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紧急状态的日本,与被延期的东京奥运

进入紧急状态的日本,与被延期的东京奥运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7日傍晚在日本政府新冠肺炎疫情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东京、神奈川、埼玉、千叶、大阪、兵库、福冈7个都府县从今日到5月6日为紧急事态。

此前,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延期至2021年7月23日举办。这届奥运会承载着日本重振信心、走出停滞的厚望,为日本带来了战后最长的一次经济景气。然而,疫情之下的延期举办,让日本这一次的奥运梦再次充满了变数。

记者 | 黄子懿实习记者 | 张洁琼

进入紧急状态的日本,与被延期的东京奥运

“被诅咒的奥运”

现代奥运史上很少有这样戏剧性的开局。3月20日,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圣火远渡重洋,从希腊乘坐“东京2020加油号”专机抵达日本,首站是东北部宫城县航空自卫队的松岛机场。由于疫情影响,迎接圣火的现场一切从简,但日本政府还是派出航空自卫队营造氛围,并对仪式进行全程直播。六架飞机组成特技表演队在空中划出代表奥运会五环圈。这个动作并非难事,此前预演顺利。在日语中,“五輪”即代表奥运。

然而,专机抵达那一天,当地狂风大作,云层厚密,五环烟圈还没来得及合拢,就被吹得不见踪影,出席官员也因大风而迟到。大风中,日本柔道选手野村忠宏和摔跤选手吉田沙保作为运动员代表走上飞机舷梯,接过装有圣火的提灯,然后又将提灯转交给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们一步步向圣火盆靠近。突地,一阵大风再袭,奥运圣火熄了。因为是全国直播,这一幕引起了不少人惊叹“天有不祥之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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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东京奥运会圣火抵达日本

象征和平与希望的奥运圣火,在2020年这个奥运会可谓命途多舛。3月12日,在希腊古奥林匹亚竞技场,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采集仪式也没有现场观众,只有100位嘉宾彼此间距超过一米地站立着见证。这是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再度出现无观众出席圣火采集的情况。为避免人群聚集,圣火在希腊境内的传递也被叫停。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关于推迟举办奥运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3月24日,国际奥委会宣布,鉴于新冠疫情感染者增多,国际奥委会在与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和东京都政府讨论后,决定推迟举办东京奥运会,时间不晚于2021年夏天。3月30日,延期后的新开幕日期被确定为2021年7月23日。东京奥运会,成了现代奥运历史上首次延期举办的奥运会,名称保留为“东京2020奥运会”,举办前奥运圣火将留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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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演员石原里美在圣火传递中“奥运会被诅咒了,这是事实。”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Taro Aso)在3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直言,奥运会“每隔40年就会出现问题”。麻生太郎生于1940年,那一年,原定于分别由日本东京和札幌举办1940年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因“二战”取消;40年后的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则因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联合抵制。

这三次“被诅咒”,都与日本有关。现代日本与现代奥运,似乎也总逃不开瘟疫的威胁。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夕,东京以外出现了霍乱病例,防疫成了当时的重中之重。1998年长野冬奥会,赶上流感大流行;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与里约奥运会,则分别对应着H1N1流感与寨卡病毒。这几次疫情,奥运会都挺了过来。但在2020年,面对已经成为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奥运会在日本东京还是被按下了暂停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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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让日本从战后废墟中真正走出,自此登上了世界舞台。

“日本社会对延期举办的心情很复杂。”前日本央行政策委员会委员、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白井早由里(Sayuri Shirai)对本刊表示,正式宣布延期大概三周前,日本社会对于是否推迟举办奥运会的正反两方比例还各占50%,后因疫情与国际舆论等因素,支持推迟的人数上升至超过七成。“这比取消要强,但现在市场一个很悲观的情况是,疫情发生后,商家们已经有很多损失了。”

首当其冲是旅游业与酒店业。日本株式会社东宁地产是一家在当地负责房产售卖与民宿代理经营的中小型中介,主要服务华人客户,旗下有房源约5.7万套。其负责人永田林告诉本刊,疫情发生后,奥运延期的决定还没出来之前,其民宿今年7~8月的订单几乎都被全部取消了,“数据上基本是清空的状态,全退光了。”

来看房的海外投资客也有锐减。疫情下的日本,只留了两座机场入境,还有强制隔离14天的规定。“客户不会在这段时间来日本,基本上都在观望。”永田林说,投资民宿的客户损失很大,“一个月的收益少说也是几万块”。他提到,有很多投资民宿的客户确实是奔着奥运会来的。

“很多企业都为了迎接奥运做了不少投资。一些大的酒店连锁不断地投资新酒店,开设新店铺。我们本来也打算投资做高级包车服务业务。这些都暂时打算停掉,等今年秋天过后再说。”日本旅游协会一家成员单位的CEO告诉本刊,有很多投资人已开始寻找买主,想把刚投资不久的酒店民宿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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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日本箱根町街头景象

民宿是东京旅游业的风向标。民宿产业的行业分析师黄暾告诉本刊,因为生活习惯的原因,日本民众很少住民宿,当地超过98%的民宿是由外国人居住。“现在这时间点,东京民宿的入住率是71%,但去年同期是83%,今年2月一度只有59%。”黄暾说,这些年日本大力发展旅游业,东京在疫情前的入住率不断上涨,是全球民宿入住率最高的城市之一。“本以为奥运会时会有一个新高,但现在就很难预测了。”

“很多中小企业现在已经是举步维艰了。”白井早由里说,日本有很多中小商家本来很期待奥运会,为筹备新增投资,“现在有债务,但没了收入”。这种情况下,有企业因疫情影响而破产。日本民间信用调查公司帝国数据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24日,日本有13家公司因受疫情影响而破产,其中旅游观光业有5家。

在宏观层面,奥运会延期也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据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推算,延期给日本带来的损失将达到57亿美元(约410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包含多处场馆和奥运村的运营维护费、奥运后勤管理、公关支出等。

这已接近日本官方宣称的奥运会支出成本的一半。东京奥组委和日本政府曾表示,他们在筹备奥运会上的花费约为126亿美元,但2019年12月份的一份国家政府审计报告称其成本为280亿美元。东京奥运会的主场馆新国立竞技体育场,造价1569亿日元(约100亿元人民币),是“鸟巢”的3倍多、“伦敦碗”的2倍多,是史上最贵的奥运会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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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建设中的新国立竞技场

城下之约?

就像在日本大风中被吹熄灭的奥运会圣火一样,奥运会延期这个决定,在情理之中,也属意料之外。这个历史性的决定来得要比多数人想象中要迅速——仅在正式宣布延期前两天,国际奥委会才发布过声明,称将用四周时间完成疫情评估,并完成各个举办方案的详细讨论。四周,最后被压缩至48小时。

在3月26日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电话会议前,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给所有成员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如此解释他们加速做出决定的原因:“鉴于疫情发展形势,国际奥委会不得不迅速做出决策,有时候甚至每天都要做决策,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我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理解,由于事态发展紧急,我们并不能总是及时地为你们提供所有的背景信息。”

这像是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等官方态度的180度大转弯。自疫情之始,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方面的发声都保持着一致基调:奥运将会如期按时正常举办,尤其强调“绝对不会取消”。2月14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科茨(John Coates)表示,他“百分之百”相信东京奥运会将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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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东京政府、日本政府以及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成立了特别工作小组。巴赫透露,该特别小组最初是监测日本疫情的发展,日本疫情缓解之际,新冠肺炎却在3月11日被世卫组织列为全球大流行病,小组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全球各疫情上。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白显月向本刊表示,奥运会是国际奥委会组织和所有的国际赛事,国际奥委会是每一次奥运会真正的产权所有人,也是其最高的决策和管理机构。主办城市和主办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签了合同,将这个赛事承办下来。合同系统且细致,长达近百页。合同规定,在两种情况下,国际奥委会可终止奥运会。一是因“战争状态、内乱或联合抵制”,二是国际奥委会有合理理由认为,运动员安全将受严重威胁。“保护运动员的人身健康写在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签订的合约里。”白显月说。

合同中,终止奥运会、解除合同的权利为国际奥委会所单方独有的,主办方并无权利。“所以日本方面一直坚持说能正常举办,因为首先从合同上就不敢说暂时不办了,不办就违约了,后果非常严重。”白显月说,“即使日本知道可能无法正常举办了,他们也得等国际奥委会来宣布。”直到3月中旬,日本方面的立场一直是不会推迟。

国际奥委会官方态度也很明确。“他们首先考量的不是简单的经济损失,而是奥运会的意义和价值的维护。”中国奥委会奥运会备战办公室法律顾问、曾担任索契冬季奥运仲裁员的律师吴炜对本刊说,奥运会承载着远超政治经济的意义,除非是特殊情况,国际奥委会是无论如何也要奥运会办下去。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曾因恐怖袭击中断34小时,2014年索契冬奥运遇上克里米亚战争,最后都顺利完成。3月17日,国际奥委会表示会按照正常预定的程序,努力按时召开2020年东京奥运会。他们鼓励所有运动员继续尽最大努力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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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208个成员国的大型国际组织,奥委会内部的意见开始分裂。2月下旬,奥委会多朝元老、78岁的高级委员迪克·庞德(Dick Pound)称“如果2~3个月后,日本疫情不乐观,奥运会将取消”,奥委会不得不称其不代表官方观点。3月,疫情蔓延全球,各国采取强制措施,体育界纷纷发声,直指奥委会拖沓推诿,其继续训练备战的建议与现实不符。

四面楚歌下,风声开始变化。3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对七国集团(G7)领导人说:“我想举办一届完美的奥运会和残奥会,以证明人类将战胜冠状病毒。”——这是日本领导人首次没有提及在2020年7月举办奥运会,当时安倍的身边人已有感染。从那一刻起,延期不可避免。

“事实上,日本方面最不希望延期了,巴赫反而对推迟举办比较积极主动。”英国《卫报》报道,东京奥组委打算最迟在今年10月份举行奥运会,而巴赫则认为必须在2021年,因为无法保证新冠病毒将在秋季得到控制。另一个原因是秋季举办与奥委会主赞助商、2020~2032年奥运会转播权购买者美国广播公司(NBC)的利益不符合。后者购买版权的费用,约占奥委会收入的近40%。

但想要延期一年,也得征求日本方面的同意。此后,东京奥组委提出了四周期限,以评估各个方案,国际奥委会勉强批准。“整个过程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让日本方面看起来不太丢脸。”《卫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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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说,3月22日,他召集召开了奥委会执委会紧急会议,与日本讨论不同方案,“特别是为推迟举办打开大门”。然而,令人值得玩味的是,会议结束后的当晚,一些奥委会成员国开始了集体“逼宫”。首先是加拿大宣布不会派代表队参加2020年奥运会,加拿大是迪克·庞德的祖国;然后澳大利亚迅速跟进,公开表态希望延期到2021年,该国奥委会主席正是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科茨,巴赫的亲密盟友。此后英国、挪威也加入到喊话队列。《卫报》认为,这是巴赫在偷偷推动延期至2021年,“巴赫知道他需要更多的谈判筹码,而澳洲逼宫就是他最大的砝码之一”。

这种情况下,日本开始松口。3月23日,安倍晋三在日本参议院表示,如果无法以完整形式举办奥运会,可能不得不推迟举办。当天,世卫组织宣布病毒正在加速传播,全球抗疫的形势恶化。

巴赫说,考虑到这点,他们在23日告知东京奥组委,希望在3月24日召开与安倍晋三参与的电话会,做出推迟举办的决定。正是在这场电话中,安倍心照不宣地打破僵局,提出奥委会应做出推迟的决定,“但时间不得晚于2021年夏天”。这一建议被奥委会当场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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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既在官方层面上,也通过其他渠道明显施加了巨大压力,需要迅速做出决定,因为它意识到延误决策会对运动员及其准备工作造成损害。”前国际奥委会高级营销主管迈克尔·佩恩(Michael Payne)说,“为了保住日本的面子,还进行了很多微妙的外交和政治谈判。”

昨日难再

按照传统,奥运圣火的熄灭只能有一种情况,即在奥运会闭幕式上主动熄灭。然而,1964年东京奥运会是一个例外。日本将那届奥运圣火作为永久火种保存在鹿儿岛一的座体育设施内。多年来,体育馆接到大量民众请求,希望在婚礼、庆典等场合使用圣火火种。那一年,还有一位负责看管奥运火炬的守卫,悄悄用金属提灯盗取火种带回家中,直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夕,他的家人在打扫时不慎将火弄灭。

日本的奥运梦,很大程度上源自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荣光。彼时的日本刚从战后的废墟中走出,发展迅猛,亟待向世界消除战败国形象。那次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日本正式登上世界舞台,开启了从一个新兴经济体到现代发达国家转变。奥运会开幕前10天,东京与大阪间的新干线开通,成为世界上最快的火车,准时到了旅客能用它设置手表的程度;奥运会之后,东京从一个只有约25%的居民喜欢冲水马桶的城市,通过基建与教化,摇身一变跻身国际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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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日本外务省情报文化局海外报道课以欧洲各国的新闻报道为中心,编成题为“世界各国的对日观”的报告书,指出:“大会的顺利展开以及我国近代化的面貌,改变了陈旧的对日观,赞美之辞溢于言表,恶评如潮、卑劣野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焕然一新,东京已不再是木头与纸片拼凑起来的都市。”

为了筹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掀起了一阵投资与工业化热潮,拉动经济高速增长,1964年增速甚至高达13.2%。今天的日语中,有着“奥林匹克景气”(オリンピック景気)一词,代指1962~1964年间筹办奥运会带来的经济繁荣。而日本那次申奥背后的主推手之一,正是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Nobusuke Kishi),他在1957~1960年间担任日本首相。

日本经济增长的步伐在20世纪90年代戛然而至,陷入长达20多年的停滞。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客又想起了“奥运经济景气”。2005年前后,日本著名右翼政治人物、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公开提出了再办奥运会的构想。“他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再办奥运会能激励日本。因为当时日本在衰落,但中国和周边国家都增长很快。他觉得日本在丧失信心,奥运会能让我们重拾信心。”白井早由里说,2011年日本接连发生海啸、地震、福岛核泄漏事件,国民信心亟待重振,申奥一事就更加板上钉钉。

一个佐证是,东京最初在2009年申办2016年奥运会失败,部分原因是未得到广泛民众支持,当时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其支持率仅为56%,为四个候选城市最低。2011年的三重灾难之后,日本社会转变态度,2013年约有70%的人支持申奥。当年9月,日本拿下举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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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本首相已是二次进宫的安倍晋三。他提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带动投资和出口,以此实现经济增长。2013年东京申奥成功时,安倍晋三将其视为自己经济政策的最大催化剂之一,他许下诺言:“让奥运会成为扫除15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触发器。”东京都政府曾估算,从2013年申奥成功到奥运会举办10年后,这期间日本年均GDP将推高9000亿日元左右,增加约130万人的就业岗位。

在2011年到2016年间任职日本央行的白井早由里说,2013年到2019年,日本筹备奥运会这段时间,的确是日本经济增长过去多年来最好的时期。“又是奥运会,又是安倍经济学,东京很多地方都在大兴土木,旅游业、酒店业、房地市场随着资本涌入爆发了。”

永田林正是在这时期进入日本地产行业。2014年左右,他认识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客户想以奥运会为契机投资日本房产,最初在东京与大阪的繁华地段的租金回报率能达到8%~10%。“香港大概只有2%,北京、上海只有1%的样子。”永田林说,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客户首先进场,之后是中国内地的投资客跟进,海外投资在2018年前后达到高峰,“土地价值连年暴涨,特别是主要城市的中心地段,最高达到每年上涨将近50%”。而在咨询师黄暾眼里,这种地产热的一个体现就是这些年“几乎没有空地了”,土地一出来就会被抢光,“都不会流到二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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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让白井早由里产生了一丝隐忧。2017年,她出版日文著作《东京奥运会之后的日本经济》,指出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和东京奥运会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繁荣,但这种繁荣与安倍经济学下的稳步增长可能很难持续。“东京部分地区,已经有地产泡沫了。一个关键问题是奥运会结束后,这种高位能否持续,尤其是在日本人口缩减与老龄化严重的情况下。”白井早由里对本刊表示,她担心供给过剩(Oversupply),在书中警告奥运会之后可能出现经济衰退。

“与1964年相比,时机很不一样。1964年后日本民众的消费欲望很强的,但现在日本私有板块的消费很弱,所以政府借奥运会修了很多公共项目。”白井早由里说,这种消费疲惫在一定程度上被近年来日本大力发展的旅游业给弥补了,大量入境外籍游客推动者日本的消费。从2009年到2018年,日本入境游客数量从约680万人次增加至3200万,翻了近5倍,2020年预计可达4000万。

然而疫情来袭,入境游客断崖式下滑。“如果没有疫情,4000万的目标是肯定没问题的。”前述日本某旅行社CEO说。今年2月,日本入境游客数量同比下降近60%。有分析师估计,如果疫情持续6个月,再加上延期,包括日本国内消费收缩和出口减少在内的损失将达7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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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了覆盖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支出,日本政府在2019年10月将消费税从8%提高到了10%,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随之上涨,出口也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下滑,经济增长跌落为负。“从去年末开始,经济数据就很不好看了,尤其是在消费领域,本以为今年1~3月会回暖。”白井早由里说,“这就是为什么疫情让我们的损失非常严重。”疫情阴影下,奥运会的刺激作用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虽然她在书中的担忧并没有发生,“但可能明年就会发生了”。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张季风则对本刊表示,日本经济有很强的循环周期性,目前处于战后第16个周期中。从2013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日本经历了约有76个月的最长一期“经济景气”,此后进入到下行周期。在下行期遇上疫情,可谓雪上加霜。“很多学者推测,疫情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负面影响,可能会超过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张季风也同意这种推测。他说,这对日本经济影响会很大,“负增长也是有可能的”。

回到那一簇被永久保存下来的1964年奥运会圣火。2017年10月,一名不愿意具名的主管对外表示,在2013年11月,东京再次申奥成功后仅两个月,圣火就在一次意外中熄灭了,现在燃烧的“圣火”是被重新点燃的“赝品”。“那时候我什么都不能说,否则会毁了大家的奥运梦。”这似乎就像一个隐喻。

奥运变局

历史上奥运会首次延期,也带来了超过常人想象的系列连锁效应。有126年历史《奥林匹克宪章》需要修改;日本至少10处场馆要重新调整计划,3500名奥组委工作人员要多干一年;原计划在奥运会后作为商业公寓交付的奥运村,目前已有部分房屋售出,要重新修改合同避免违约。此外,还有奥运史上最高的超33亿美元的赞助金额、总计66家赞助商的利益要协调。

“有很多供应商、赞助商、转播权的问题。每一个合同背后都是成千上万个商业合同,本来都在不断往前依约履行。”白显月说,其中的违约、赔偿、补偿、重新谈判等等纠葛,需要双方在千头万绪的混乱中尽快重新协商。3月26日,东京奥组委成立再起步对策总部,作为奥运延期事务的工作组。可以想见,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的工作接下来会异常忙碌。

纯竞技体育领域,奥运延期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2021年本是田径、游泳、羽毛球世锦赛的年份,中国也会迎来成都大运会、陕西全运会、世俱杯足球赛,现今皆可能与奥运会相冲突。这些赛事的档期调整似乎也是时间问题。国际田联、国际泳联已纷纷表态,称愿为东京奥运会“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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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聚焦到参赛的运动员身上,延期的影响则是非常具体的。体育界一直都有“奥林匹亚周期”之说,指以四年为周期进行奥运备战。如今,这个周期被打乱,从两个四年变为一个五年与一个三年,训练与备战计划面临更大变数。很多年过三十的知名老将,届时能否再战奥运会成了疑问,其中包括罗杰·费德勒、保罗·加索尔、苏炳添……中国女排的颜妮、曾春蕾等等。2012、2016两届奥运会蹦床金牌得主、加拿大名将罗西·麦克伦南(Rosie MacLennan)说:“这时候要考验的已经不仅是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而是适应性(Adaptibility)与抗逆力(Resilience)。”

在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社会,这种考验或许也适用于作为人类盛典的奥运会与主办城市。长期研究体育赛事经济的美国圣十字学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体育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西森(Victor Matheson)对本刊表示,如果疫情能控制,奥运会延期一年后的赛事收益并不会有太多变化,但对其品牌会有所伤害。一些观察家认为,近些年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奥运会及其遗产的影响力在减弱。1896年到1998年间,超过90%的主办城市来自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入21世纪后,北京、里约、索契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成为申办主角。

“因为举办奥运会本身是亏钱的,费时费力,劳民伤财。”马西森说。从1968年到2020年,几乎每一届奥运会的预算都会超标。奥运会集中在单个城市举办,项目众多,这与世界杯在国家范围内举办、只需足球场有很大不同。单个城市举办对基础设施提出了很高要求。以里约奥运会为例,按照要求,主办城市在奥运期间要提供4万个酒店房间、1.5万间奥运村房间,哪怕是作为南美洲第一大旅游城市的里约,也得新建1.5万间酒店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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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牛津大学商学院曾对奥运会预算问题进行分析,发现自1960年以来,所有冬夏奥运会的花费都超过原有预算,区别只是程度问题,平均成本超支率为179%。2012年伦敦、1992年巴塞罗那、1976年蒙特利尔位列前三位。马西森补充,从盈亏平衡上讲,所有奥运会中唯一没亏钱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那一届申奥走到最后,洛杉矶是唯一的申办城市,不用为了竞争而允诺大修大建。

马西森说,很多城市举办奥运会是为了长期的经济效应,从学界研究看来,虽然在申办、举办奥运会前后几年,相关国家的投资、消费指标都有升高,但一些学者发现,申办国与类似条件的非申办国家相比,在“奥运效应”下的经济数据上没有太多显著提升。唯一例外是巴塞罗那,1992年奥运会后让它一举成为知名旅游城市。“日本1964年奥运会的成功,我认为是日本当时高速发展的一个结果,而非原因。”马西森说,这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类似。他认为,在经济效应存疑的情况下,申办奥运会如今更多也是为了展示“一种声望和形象”。

在奥运会陷入预算频超、“亏本生意”的泥潭之际,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申办城市不堪民间压力、中途退出撤标,马西森称之为“奥运抵制”(Backlash Against Olympics)。这种情况下,国际奥委会开始转型求变,在2014年12月通过了奥运会改革方案《奥林匹克2020议程》(Olympic Agenda 2020),旨在降低奥运会申办和运营成本,在选择时更多考察申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公信力和人文关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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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在2024奥运会三座申办城市相继退出、仅剩巴黎与洛杉矶两座候选城市角逐时,国际奥委会在征求多方意见后,做出了一个同样史无前例的决定:一次性宣布将2024年奥运会主办权授予巴黎,2028年奥运会主办权授予洛杉矶——2028年奥运会当时已面临着无人申办的尴尬。

“这是《奥林匹克2020议程》颁布以来的最大实践。”马西森说,巴黎和洛杉矶两座城市的预算都很保守节约,花费可能都不到2020东京奥运会的一半,“从这种意义上讲,东京奥运会是我们能看到的按照旧机制举办的最后一届奥运会。”(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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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懿

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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