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诞辰100周年

编者按:今日(2020年3月5日)是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诞辰100周年。本文原刊于2017年他去世20周年时,今日重推旧文,以念其人其事

如果给汪曾祺的写作设几个关键词的话:高邮、西南联大、张家口、北京是四个绕不过去的坐标。此人念旧,而且长情。写来写去,皆是故乡、故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第512期

文 | 本刊记者 蒯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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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诞辰100周年

汪曾祺 图/陆中秋

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在这个母亲节回忆起自己的父亲,他常常直呼之为“老头儿”:老头儿在家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每天为家人买菜做饭,从不把工作中的情绪带回家里,早上起来,给自己做一碗改良版的高邮阳春面,喝一杯茶便开始写作。“虽然今天是母亲节,但我在这里谈起父亲也是满满的爱。”母亲节后再过两天,就是汪老辞世20周年的日子了。

高邮

这种平等,沿袭自汪曾祺的父亲。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往往给汪曾祺也倒上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儿子一根老子一根,老子还给儿子先点上火。汪曾祺17岁初恋,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在旁边跟着瞎出主意。“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家其实规矩很大,汪曾祺66岁那年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回家拜望继母(任氏娘),还没进家门,老头儿在门外的水泥台阶就跪下了,要给任氏娘行跪拜礼。继母一把挽住他说,“曾祺,不可,你也是见孙子的人了。”汪曾祺却很坚持:“那不行,这是汪家的规矩。”

汪曾祺祖籍安徽,出生在高邮,汪家大院在高邮很有名气,祖父汪嘉铭在当地做药材生意,“万全堂”和“保全堂”口碑都很好,汪曾祺小时候几乎天天都要去祖父的药铺玩耍,他的小说《异秉》,写的就是保全堂。

汪曾祺的祖父在清代末次科举里中了“拔贡”,废除科举后,功名道断。汪曾祺的父亲则在南京上过十年一贯制的旧制中学,“旧制中学生”也算功名,用泥金扁宋字写在汪曾祺亡母出殡的铭旌之上。汪曾祺幼从家学,练字的《圭峰碑》《闲邪公家传》等,都是初拓的珍本,来自祖父的收藏。晚年汪曾祺鼓励后辈学作近体诗,还常用当年老太爷的原话,“文从胡画起,诗从放屁来。一开始总写得不成样子,写写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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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汪曾祺与夫人施松卿

汪曾祺上的是新式小学堂,但从小耳濡目染,也学习古典诗文,能诗能画,兼谙乐器戏剧,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都来自他的父亲。李渔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如果此说成立,那汪曾祺和他的父亲,都是一身癖好、用情极深之人。父亲是眼科医生,年轻时是运动员,田径好手,同时习武、骑马,水性好,笙箫管笛、琵琶、月琴、胡琴、扬琴,无一不会,同时画画、刻章,一双巧手,还会给孩子做灯笼和扎风筝。汪曾祺的生母过世,他亲手为她糊了一箱子纸衣服,单夹皮棉,甚至糊了几可乱真的皮衣,分得清滩羊、灰鼠,好让自己的太太在九泉之下四时不缺时髦又暖和的衣衫。妻子死得早,他因此格外疼爱她留下的这个孩子,汪曾祺小时候,是个惯宝宝。少年时外出考学,父亲送他去,旅馆床铺有跳蚤,父亲一宿没睡,拿着蜡烛在旁边守着他,发现一只跳蚤,就用蜡油滴死一只。汪曾祺醒来一看,席子上满满全是蜡油点子,自己却美美地睡了一整夜。

在父亲的影响下,汪曾祺金石篆刻、曲艺乐器,样样精通,对他来说,这都是玩儿,“生活,是很好玩儿的。”晚年自娱是做菜,也爱写吃食。当时北京城中文化人物宴聚,王世襄的焖葱固然让人眼前一亮,汪曾祺的干贝吊小萝卜,也让远道而来的聂华苓连汤底都喝了个干净。

联大

如果给汪曾祺的写作设几个关键词的话:高邮、西南联大、张家口、北京是四个绕不过去的坐标。此人念旧,而且长情。写来写去,皆是故乡、故人。

战时的西南联大,云集了中国最一流的大脑,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活,对汪曾祺来说刻骨铭心,他称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为“第二故乡”。沈从文、闻一多和杨振声都很器重他,尤其是沈从文,视他为得意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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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左起:李荣、汪曾祺、朱德熙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于中文系,在校时他并不用功,自由散漫,常常逃课去逛翠湖,但是阅读极广,颇富文名。他与穆旦、鹿桥被认为是西南联大培养的最有才华的作家。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文风受沈先生影响极大。青年时期,汪也很喜欢抖机灵的写作方式。某次写了篇小说,主人公的对话十分精彩,格外精心设计过,但是沈从文却批评他:“你这不是人在讲话,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

汪曾经写过不少怀念沈先生的文章,尤其记到一个细节,他常常从沈先生那里借书看,有一次,在书的某页,看到沈先生题了一笔:某月某日,见一个大胖女人过桥,心里很难过。这条笔记让汪曾祺揣摩良久:这是个什么大胖女人,为什么沈先生看见了大胖女人会很难过呢?这一师一徒徒劳心事,均折射出某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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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北京中山公园

晚年汪曾祺写出他的代表作《受戒》后承认,在他写小英子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脑子常常想的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农村女性:三三、翠翠、夭夭。

西南联大时期正值战时,物力艰难,最初,汪曾祺还有带去的一点钱,可以吃馆子、骑马,过浪漫主义的生活,后来就穷得叮当响。为生活计,汪曾祺曾在昆明北郊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了几年书。他专门写过这段囚首垢面、食不果腹的贫穷时光,他没有说出来的是,也正是在这几年中,他结识了同在建设中学教书,也同为西南联大校友的施松卿,两人此后相伴一生。施是外文系的毕业生,父亲是马来亚的侨领。跟汪家相仿,施松卿的父亲也做药房生意。汪曾祺的子女曾经打趣母亲:你不是说当时中文系的学生都土得很吗?那你怎么看上爸爸了。施松卿说:“有才,一眼就看得出来。”

比同时代的很多文人幸运,汪曾祺的家庭和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飘摇中,家庭成员之间也并未隔阂反目。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很长时间不能见到孩子,回家后,子女跟他依然很亲。母亲有时出于爱护子女前途,策略性地让孩子跟爸爸“划清界限”,孩子就反过来揭穿妈妈:“那你怎么还给爸爸打酒喝?”

右派

汪曾祺曾在随笔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1958年,因为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汪曾祺“补课”成为右派,斗争来势汹汹,大字报贴满了单位过道,批判会一开再开。“我规规矩矩地听着,记录下这些发言,这些发言我已经完全都忘了,便是当时也没有记住,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说的我,是说的另外一个别的人,或者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设的、虚空的对象。”

他曾经发表过一组短诗,里面有一首《早春》,描摹新绿朦胧,有“远处绿色的呼吸”这样的词句。不讴歌红而讴歌绿,这也成了罪状。

定为右派之后,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的农科所接受劳动改造,一开始,他被分派去起猪圈、刨冻粪,后来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最常干的活儿是给果树喷波尔多液。这一段经历,他后来大多写进了自己的小说,比如《七里茶坊》《羊舍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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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汪曾祺和家人在北京中山公园

农民工友都喜欢老汪,因为“老汪干活不藏奸”,跟群众关系好,而且,他还是个文艺骨干,能写能画还会唱,“人性不错”。下放一年多,所领导就宣布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暂时没有接收单位,就在农科所协助工作。主要任务是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这段生涯自由而愉快,没有领导,不用开会,每天自我管理,开花的时候画花,结实的时候画实,每天到田里掐一把花来对着描画,“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完马铃薯,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这份差事相当不坏了——那是什么年份啊?1961年。

汪曾祺是不难了解的,他的生活在他的小说里几乎处处有迹可循:《黄油烙饼》里面的儿童萧胜,在奶奶死后被父亲接到张家口之外的马铃薯研究站,虽然挨饿,总还有马铃薯和红高粱饼子吃。终于有一天,萧胜吃上了奶奶生前舍不得吃的黄油烙饼,儿童一下子醒悟了:奶奶是饿死的。

“御用文人”

到了1966年,“文革”刚开始,汪曾祺就是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爪牙”、“小邓拓”,连同马连良、赵燕侠、袁世海等大师级的“反动权威”、“戏霸”一起,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

但到了1966年7月,被关进牛棚的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当天下午收拾干净去剧院军代表办公室。军代表严肃地对他宣布给他一个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随后,汪曾祺被带上一辆黑色小轿车,直接开到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领受江青的接见。

早在前两年,汪曾祺就作为主创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了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当时演出很成功,也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的接见。江青对这出戏印象很深,赏识汪曾祺的才华,所以,当她想要主抓样板戏《沙家浜》的时候,她马上就想到了汪曾祺。

江青接见之后,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主攻京剧《沙家浜》的剧本写作。在前门打磨厂胡同和“广和剧场”,汪曾祺等人需随时听从江青的调遣,即席进行《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沙家浜》即改编自《芦荡火种》,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阿庆嫂和胡传魁《斗智》选段唱词,据说就出自汪曾祺之手。在1970年,汪曾祺因为参与京剧《沙家浜》修改有功,甚至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期间,作家们基本搁笔,但汪曾祺却因命运眷顾,依然可以从事创作,在外人看来,几乎可说是受江青宠幸。人们倾向于把汪曾祺归为“受益者”,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汪曾祺或许是的“双重受害者”。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因为受到江青的重用,“打倒四人帮”之后,汪被列为“说清楚”的对象,还立了专案,“悬空”两年,写了17万字的交待材料。汪曾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非议和压抑,他写道:“我对于许多同志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

暮年

1979年,汪曾祺终于获得平反。有人问他:这么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汪老回答:随遇而安。

不控诉、不置恶语,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同时代人中,在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里,也可以看到相似的修为。汪曾祺说,我的性格就不是一个抗争的人。

他其实写过不少反思“文革”的小说,但都是淡淡的,不露痕迹,有一种温和含讽的笑意。比如《皮凤三楦房子》里的高大头,平时是个鞋匠,天天挨完批斗回家修鞋,生意还特别好。“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好像特别费鞋,因为又要游行,又要开会,又要跳忠字舞。”他在《皮凤三楦房子》里借中国老百姓说出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是很讲恕道的。”

他行文中有大恸,但都藏在淡然悠远的白描背后,比如《天鹅之死》和《黄油烙饼》。这不是任何写作技巧所能赋予的,这是一个作家天性中的良善,做不得假。用情至深,而鲜少形于辞色,汪曾祺的动人,亦在此处。

从民国到解放到“文革”到1980年代,汪曾祺是罕见的在每个阶段都保持了创作水准的跨时代作家,国学传统和现代因子,在他身上结合得浑成。据邓友梅回忆,1950年代初汪曾祺突然拿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给北京市文联的同事们看,“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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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家做菜待客

现在普遍把汪曾祺归为“最后的京派”,因为确实在北京他的创作进入了全盛期,赵树理和老舍先后主编的《说说唱唱》杂志,他是编辑部主任,此后从事京剧创作又广为人知,跟京剧大师裘盛戎过从甚密,虽然他写过大量的乡土作品、现代派小说和美食随笔,但把他归为“京派”,他自己是认账的。

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之后,汪曾祺声名鹊起,被称为“晚年大放异彩”的作家。某次受邀讲学,观众席里递上来一个条子:“汪曾祺同志:你近年写了一些无主题小说,请你就这方面谈谈看法。”汪曾祺后来专门应此写了一篇文章作答:“我没有写过‘无主题小说’,我的小说都是有主题的。……不过,主题最好不要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他进一步列举自己喜欢的思想者和文学家,来阐释自己的价值观和文艺趣味,“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蔼然仁者之言,这样的诗人总是想到别人。”

有人让他用一句话概括他自己,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他也曾经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分析自己的祖父。他弄不清祖父的思想是怎么回事:祖父幼读孔孟之书,思想基础当然是儒家。但他同时又学佛,是印光法师的弟子,桌上常有一函《南无妙法莲华经》,可又有顾炎武的《日知录》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订了份杂志:邹韬奋的《生活周刊》!”

这大概就是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时代里一个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精神画像,而祖父的这种文化道统,也构成汪曾祺反观自照的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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