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医嫌犯姐姐回应:他唠叨医方,不知其带刀,为何“穷病”难治?

杀医嫌犯姐姐回应:他唠叨医方,不知其带刀,为何“穷病”难治?

“民航医生杨文被杀事件”,随着脉络的不断厘清,有些问题还是必须要直面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事情的发生,肯定“事出有因”。但是,所谓的“因果关系”是不是绝对存在的,这或许是个问题。在媒体触摸到的细节中,孙文斌的家属称,可能触发孙文斌恶行的原因有二:其一,家属认为,母亲的病情加重,是杨文医生输液输坏的结果;其二,想把母亲从急诊科转向住院治疗,但得到的回应是医院没有床位,而在急诊治疗下去意味着“无法使用医保而需要自费”,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

到此,直接的“即视感”中,貌似透着“医生和医院”显得没有情理。可是,追根究底地讲,即便如此,孙文斌依旧不可以去“伤医”,“杀医”。并且,从家属的口中得知:“随着母亲病情每况愈下,医疗费用不断增加,让孙文斌不满”。他总是唠叨:“想住院又不让咱们进,医院就想置咱们于死地,让咱们把钱都花在这儿,倾家荡产”。

孙文斌的逻辑,肯定是“歪理”,但是,有这种“歪理”的患者(患者家属)还挺多的。并且,从孙文斌砍杀杨文医生后,也释放出不少类似的情绪。说到底,就是“医生站医生的队,患者站患者的队”,而能真正站在相对客观公正义理上的人,其实并不多。

就事论事,一般民众对医生都存有极高的敬意,但是,这样的敬意,反倒让医生有机可乘,行使各种欠道德之举(红包的人情,其实就是这样产生的)。并且,很少有人对医生借科学之名所做的决定提出异议,大部分患者(患者家属)相信医生会为他(她)们做最好的安排。于是,心甘情愿地任由医生摆布。

因为,自古以来,都是“医生赋权”,这导致,患者(患者家属)是相对被动的。用当下最现实的话术讲,就是“患者方除却提供花费保障,别的事情基本上无法掺合”。这到底好不好,挺不好说。因为,不是所有患者(患者家属)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

所以,在服务和被服务的角色中,很难调和医患的关系互动。尤其,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方,治病意味着花钱,花钱意味着割肉,所以,在医患互动上,肯定不会太理性。而对于孙文斌来讲,他的戾气触发,最核心的驱动,还是因为“他没钱”。因为,据他的家属称,孙文斌早年曾在“北二外”做过印刷排字工人,后辞职,并做过养牛、养猪等事业,但都赔本无果,后来还离婚。目前,无业的孙文斌自己在外租房子住。说到底,他算是一个典型的“loser”。

不过,无论孙文斌怎样“卖惨”,都不能成为他杀害杨文医生的正当理由。他无业,离婚,治病费用紧张,这是他自己家的事情。并且,作为杨文医生来讲,也只是医院机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枢纽,她只能代表医院的利益,而非认为孙文斌家贫,就特殊照顾。

至于,孙文斌家属提到的两个“核心触发”,也只是一种边缘性的触发,因为,就算是发生“医疗事故”,也不能用“杀医”来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医生肯定没有主观迫害病人的意愿。尤其,作为杨文医生来讲,在孙文斌母亲住院前,是并不认识他(她)们一家子的。

所以,仇怨报复逻辑,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由此而言,孙文斌一家子的怨气,多半带有一定的“迫害妄想”。我们暂且不说,是不是就孙文斌有怨气,但就其家属的表述来看,显然整个家庭在面对母亲的治疗方案上,并不满意,而且都认为是医生和院方的问题。而孙文斌,不过是站出来抽刀的人。

不得不承认,“患者”(患者家属)的迫害妄想症,属于一种典型的“穷病”。这里并不是说,只要“家贫”就有“穷病”,而是指那些是非不分,戾气很重的“垃圾人”。他(她)们总觉得所有人对他(她)们都恶意满满。所以,才会认为,别人总想迫害他(她)们。

这导致,他(她)们一直处于低自尊状态。任何不合他(她)们意愿的表述,都会触怒他(她)们。我们有理由相信,孙文斌事先备刀,肯定不是为杀人而来,可能想通过恐吓医生,达成自己的目的。可惜的是,在繁重医务面前,医生不可能永远和颜悦色。

于是,低自尊的孙文斌被触怒,以至于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因为,从医院急诊室的视频中,我们很容易能复盘出这样的逻辑。所以,很多事情的发生,有时候是不可控的。于此,才会有一种处世保命的潜规则,面对“垃圾人”,最好“认怂”。

当然,回到“民航医生杨文被杀事件”中,要知道“极端的医患关系”总是个例,彼此“心领神会的医患关系”才是常态。说到底,作为医患关系来讲,不能只靠成功救治去弥合。毕竟,任何行业,任何群体中都有恶人,医生不例外,患者也不例外。所以,不能因小概率事件,就彻底唱衰某一群体。

可是,公众在面对医患纠纷的时候,却很容易被带节奏。而非真正关心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基本的共识还能达成,就是无论如何,“孙文斌杀人肯定不对”。所以,即便孙文斌家属将孙文斌说成失落的人设,依然无法否认他的十恶不赦。

毕竟,“动用私刑”这本身就有违现代社会的公义。要知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冤冤相报的悲剧已经太多。所以,对于解决“医患纠纷”最好的方式,还是要回到法理结构上来。也只有如此,医患关系才能回到相对平和的状态上来。

当然,对于公义而言,除却要严惩孙文斌,也要耐心地倾听孙文斌家属的发声。即便他(她)们“理直气壮”,也要沉住气,听他(她)们说完。因为,只有如此,孙文斌的恶行,才能被全方位地被解读,杨文医生的悲剧,才能尽可能地去规避。

说到底,孙文斌的恶行,属于一种情绪误判的结果。他以为杀死医生,就能解决问题。可事实上,他杀死医生后,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混乱。他的母亲已经95岁,无论知情不知情,这都是一种永生的悲剧。或许,几年后,母亲会自然地离世。但是,孙文斌的悲剧,却是整个大家庭长久无法释怀的事情。

而对于杨文医生来讲,正处于医生的黄金年龄段。但是,她却成为医患纠葛的牺牲品,不得不让人感到遗憾。生命的关键决定,到底由谁主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医患关系,到极端惨案,公众是局外人,也是当事者。因为,谁又能逃脱去医院的宿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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