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离汉进京”事件看领导责任的区分

来源:纪法思享。

文章要旨

《问责条例》与《党纪处分条例》对相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的区分是不同的。

从“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离汉进京”事件看领导责任的区分

3月2日,司法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湖北省纪委监委、北京市纪委监委相继公布对湖北武汉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进入北京并确诊为新冠肺炎一事的调查结果。本文结合湖北省、北京市两地纪委监委对有关领导责任的不同认定,探讨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如何区分,党纪处分程序和问责程序有何差异。

通报一

联合调查组认为,“黄某英事件”是一起因失职渎职导致的严重事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给首都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极大隐患。“黄某英事件”虽然发生在武汉女子监狱,但根源在湖北省司法厅和湖北省监狱局。

湖北省纪委监委通报,经研究并报湖北省委批准,决定:

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谭先振予以立案审查调查;

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郝爱民予以免职并立案审查调查;

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胡承浩,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张新华及刑罚执行处处长李欣予以免职并立案审查调查;

对此前已被免职的武汉女子监狱原党委书记、监狱长周裕坤立案审查调查;

对负直接领导责任的武汉女子监狱副监狱长郭秋文及负直接责任的刑罚执行科科长汤早容予以免职并立案审查调查;

对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尹志强予以免职并立案审查调查。

其他责任人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交有关单位处理。

省纪委监委正在深入开展调查工作,并根据客观事实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予以公布。

通报二

北京市纪委监委通报,经报北京市委同意,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作如下处理:

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求贤检查站在疫情防控检查工作中存在工作疏漏,值班辅警工作不认真,履职不到位,导致黄某英顺利进京和杨某某、覃某顺利返京,决定由市公安局党委对大兴分局党委予以通报问责;

求贤检查站站长刘杰、政委李樾负重要领导责任,给予刘杰记过处分,对李樾予以诫勉;

求贤检查站副站长王志海作为当班领导,并负责处置岗工作,对工作不认真细致,应负主要领导责任,对王志海予以免职;

求贤检查站辅警王辉工作不认真、履职不到位,是黄某英顺利进京和杨某某、覃某顺利返京的直接责任人,对王辉按照相关规定予以解聘。

以案说纪

我们看到,湖北省纪委监委认定司法厅长和直接分管领导负主要领导责任,其他有关领导负重要领导责任,领导职务高的责任重;而北京市纪委监委认定检查站副站长负主要领导责任,站长、政委负重要领导责任,领导职务高的责任轻;两者正好相反。这是因为湖北省纪委监委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第五条区分问责对象,而北京市纪委监委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党纪处分条例》)第三十七条区分违纪行为有关责任人员。《问责条例》与《党纪处分条例》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区分是不同的。

一、问责程序中的责任区分

2019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六条规定,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对党组织问责的,应当同时对该党组织中负有责任的领导班子成员进行问责。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注重从自身找问题、查原因,勇于担当、敢于负责,不得向下级党组织和干部推卸责任。

从“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离汉进京”事件看领导责任的区分

湖北省纪委监委以问责程序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依据《问责条例》分清责任。《问责条例》实行“捆绑式”问责。其中,“主要领导责任”强调,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共同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将一把手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捆绑”在一起,只要启动了问责程序,一把手必然难辞其咎,突出了一把手在管党治党中的主体责任。“重要领导责任”强调,出现问责情形后,不仅是一把手和分管领导,其他对被问责事项知情参与同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没有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报告的,要负重要领导责任。

在现实执行中,应当合理平衡不同责任人的处理档次。对分管领导的处理应当是最重的,其次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而对班子其他成员的处理一般是最轻的。对于及时提出不同意见或及时向上级反映的班子成员,一般应免于问责。

通报一中,“黄某英事件”虽然发生在武汉女子监狱,但根源在湖北省司法厅和湖北省监狱局。按照《问责条例》规定,湖北省司法厅厅长谭先振作为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监狱管理局局长郝爱民作为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两人共同承担主要领导责任。省监狱管理局其他党组成员应承担重要领导责任。在问责档次上,对谭先振、郝爱民的处理应当重于省监狱管理局其他党组成员。

二、党纪处分程序中的责任区分

《党纪处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违纪行为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

(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决定性作用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包括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从“刑满释放人员黄某英离汉进京”事件看领导责任的区分

北京市纪委监委按照党纪处分程序追究相关人员的党纪责任,依据《党纪处分条例》第三十七条区分违纪行为有关责任人员。通报二中,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求贤检查站相关人员违反了党的工作纪律,在疫情防控检查工作中存在工作疏漏,构成《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行为”。其中,辅警王辉工作不认真、履职不到位,为直接责任者;副站长王志海作为当班领导,并负责处置岗工作,为主要领导责任者;站长刘杰、政委为重要领导责任者。在量纪上,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自重向轻递减。辅警王辉的量纪最重,予以解聘;副站长王志海次之,予以免职;站长刘杰、政委李樾最轻,分别受到记过处分和诫勉处理。

三、问责程序与党纪处分程序的区别

第一,对象不同。问责的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问责的对象不包括党支部和非领导干部。而纪律处分对象包括所有党组织和党员。

第二,主体不同。问责的主体包括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和党的工作部门。但党的工作部门没有纪律处分的权力。

第三,情形不同。问责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必须是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而纪律处分根据党员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责任划分不同。问责条例实行“捆绑式”问责,班子成员人人有份,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共同承担主要领导责任。而党纪处分条例中的主要责任者主要是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不包括一把手。

第五,方式不同。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四类。《问责条例》中列举的问责方式具体规定在《党纪处分条例》等相关条规之中的。所以,《问责条例》是不能单独适用的,必须结合《党纪处分条例》等其他党内法规对问责对象进行相应的处理。

参考文献

王希鹏:《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区分,党纪处分程序和问责程序有何差异》,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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