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燃烧的历史与美丽的创伤

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那天,阿道夫·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气急败坏地责问——“巴黎烧了吗?”

没有。

2004年,朱莉·德尔佩在电影《爱在日落黄昏时》里向伊桑·霍克提问:“你相信巴黎圣母院有一天会消失吗?”

曾经不相信。

如今我们也不得不相信了。

巴黎圣母院:燃烧的历史与美丽的创伤

夜幕下的巴黎圣母院。 (东方IC/图)

4月15日傍晚,位于巴黎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的巴黎地标——巴黎圣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发生火灾,火焰燃烧14个小时,摧毁了圣母院尖顶,23屋顶被烧尽。“巴黎圣母院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想象力。这段历史是我们的,而且正在燃烧。”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我们将重建这座大教堂”,但此时此刻,全世界的旅行者们,都可以将这座每年吸引1300万人次参观的法国哥特式教堂典范之作从旅行清单中,悲哀地,长久地,删除了。

圣母院的钟楼也被烧毁了——是的,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齿,独眼,耳聋,驼背”却堪称文学史上最迷人男主角的卡西莫多——敲钟的地方已经荡然无存,他再也不会找到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整个大自然”——自己的家了

其宏伟,令见者憷然

如今游客们再也无法在圣母院做“经典三件套”——与圣母院合影,在广场上拿面包喂鸽子,和买张票登上钟楼欣赏巴黎的风景。这样的“凄惶”,恰如卡西莫多活在今日所要面对的处境。尽管包括荆棘冠冕、圣路易的亚麻织物在内的重要文物已被成功救出,尽管矢志重建,但重建后的巴黎圣母院——就像很多缠绕在“忒修斯之船”悖论中无法自拔的“完美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终究不是雨果笔下的那座历经千秋岁月的古老建筑了。

曾有人这样比喻:法国就是一位骄傲的美妇,虽历经沧桑却风韵犹存,而巴黎就是这位“美妇”的“玉颜”与“粉颈”。横穿巴黎而过的塞纳河就像是挂在这“粉颈”的一串项链,河中的西岱岛和圣路易岛就是这条项链顶端的玉坠,座落在此的巴黎圣母院则是玉坠上镶嵌的一颗明亮的钻石。

巴黎圣母院:燃烧的历史与美丽的创伤

塞纳河上的游船经过巴黎圣母院。 (东方IC/图)

从建筑艺术角度而言,多数的哥特式教堂都在西立面的设计上别出心裁,而正面双塔高约69米、后塔尖高约90米的巴黎圣母院近乎古典的对称式设计反倒显得独树一帜:整个西立面自下而上分为三层,分别是三座尖拱的大门,三个玫瑰花窗和两个柱廊;两座没有塔尖的钟楼被融合在立面之内,如同两个卫士守候着教堂的入口,在设计上又将立面均分为三部分。中央大门正对着教堂的中堂,正上方的两层是一个直径十几米的圆形窗户——玫瑰花窗,阳光从这里投射到教堂之中,会给人一种亦真亦幻的奇妙感觉。正门的门券上是一排大壁龛,从左至右横贯教堂正立面,醒目而大气。

巴黎圣母院:燃烧的历史与美丽的创伤

巴黎圣母院玫瑰花窗。 (东方IC/图)

虽然圣母院在空间上不及之前的沙特尔教堂或此后的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但5670平方米的空间可容纳近万人,而且它的风格更为纯粹——罗马式的圆拱已经消失,在所有可能的地方都采用了尖拱或尖塔,这使得室内空间异常开阔,当观者的目光随着立柱从下往上到达肋拱支起的尖顶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向上腾跃的轻快之感。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曾这样赞美:“门廊和窗户的布局是那么明晰、轻快,走廊的花饰窗格是那么轻巧、优雅,我们简直忘记了那高大石头建筑的沉重,整个结构好像是海市蜃楼在我们面前高高耸起。”

“它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雄壮的交响乐”,巴黎圣母院之于建筑,一如雨果所说:“我们怀着虔诚的心瞻仰这座庄严雄伟的主教堂,它令人敬畏,就如编年史家所言:其宏伟,令见者憷然。”

人类文化悠久而强韧的精神堡垒

“若干年前,本书作者参观圣母院——或者不如说,遍索圣母院上下的时候,在两座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词:ANÁΓKH(命运)。……这样,雕凿在圣母院阴暗钟楼的神秘字迹,它不胜忧伤加以概括的、尚不为人所知的命运,今日都已荡然无存,空余本书作者在此缅怀若绝。在墙上写这个词的人,几百年以前已从尘世消逝;就是那个词,也已从主教堂墙壁上消逝,甚至这座主教堂本身恐怕不久也将从地面上消逝。”在雨果,这位被网评“放在今天,肯定是HBO王牌杀手”的作家笔下,巴黎圣母院与“命运”这一关键词,都被涂上了一层多少世纪以来风化所形成的深暗颜色,“把那些古老纪念物经历的悠悠岁月变成了其光彩照人的年华”。

巴黎圣母院的“光彩照人的年华”始于850余年前。再向前追溯,它原是罗马人祭祀的神庙。公元5世纪,这里曾建起圣特埃努教堂,6世纪时又成为一座罗马式教堂。到了12世纪路易七世时期,原有的罗马式教堂已经破败,1160年被选为巴黎主教的莫里斯·德·苏利(Maurice de Sully)发起教堂重建计划,1163年教堂奠基,标志着这座法国哥特式建筑代表作的创建,而这也是建筑师与中世纪苦力们劳作近两个世纪的开始——这座教堂于1345年全部建成,当然,它在欧洲教堂兴建“拖延症”中,只能算是轻度病患。

火中的巴黎圣母院,在世人眼中,是“燃烧的历史”,此言非虚——1239年圣路易国王将荆棘冠冕放在此地,1430年英王亨利四世在这里加冕,1455年举行贞德平反仪式,在院内竖立贞德雕像,“圣女贞德”之名由此流传,1708年路易十四修改祭坛,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这里加冕……巴黎圣母院的“命运”也就从那个时期开始更加跌宕起伏:法国大革命时期,教堂的大部分财宝都被破坏或者掠夺,里面处处可见被移位的雕刻品和砍了头的塑像。之后教堂改为“理性圣殿”和储存葡萄酒的仓库,直到拿破仑执政才将其恢复宗教之用。

这之后,圣母院的修复也有雨果的推动——他的名著于1831年出版,引发巨大反响,很多人因此希望重修残旧的圣母院:1844年至1867年,历史学家兼建筑师奥莱·勒·迪克(EugeneViollet-le-Duc)主持,拉素斯(Jean- Baptiste-Antoine Lassus)和维优雷·勒·杜克(Viollet-le-Duc)负责全面整修教堂,重现了建筑久违的光彩,才构成了之后100余年巴黎圣母院的主体面貌。巴黎公社时期,又有狂人意图纵火焚烧巴黎圣母院,好在大火被及时扑灭,圣母院的主体建筑得以保存。——有人说,从18世纪到19世纪,巴黎圣母院的历史,成为革命与复辟间的隐喻,这座建筑从一开始就无法纯粹,君主的赏赐,教徒的歌颂,到革命者的洗劫,它成为一个浓郁的政治符号,微缩了法国民族的血与铁。

进入20世纪,巴黎圣母院并未在历史中退场,或者只沦为一个风景名胜,它集合了文学与艺术的诉说,历史与建筑的迭代,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意义符号。1944年8月26日的巴黎解放纪念典礼,1945年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赞美诗,1970年11月12日的戴高乐国葬,以及1980年5月31日保罗二世的祈祷晚会都在这里举行,哪怕在浴火之时,天主教徒也在其中做晚间弥撒,准备庆祝复活节圣周。

圣母院横遭此祸的原因,看似很简单:电线短路,火苗窜上了木质屋顶。就如同《纽约时报》的评论:“巴黎圣母院大火中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代表了另一种不同的灾难,具有同样的创伤,但更多的是与其美丽、精神和象征意义相关”,千百年来,多少人类历史与文明的遗存都会因为这样简简单单的原因,而轻易地从这个世界中消失——人们总会惋惜遗憾于文明的消逝,喧嚣吵闹一阵,又将之遗忘,照样轻松前行,直到下一次灾祸的来临,反反复复,了无终结——相信巴黎圣母院并不会是最后一例。而付出代价的,最终只能是人类全体。这真是最美丽而悲哀的故事: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而真正奇妙的是,也正是这些代价与记忆,才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历史。“教堂不像神庙,并没有为自己保留一个举行秘密祭祀的密室,以阻止人们闯进去亵渎神灵。在教堂里,祭礼是采取表明人与神交的圣事这一具体形式的。这种人与上帝的交往,可以说是平等的,是在上帝与人分享的屋顶下进行:上帝在四壁围起的阴影里倾听人的诉说;人在有顶的十字路口同上帝约会。教堂里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这一交往得以自由地深入地亲切地举行,而再无其他目的。”奥古斯特·罗丹曾这样讲述教堂的意义。大教堂这样往昔的宗教场所,如今已经转变为文化的公共空间,它们富含文化信息,体现传统习俗,代表城市性格,关乎人们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当历史、记忆、文化与建筑的世代沿革变迁相互交织与叠加,才最终共同筑就了人类文化悠久而强韧的精神堡垒。

由是观之,巴黎圣母院已经不是建筑本身,而是一种文化和一段历史的代名词;石头的建筑终将分崩离析,而文化与历史却有可能在被记忆与被讲述中一代代相传,经日月而弥远。就像小说《风之影》中,努丽亚·蒙弗特向主人公达涅尔诉说:“只要还有人记得我们,我们就会继续活着”——我们会忘记那个敲着加入了金银而使得钟声全城可闻的大钟的卡西莫多吗?

不会。

我们对巴黎圣母院的情感,似乎也同理可证。

张亚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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