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钟南山、张文宏,一线还藏着多少宝藏男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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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郭,一会儿要来两个新传染病患者。你不要靠近,让我来。”

某天凌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危重症医学科,从医20多年的李传胜,把入行不到两年的90后医生郭贺冰叫到跟前,叮嘱着。

他们接诊的是北京两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ICU科室里,每遇到棘手的问题、每碰到危险的关头,老同志总会第一个冲出来,挡在年轻医生们的前面。

“保护新来的医护人员,这是咱们的传统。”

这段特殊时期,除了被熟知的钟南山、张文宏两位专家之外,一线还有许许多多的医护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

尽管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谈心社联合网易健康频道推出《我是医者》系列节目,纪实跟拍多位杰出医护工作者。

第二期主题“为爱接力”,我们邀请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的两位“师徒”医生,聊了聊在抗疫一线,他们的守护与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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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帘不要拉下来”在地坛医院当了两年ICU住院医师的郭贺冰,今年原本打算和同为医护人员的女友结婚。 疫情的突然到来,打乱了他的计划。腊月二十九,郭贺冰退掉了回家的票,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延缓了和女友的筹划。 他选择坚守在北京。大年三十,郭贺冰在医院值班。手机上收到各类拜年的祝福短信,可他忙到没有时间看。第二天早上,父亲连着给他发了好几个微信:“下班了吗?”“怎么样了?”郭贺冰这才知道,因为担心自己,父亲也一夜没睡。“忙到没有时间回消息,那有没有可能忙到疏于防护?”所以后来,郭贺冰每天都会固定时间在群里和家人发信息。“每天给他们发发我吃的什么,告诉他们,我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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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坛医院,是北京第一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之后,北京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病例都流入这里。疫情发生后,院内300多人进入一线参加抗疫,防护等级升至最高,轮班安排也变得紧凑。“两点一线,除了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准备上班。”早期进行救治时,医护人员的防护服不透气,哪怕大雪天,医生们的贴身穿着很薄,在病房待上几个小时出来后,衣服还是会湿透。

他们长时间戴着防护面屏,经常缺氧。

特别是为病人插管时,容易头疼头晕;通风泵还会让视觉模糊,耳边还一直有“嗡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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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胜医生脱下防护服后湿透的衣服 / 王宏宇护士长供图

这种时候,唯一牵动医生心的,就是病人的情况。郭贺冰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某大学的孙教授。 腊月三十,孙教授从其他科室转到ICU,情况很严重,郭贺冰亲自负责接收。 郭贺冰记得很清楚,他带着孙教授去做了几次CT,每一次都需要通过科室外的走廊。 走廊向阳,日光能挥洒进来。 有一回刚好是下雪天,外头漫天的白,一缕暖阳涂抹其上,辉映成别样景致。 “记得当时教授就说,‘真好’。”病房里,孙教授的床本来是朝里的,他的身体有所好转,就换了一头睡——床的另一头有一扇小窗。人能被阳光照到,心情也会变好。

后来,医生专门写了个纸条:

“窗帘不要拉下来,孙教授要看风景”。

最终,孙教授病情好转,吸氧逐渐减少,各项病态指标逐渐降低。从翻身都难,到能下地走路。

对于郭贺冰来说,病人痊愈后那种成就感和愉悦感,是无可比拟的。 起初,郭贺冰想过报名驰援武汉。医院自有安排,他最终没有去成。“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去,但我不希望有这个机会。因为我希望武汉在好转,目前武汉已经在好转。我希望把我们北京市、地坛医院这些重症病人救治好。”

医者仁心,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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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好了,你要请我吃饭”和郭贺冰一起战斗的,还有他的“师父”李传胜。在地坛医院危重症医学科从医多年的他,手下带过不少年轻医生。每次遇到有风险的事情,他都会挺身而出,冲在前面。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新冠肺炎刚爆发,医院立即开始要求员工不得离京,等待响应; 腾空病房,ICU分流(流感、破伤风、麻疹等转移出去)。 隔离的病人禁止探视,安排电话沟通确认……

如果说,徒弟郭贺冰还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学习,那李传胜更像一个“把关者”: 上班、交接班、查房、看病人作处理、开医嘱、制定计划、病情记录……几乎一切工作都轻车熟路。与此同时,他还承担着更大的压力:新冠病毒就像一个陌生的、来势汹汹的敌人。敌人是什么面目?进攻方式是什么?传染性怎么样?数量有多少……在初期,几乎一切都是未知。而在ICU的战场上,如何部署防护措施、如何制定作战策略,都是挑战。逐渐虚弱的病人、越来越多的疑似症状、来自医院的压力、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声音……一切,都提醒着李传胜,必须、必须要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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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直接给他们下了“命令”:保护好你们自己,这是你们的职责。你保护不了自己保护不了同事,你拿什么东西去治疗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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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有时候急诊收治病人,一收便是一家子。 有的人能说话,有的人需要插管,打镇静剂,清醒着的家人往往压力很大。 对于这些,李传胜对症下药: 比如母亲需要插管了,他们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母亲身上,同时也会安抚孩子“你的妈妈状况稳定”。 对于一些恐惧、焦虑的患者则唠唠家常,轻松气氛:“你的病好了,是不是要请我吃饭?” 有时遇到病人抑或家属不理解的状况,也会适当地强势一些。 千人千法。 “我们当年受的教育,就是在‘床旁看病人’。所有精气神用在病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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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郭,我来!”对于郭贺冰来说,李传胜既是值得尊敬的老师,也是他医学职业生涯上的“引路人”。读研那会儿,郭贺冰选择重症医学这个专业的原因很简单。在这里治好病人,应该会有很大的成就感。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他渐渐有了更多的感受。“曾经我想过医生是什么样的,成为医生后预期差距也不是太大。”“不管大环境,只要病人好都是很欣慰的事情。”治病救人,靠的是专业知识、专业技术。同样重要的,是医生的细心观察、耐心沟通,是一份医者的仁心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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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贺冰刚来那段时间,和许多新学生一样,遇到问题直接套书本。比如,一看到呼吸机报警,便会直接觉得是不是该吸痰。 但每到这种时候,李传胜总会显现出他老道干练的一面。他见微知著,会想到是不是漏气了,考虑许多其他因素。 通过细节的东西,判断出海量内容。郭贺冰跟李传胜学习的时候,常被冷不防地“临时考试”: “小郭你来说说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人呼吸衰竭了,你说说可能原因是什么?” “肺水肿病人原因是什么?” “病人是最好的老师。”这是李传胜的老师当年说过的话。如今,也变成了他对后辈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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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李传胜对郭贺冰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小郭,我来”。 最开始和老师一起学习时,高危的操作李传胜从不让郭贺冰上。 血液传播类疾病,穿刺操作风险高。李传胜说:“我来。” 艾滋病、出血热,治疗挑战大。他还坚持:“我来。”“作为老师,作为前辈,自己应该保护好他们。” 这不仅是李传胜的理念,也是地坛医院一贯的传统。 遇到问题,遇到困难,年资高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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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李传胜被当时带他的主任,手把手地教,护在身后。如今的他,转换了身份,变成了那个挡在前面的人。“普通病人可以让新大夫去操作,如果带教的孩子技术熟练,可以让他们尝试,都要一步一步来。”这是地坛医院的“规矩”。困难临前,不推诿不逃避,反而争先恐后地上。不是完全不怕,而是相信专业的力量。不是毫不担心,而是肩上承担的责任,不能轻易卸下。就像所有故事里的传承一样:不过一群普通的老人,护犊似的护着他们的后辈。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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