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质疑方方就会被贴上“极左”标签?

今天有一则新闻,引发很多人的愤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在微博指出方方造谣护士梁小霞去世,表示一个人的生死岂能道听途说,请尊重一个人的生命。该医生表示广西援鄂护士梁小霞于2月28日在武汉协和医院晕倒,经过救治其自主心跳和呼吸已经恢复正常,目前昏迷了近一个月,虽然不知道何时醒来,但并没有去世。

为什么质疑方方就会被贴上“极左”标签?

方方造谣传谣的多了,此前“殡仪馆外面满地都是无主手机”,就是听“医生朋友”说,这次也是听“医生朋友”说。她这些医生朋友为什么要坑这位足不出户的老人,总是给她传递虚假信息,多大仇多大怨啊?而这些道听途说未经核实的内容,与真实的消息掺杂杂一起,以“日记体”的方式表述出来,就会给读者一种真实记录历史进程的感觉。一旦有人指出其虚假,就会被方作家及其脑残粉们斥为“极左”。

我是文革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很难理解从文革过来的方方,为什么那么热衷于运用文革时代的语言。其扣帽子、打棍子、动辄人身攻击、恶毒诅咒的骂人方式,是我极不熟悉的一套话语系统,但她运用得炉火纯青。在她的文章中,凡是质疑其日记内容真实性的,都是怀有不可告人动机的“极左”,都是有组织地对她进行围攻的五毛,都是祸国殃民的无耻之徒。

到底是前作协主席在文学的私家花园里徜徉太久,不接地气,还是我们的某些自诩精英的阶层脱离群众太久了?他们可以家门不出,就挥笔代表一个城市的良心,他们可以台上耍耍嘴皮子,就代表一个时代的脊梁。他们看似在启蒙群众,但实际上是以一种反智在筛选韭菜,真正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不会接受她的洗脑的。在她自己营造的教会式氛围中,谁反对她就是罪大恶极,谁质疑她就是别有用心,谁批评她就是文革余孽。

在武汉封城后,方方写日记炫耀警局派一位协警送其侄女去机场,一会儿说是公事一会儿说是私事,有没有利用特权至今说不清楚,但这丝毫不妨碍其继续代表一个城市的“良心”。在她的笔下,武汉已然是人间炼狱,殡仪馆外遍地手机的虚假场景,所传递出的恐怖信息,经网络上数千万读者放大后,惊慌失措的人流挤占本就不堪重负的医疗资源,她需要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吗?不需要。而且,凭借其政治背景和社会资源,她还顺势得到了官方通讯社的专访加持。

我曾说过,作家如果搞文学创作,写小说,那是表达的自由,没有问题,但用“日记体”的方式把一些真假参半的消息广为散布,那就不属于表达的自由。就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在判决中曾指出:“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未着火的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惊慌”。相反,把一切质疑者斥责为“极左”,则是对言论自由最粗暴的践踏。也许方方认为,给反对者扣上“极左”帽子,在政治上就有了制高点,可以让粉丝们同仇敌忾,群起攻之。殊不知,她早已成为她口头上要反对的人。

我并不认为中国社会上存在方方所说的“极左”,被他点名的几个人,有的我不认识,不懂为什么质疑她就要领一顶那样的帽子,难道,不喜欢她的权利也没有了吗?有的我认识,无论在公共领域的表达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正直、善良而温和的人,他们也许只是看不惯她的造谣传谣,鼓励勇气说几句真话,然后就遭致了她的谩骂和粉丝无休止的围攻。难道,所有人的观点都必须跟她保持一致才行?顺我者昌,逆我者就“极左”?

我实际上算是一个右派,法律人基本上都是右派。我们奉行民主、自由、法治、公平、正义,我们反对一切权力滥用和社会不公。但像我这样的温和右派,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被公知们打成了所谓的“左派”,因为我不愿跟造谣、推墙、沉船派同流合污。在他们的政治谱系里,北大张颐武教授是极左,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是极左,以批评见长的郭松民更是极左,他们容不下任何不同的声音。那么,到底谁在走极端?谁又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扼杀民主和自由呢?这帮人上台,你们觉得会比现在更好吗?这届公知不行。

为什么质疑方方就会被贴上“极左”标签?

援鄂护士梁小霞,是我们人民的英雄,她依然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谁都没有权利道听途说就随意宣布她死亡,这对于其家属是一种严重的精神伤害。我们在祈祷梁护士平安,有人却早早地摆好灵堂,迫不及待想吃人血馒头。方方动不动就说要起诉这个起诉那个,虽然至今没有看到她去起诉。但我到觉得,梁小霞的近亲属其实是拥有起诉方方的权利的。只是这种诉讼没有什么意义。多年前方方因为名誉侵权被判败诉,受害者死了也没等到她履行生效判决。让“良心”道歉?不存在的!那是“极左”们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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