!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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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士云,崇明区建设镇运南村运北16队人,生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八年起,先后就读于马桥小学、运北小学和建设中学。一九七零年底应征入伍,一九七三年三月因病提前退伍,同年五月进建设镇建运站工作,十月回村担任村党支委兼16队队长。一九七四年十月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参加首次高考,一九七八年五月入读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一九八零年七月毕业后到建设中学任教。一九八五年一月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转任学校校长。二零零九年八月离任后担任崇明区教育局党建和教育方面的督导工作。目前在区人社局委托的扬帆评估中心担任成人培训的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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