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诞辰之日,画作被盗,我们为什么迷恋梵高的画作?

梵高诞辰之日,画作被盗,我们为什么迷恋梵高的画作?

熟悉梵高经历的人都了解,1890年7月27日,在巴黎以北20英里外的奥威尔镇,梵高腹部中枪而亡。按照一贯的说法,梵高是在他经常作画的麦田里开枪自杀的。这一枪没有射中心脏,所以他没有当即死亡,而是暂时失去了意识,等到醒来后,求生的意志支撑着他回到镇上居住的拉乌旅店,去寻求医疗救护。但他的伤口是致命伤,医生也束手无策,一天后,梵高不治身亡,终年37岁。

动画长片《至爱梵高》的故事发生在梵高去世两年后,从梵高写给弟弟提奥一封未寄出的信开始。阿尔勒的邮差约瑟夫·鲁林,这位梵高的老朋友,拜托自己的儿子阿尔芒去送这封信给提奥。其实提奥在梵高去世半年后,因为接受不了这种打击,精神崩溃,已经郁郁而终。阿尔芒先去了唐吉老伯的画材商店,才得知了提奥去世的消息。他带着这封信,又踏上了奥威尔小镇,住进了梵高生前居住的拉乌旅店,跟梵高生前认识的人聊天,去他画画的麦田,寻找他最后认识的保罗·加歇医生一家人。此时的的故事已经变成了多方求证梵高之死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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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动画片借用梵高的画作还原了梵高生前的无数场景,但是通过罗生门一样的讲述手法来还原梵高之死,还是稍微欠缺了一些。我们可以追问,访问那些梵高生前认识的人就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梵高吗?大众有可能出自不同的目的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们的对梵高的认识就算综合起来,就让真相更加清晰吗?我看不会。因为横亘在奥威尔镇村民与梵高之间的,是不被世俗人理解的天才与庸人之间的鸿沟,是现代艺术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巨大差异,是一个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的偏见与仇视。这当然不是奥威尔小镇的问题,梵高在阿尔勒的生活亦如是,当地人对梵高最多的评价就是一个疯子,一个精神病人,一个对当地人造成恶劣影响的外来者。艺术家无法融入任何舒适的现实环境当中,从根本上而言,那些执迷于艺术追求的人最多有一半生活在现实当中,他们在精神和艺术世界中探索漫游了太久,很容易迷失其中,找不着回到现实的路。

所以,梵高总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他无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艺术家就是那群被生活放逐的异类人群。他无法生活在熟人社会当中,人情世故的交际会折磨他的神经,他喜欢生活在陌生人当中,无人知道他的过往,人人把他看作是一个新人,不知道他在精神病院的经历,不知道他曾经割掉自己的耳朵。但在陌生的人群中,他会感觉到孤独,无依无靠。陌生人对他的敌意,他也无法消解。这就是梵高生前在奥威尔小镇生活的真实情境,他总是渴望弟弟提奥出现在那里,他幻想让提奥一家全部搬迁到奥威尔小镇,他们可以重建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但是提奥无法舍弃在巴黎艺术画廊的工作,他不但是梵高的精神支柱,还是他经济的全部来源,他还要负责养家。他每个月要给梵高150法郎,可以维持一种简单的生活,而梵高用自己的画作为回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弟弟,指望通过售卖画作来解决生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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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梵高的画作,生前只卖出过一副,很多都堆积在提奥家的床底,发霉了。提奥对梵高的意义在于,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意识到哥哥是个天才的人,就算梵高精神崩溃,住进精神病院,他也没有动摇过这个信念。梵高死后,提奥陷入不断地自责当中,他辞去了画廊的工作,想编辑出版梵高的书信,策划梵高的画展,当这一切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时候,他怒火中烧,谴责世人的势利。在史蒂文·奈非和格雷格里·怀特·史密斯合著的《梵高传》中,提到提奥后来跟梵高一样,精神崩溃,住进精神病院的时候,这样写道:“提奥为了哀悼哥哥,索性将自己变成了哥哥”。他重现了梵高的悲剧,提奥在梵高自杀半年后去世。他的妻子乔·邦格将尸骨葬在梵高的旁边,俯瞰着奥威尔的麦田,兄弟俩终于在麦田的荒野中团聚了。

梵高去世后,有不少证据出现,让人猜测梵高之死不是自杀,而是他杀,是当时的富家子弟雷内·萨克里顿捉弄梵高,不小心枪走火导致的。但是这个推断最终也无法证实。所以,影片《至爱梵高》,就把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件,索性变成了艺术家的殉道故事,变成了梵高再也不想拖累弟弟一家,甘愿寻死的故事。这个有点浪漫化的处理手法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败笔,也是我们对梵高认识的一种局限性。通常而言,我们习惯上会对一位艺术家的去世产生很多无端联想,比如赋予他的死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一种精神世界的无限放大与现实之间极端萎缩形成的巨大落差,导致的抑郁和精神崩溃。但是这种人为的拔高和夸张是大众对艺术一厢情愿的狭隘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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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不是滋生艺术的最佳土壤,艺术家也不是那些必定落魄的人群,那些夸大苦难的道德价值的人,总认为苦难可以让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开辟很多新的审美空间,可以接触到上帝和灵感的神秘王国。小说家毛姆讽刺说,说出这样话的人,都是那些生活在舒适房子里,从别人的苦难中学习到的经验。文化史学家彼得·盖伊在《现代主义》中也说,十九世纪的小说习惯把现代主义者描绘成吊儿郎当,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贫民,是一种无稽之谈。事实上,这样的人从来都不多,大多数先锋派艺术家们都过着舒适的生活,有些人甚至可以称得上富裕。梵高生前总是需要金钱的资助,但是这种资助并非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自愿地选择。梵高28岁才开始学画,在此之前他当过教师兼牧师,他为什么会放弃一个稳定的职业,甘愿成为一个落魄画家?还有跟梵高闹掰的高更,抛弃了妻子、孩子和蒸蒸日上的股票经纪事业,远离喧嚣的都市,在穷困潦倒中奋力挥动画笔,这又是为什么呢?绝非因为苦难,苦难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不是他们深陷困境的原因,更不是梵高自杀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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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用另外一个艺术家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1897年,二十岁左右的里尔克打算从家庭中独立出来,放弃大学的学业,去做一名艺术家。从大学退学容易,但退学就意味着要舍弃伯父遗嘱中专门让他完成学业而设立的金钱资助。为了找到一份与文字相关的工作,里尔克给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写了一封措辞诚恳的信,阐释他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的决心。这封信已经成为了同类信件中的经典之作,在信中,他详述了自己很多无助,比如在其他人已经赡养父母的年龄,他还要奴隶般地依赖别人,就算他完成了法律学业,拿到了博士学位,也不会有丝毫的成就感,因为他的目标是为了成为一名艺术家:“对我来说,它事关信仰,谁不怀着他全部的热望和内心的一切献身于艺术,谁就永远不会达到最高的目标。他就不是一个艺术家。然而,假如我坦诚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这并不是过分的骄傲,也许我在力量和勇气方面虚弱无力并且迟疑不决,但仍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意识到所有艺术创造的严肃、卓越和真实。我不是将艺术看作一次受难,而是看作一次战斗;被选中的人必须与自己,与他周围的那些人斗争,以争取内心的纯粹,迈向伟大的目标,迈向那个伟大的节日,并且将全部的技艺传递给后来者,达到平静的和解。但那需要全身心投入!而不仅仅是无聊之余的少许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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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的一生可谓真正践行了这一艺术理念,除了短暂地担任过雕塑家罗丹的秘书,他再也没有找过一个安稳的工作。像梵高一样,他一生漂泊不定,四处游历,增长见识,依靠当时还残存的艺术赞助人制度和朋友们的资助,完成了无数伟大的诗作。如果我们留心的话,里尔克的诗作中有大量的献词,通常都是献给某位贵族或者激发他灵感的女性,如果没有这种金钱的资助,我们无法想象《杜伊诺哀歌》《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马尔特手记》是如何完成的。

也许,与里尔克的幸运相比,同样把献身艺术看作是一种战斗而非受难的梵高,最大的不幸在于,除了弟弟提奥意识到了他的天才,再没有其他人赏识他的画作,看到他的天赋。我们对天才的认识总是会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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