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张伯驹:穷途不改大家风

题记:且看张伯驹30岁时所作的一阙《八声甘州》:“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玉管朱弦欢罢,春来人自瘦,未减风流。问当年张绪,绿鬓可长留?更江南、落花肠断,望连天、烽火遍中州。休惆怅、有华筵在,仗酒销愁。”由此,方知当年夕阳公子之本色也。

有学者提到张伯驹先生:“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是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感受到张伯驹更多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之物。”

先生确如上文所说是通方知类和博雅通脱的。我常常在想,是那个波谲云诡的时代造就了先生,还是先生成就了历史文化天空中一片瑰丽的云彩?随着先生身影的渐渐远去,他的轮廓却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

说不尽的张伯驹:穷途不改大家风

时间就像是一面镜子,既能观照历史,更能观照现实。其实,先生离我们并不遥远。张伯驹生于1898年,卒于1982年。在先生近一个世纪跌宕起伏的人生中,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一段岁月,从先生的身上更多地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恢弘与纯美、博大与精深、灿烂与辉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先生从容、优雅和猖狂洒脱的名士派头。与其有过深入交往的好友曾说:“他的父亲张镇芳,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过军界,搞过金融,最后成名在诗词文物。你看的旧小说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吗?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家中的收藏,多为罕见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条、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别看我有字画5000多件,即使都卖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出身原因,张伯驹自小接触达官显贵,深深厌倦官场的生活,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由于他对世俗生活不甚讲究且意识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便一言不发,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地拔胡子。张伯驹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着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为此,张伯驹还有方印刻有“好好先生”,可见先生随意洒脱的性情。据孙曜东回忆,虽然张伯驹拥有偌大的一份家业,但他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正是张伯驹的潇洒风神和对古文化的热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之力,散尽全部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道:“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收藏始于1926年前后,他偶然到琉璃厂看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丛碧山房”的匾额,当即买下。先生非常喜欢匾额中“丛碧”二字,从此自命“丛碧”为号,走上了曲折坎坷的古字画收藏之路。民国时期,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的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国家所予的20万元奖励,张伯驹却分文未取。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后来,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还说道:“自鼎革以还,内府散失,辗转多入异邦……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由此可见先生的拳拳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国民党元老张群离开大陆之时,想出高于两倍的价钱购买《游春图》携至台湾,张伯驹都未允之。

说不尽的张伯驹:穷途不改大家风

刘海粟评价张伯驹:“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张伯驹首先应是个优秀的词人,陈毅曾说张伯驹的词有北宋风度,情采可观,不可多得。周汝昌先生在《张伯驹先生词集序》中赞道:“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功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阙百出者所能望其万一……古往今来,倚声填句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以是义而衡量先生之词,然后可以不必寻章而摘句矣。”

张伯驹30岁开始写词,写作时间长达55年,写下了大量的古体诗词,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素月楼联语》等,一生留下20多部诗集。学者姚平认为张伯驹是当代最重要的词人之一,除沈祖棻等人外,罕有其匹。其词作情深意厚,天趣盎然,被誉为词人之词。

张伯驹64岁时在吉林工作,回京过年,大年三十与萧劳、黄君坦等老词友守岁酬唱时曾写过一首《定风波》的词:“辽海归来雪满身,相逢容易倍相亲。灯外镜中仍故我,炉火,夜阑灰尽酒尤温。明岁天涯应更远,春来不是故园春。几点寒梅还依傍,才放,也难留住出关人。”这是张伯驹被打成右派以后心情的真实写照。先生对右派似乎并无感觉,虽然已是64岁的老人了,却还要像“征人”一样远行千里。过了今宵便是明岁,而“明岁天涯应更远,春来不是故园春”。读罢怎不令人怆然而涕下。

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潘素。潘素原名潘白琴、慧素,她1915年生,比张伯驹小17岁,苏州人氏,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张中行在《负暄琐话》中提到潘素是清末大家潘祖荫的孙女(未经考证)。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在潘素7岁之际,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逼其在青楼操琴挣钱。后被张伯驹发现,二人一见钟情,经过艰难曲折终到一起。是张伯驹成全了潘素,激发了她的潜质,后来潘素成为了我国著名的金碧青绿山水画家,张大千曾赞叹潘素的作品:“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潘素也成就了张伯驹的一生,两人藤树相连,相濡以沫,相扶相依,风雨同舟,成为了一对让人十分羡慕的人间伉俪。张伯驹晚年写下一首《瑞鹧鸪》,来追忆两人情定三生的那一刻:“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

说不尽的张伯驹:穷途不改大家风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痴迷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擅老生,别名冻云楼主。1930年,张伯驹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后拜师余叔岩。余叔岩平生只收过孟小冬、李少春少数几个人为徒弟。他只授孟小冬三出半、李少春两出戏,而对张伯驹甚厚,授张伯驹四十多部戏,且在授戏之余,一起切磋文物、书画、金石鉴赏,情趣相投,亦师亦友。1937年,张伯驹40岁生日,在北京福全馆举办堂会,场面盛大,名角云聚。压轴戏《空城计》由张伯驹饰诸葛亮,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张伯驹当时请人把此堂会演出实况录成电影。可惜1958年北影清理仓库时,被当作废品焚毁,一部珍贵的京剧文献影音史料,就这样化为一缕青烟随风散去,令人扼腕痛惜。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画创作很有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先生本人亦擅长书法和画梅兰竹菊,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早年书法传统根基深厚,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先生所画梅兰竹菊馨香高古,韵色别致,清雅脱俗,堪称一绝。

1957年,张伯驹被打为右派。1961年,经陈毅介绍,张伯驹、潘素夫妇下放吉林。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第一副馆长。潘素任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讲师。到长春后,张伯驹将自己所剩的书画收藏共计30多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其中一幅是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被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曾经说:“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在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期间,张伯驹积极征购古代文物字画,使流落于社会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

张伯驹因为作了两首《金缕曲》,以“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等8项罪名遭受批斗。1969年,71岁的张伯驹被隔离审查8个月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勒令其从吉林省博物馆退职,下放到吉林舒兰县农村插队落户,进行劳动改造。但因为张伯驹年龄过大,潘素也是54岁了,这只能增加舒兰县革委会的负担,于是革委会拒绝接收两人。两位老人无奈,只好回到北京。在北京,原来的房间早已被别人占了,只留了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此时,两位老人没有户口,没有工作单位,经济上没有来源,只好靠出卖家中劫余物资度日,最后连家具也卖了,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度日,其境况窘迫可想而知。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3年,王世襄曾几次去看望张伯驹。王世襄说:“张伯驹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可见张伯驹真名士也。

1972年1月6日,老友陈毅逝世,临终前嘱将自己心爱之物玉质围棋送与张伯驹。张伯驹含泪用特有的“鸟羽体”书写了一副72字的挽联,托人送给陈毅夫人张茜,以寄哀思,联曰:“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毛泽东参加追悼会,看到了张伯驹的挽联,观摩许久,深表赞赏。并问起张伯驹的情况,陈毅夫人张茜将张伯驹的凄凉遭遇直告毛泽东,毛泽东默然片刻,嘱咐周恩来总理安排解决。不久,张伯驹被正式调回北京,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做研究员。潘素成为中国画院的画师。两人的北京户口由此解决。是年除夕,精神为之一振的张伯驹写下一首《鹧鸪天》,词云:“梅蕊绽,柳枝舒,故吾镜内看新吾。眼前无限春光好,又写人间一画图。”

在近百年中国文化历史大江大河的潮起潮落中,有的人勇立潮头,有的人孤舟自横,有的人漁歌唱晚,有的人随波逐流。而张伯驹一如一条永不枯竭、奔腾不息的大河,任凭风云变幻、寒雨冬霜,依旧向东流去。

正所谓:襟怀落落意融融,一任烟云化碧空。地裂天崩心似水,穷途不改大家风。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其他 » 说不尽的张伯驹:穷途不改大家风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