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一个古怪老头的爱情信条

文/谭峰

“我人生中的一大遗憾就是,我不是别的什么人。”(英文为,My one regret in life is that I am not someone else.)

“段子手”(punster)伍迪·艾伦所说的每一句话,似乎都被人们奉为名言警句。但唯有这句话,成为了他纵横影视艺术界的“独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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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艾伦:一个古怪老头的爱情信条

生而幸运

1953年,艾伦进入到纽约大学学习传媒和电影专业。这对于一个六岁就可以给报刊专栏写“搞笑段子”的文艺少年,确实是一件再幸运不过的事情。

当艾伦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伯乐”。没错,他确实是被经纪人大卫·阿伯(David Alber)看中,并受邀为电视节目撰写脱口秀剧本。“小艾伦”的第一次创作,就可获得每周25美元的收入,这在同龄人中绝对算是“最先富裕的群体”了。又过了几年,他银行账号的存款数字竟可达7位数。

但不幸的是,艾伦的学业并不顺利,因为一门叫做《动画制作》的科目不及格而被学校发出退学的勒令。此时的艾伦居然没有灰心丧气,他不停地劝慰自己:“管他的呢,反正我可以一心一意地创作,写我喜欢的搞笑剧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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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期的伍迪·艾伦

在与脱口秀团队合作的日子里,艾伦甘愿孜孜不倦地输出娱乐民众神经的无厘头剧本。但他逐渐发觉在一个贩卖娱乐的商业时代中,一个默默耕耘的写手很容易被遗忘,他的才情、他对生活态度,岂能被埋没在舞台背后黯淡无光的阴霾中。

很快地,艾伦向负责脱口秀人员调动的部门提议,他想尝试从幕后转向台前,成为一个真正的“脱口秀人”。当回忆到那段人生中极富转折意味的片段时,艾伦淡淡地说到:“我负责写作,他们负责业务管理。一天,我告诉他们我想像一个脱口秀明星那样登台表演。他们当然不愿让我轻易放弃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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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导中的伍迪·艾伦

艾伦嘴里的“他们”就是两位“慧眼识珠”的经纪人——杰克·罗林斯和查尔斯·H.约菲,“他们”是艾伦人生启航中起“助推”功能的伯乐。艾伦先尝试在纽约的“蓝色天使”(Blue Angel)和“苦涩结局”(Bitter End)夜总会演出,那副遮掩羞涩气质的黑框眼镜,见证了他勇往直前的青春稚气,也成为了他被世人所铭记的标志性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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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艾伦的最新传记《凭空而来》(Apropos of Nothing)

1963年,艾伦如愿以偿,他把自己的首秀献给了一个叫做《今夜秀》的节目。短短几年时间,他从一个幕后的创作者成功地转型为舞台上一颗夺目的启明星。

有关这段“痛并快乐着”的打拼往事,艾伦也极为用心地在他2003年《奇招尽用》的电影中呈现,向人们娓娓道来。由贾森·比格斯扮演的男主角杰瑞为自己的演艺梦想四处寻求机会,所幸遇见一位贵人大卫·多贝尔的赏识。在这个过程中,聪明的杰瑞克服了种种来自艺术圈的“傲慢与偏见”,频频使出可以派的上用场的“奇招”,最终得以成功。

女人和艺术

毋庸置疑,艾伦不仅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他还是一个极富野心的浪子。脱口秀的大获成功并没有让他心满意足,他又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身好莱坞。1965年,30岁的艾伦首次担任《风流绅士》(英文名为What's New, Pussycat,又译为“猫咪最近怎么了”)的编剧,由此实现了从电视节目到电影创作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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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又开始创作了《老虎百合》《皇家赌场》《好莱坞结局》等影视作品的创作,但因为好莱坞自成一派的演绎套路和艾伦自由创作的天马行空不甚合拍,艾伦本人果断地对与好莱坞的合作加以否定,将这段在常人看似风光无限的光环称作“可怕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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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与宋宜

主动卸去脱口秀和好莱坞的光环,艾伦反倒一身轻松,他的艺术创作没有多余的障碍了。1969年,他独立地创作了《傻瓜入狱记》,从此一步迈入自编、自导、自演的“独立创作人”的时代。

1977年绝对是艾伦的“幸运年”,他认识了他的“挚爱”黛安·基顿,更凭借《安妮·霍尔》这部“非搞笑”电影斩获1978年奥斯卡四项大奖——分别是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女主角。

当出生于江湖习气甚浓的艾伦遇见来自阳光活力加利福尼亚的黛安·基顿,他们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创作灵感。在拍摄过程中,黛安·基顿被导演允许自由选定饰演服装,赋予了女演员自主表达人物个性的契机——白衬衣、宽长裤、运动范、领带和帽子。艾伦在这部片子当中找到了一个影视创作者与生俱来的自由,他对这部艺术大片公开表示:“安妮·霍尔无疑是我创作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女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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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的影视风格从此显露出创作的雏形,进入而立之年的他不再想走搞笑和商业的路线,虽然这样可以给他带来很多流量、很多名利。从《安妮·霍尔》开始,他改变了自己的构思基调和创作态度。他变严肃了,显得更老练了,他的艺术作品开始转向了反思、批判和重塑。

在西方影视圈,伍迪·艾伦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名词。人们一方面会感慨这位多产创作者的才华和激情,另一方面又不断诟病他“令人不堪”的婚恋史。从第一任妻子哈伦·罗森到“小伙伴”米娅·法罗 ,从女朋友黛安·基顿再到比自己小35岁的养女宋宜,这位导演的“感情戏”简直比他拍摄的影片都精彩,他的创作灵感也许就是来源于他丰富的情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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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伍迪·艾伦和黛安·基顿

正如伍迪·艾伦所袒露的那样,“在我最初写作的时候,我只能以男性视角写作。之后有了女性形象,我的写作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内心深处》《汉娜姐妹》和《情怀九月天》中的母亲和姐妹以及我为黛安·基顿和米娅·法罗创作的角色,这些女性总是居于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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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怪老头”的心目中,寻找感情当然不是为了艺术创作,但是艺术创作中不能没有女性视角,不能缺少脉脉含情的波澜。艾伦也许是把感情当成了艺术,所以才一波接一波地尝试“新欢”,体验新的人生。

怪诞爱情

在很多艺术家都以甜蜜恋爱、幸福婚姻为歌颂主题的时候,这位创作奇才却将自己对于男欢女爱的创作主题加以颠覆。这样的思路可以在他《午夜巴塞罗那》(2008年)和《午夜巴黎》(2011年)的两部“午夜剧场”中得以彰显。

《午夜巴塞罗那》中的维姬、克里斯蒂娜、安东尼奥以及玛利亚四人混乱而刺激的微妙关系,是艾伦向世人所传达的“另一些感情”的艺术尝试。这样一段离经叛道的“旅行中的感情戏”让人们看到了生活中另类的“四角恋”,也激发着人们去反思当代都市中男女情欲的种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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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巴黎》剧照

当吉尔和他的未婚妻伊内兹来到巴黎度假时,《午夜巴黎》的画卷就向人们徐徐展开。这部获得8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影片,没有刻意地宣扬巴黎的浪漫和爱人间的志趣相投,反倒是辛辣地嘲讽了一段“同床异梦”的脆弱而伪善的爱情。吉尔对他所穿越到的19世纪的巴黎乐此不疲,而伊内兹却嘲笑他白日做梦的痴狂。最终这段恋人在全球最浪漫的城市,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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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执导《午夜巴黎》现场

在伍迪·艾伦的眼里,留存于传统观念中的“美好爱情”似乎是不堪一击的,它需要借助艺术的夸张和影视的加工,才可另有乾坤。这也是艾伦有意思的地方,他在现实生活中分明是全天下最可以欣赏女性、赞颂爱情的男人,却非要偏执在自己的影视作品中向人们灌输“婚姻是希望的幻灭”的悲观主义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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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与众人观看电影《爱在罗马》(To Rome with Love)

肆意而荒诞地“篡改”人性中司空见惯的观念,是艾伦的创作“陋习”,却也成就了这位影视奇才的创作灵感。也许,人们所看到的艾伦及其他的电影是荒谬不堪的,但没有人否定创作会让艾伦自由,使他感受到了快乐。对此,他引以为傲地发出几分感慨:“我之所以喜欢电影,是因为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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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眼中的夜色巴黎

艾伦脑子里似乎有个奇怪的发条,不停地在驱使他在感情、都市、人性、社会当中肆意穿梭,又大逆不道地跳出框限艺术创作的藩篱,形成了这位艺术创作者辛辣追问,抑或是黑色讽刺的气质。

黑色幽默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处在一切尚在骚动的神奇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局地战争的频发、民权运动的声势浩大,让这个刚经历过二战风云的国度的前途,显得扑朔迷离。

但是,社会的动荡反倒成为滋生艺术家灵感爆发的温床。一些逐渐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明白这个“漏洞百出”的社会既不会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也无法以小资产阶级构想的面目崭露头角。对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知识精英而言,他们似乎只能用自己含蓄、戏谑又富有批判思维的创作方式来嘲弄人性深处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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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高超的“段子”

美国评论家尼克伯克在196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命一蜇的幽默》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将这种荒谬的、怪诞的,却又发人深省、令人忍俊不禁的艺术表达方式,命名为“黑色幽默”。从此,“黑色幽默”一词首次被视为一种新的现代主义流派,在美国乃至全球生根发芽。

伍迪·艾伦首先是一个时代的人,其次才是一个艺术家。在一颗“一言不合就反讽”的心灵深处,往往铭刻着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历史烙印。艾伦以他从少年到中年、从工作到感情中一件件“不甚如意”的往事中找到“黑色幽默”的印记,将其抽丝剥茧,数见不鲜地运用在他的作品中,最终形成了带有“艾伦范”的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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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凭借《蓝色茉莉》接受媒体独家专访

凭借《蓝色茉莉》(伍迪·艾伦执导,2013年7月上映)而获得2014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项的凯特·布兰切特,就扮演了一个被“黑色幽默”所嘲讽的角色——茉莉。茉莉是一位曾混迹于纽约职场的商务丽人,因为和丈夫生活和事业上的纠葛而离婚。

她只身一人飞往旧金山,试图开启一段新生活。但令她没想到的是,她定居旧金山的妹妹金洁、她所钟爱的富商韦斯特莱特以及她的继子丹尼,都各自“心怀鬼胎”,作出了一些令她失望的举动,让她重振雄风的宏图壮志付诸东流。

这部多次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折射出艾伦对一个以物质和利益为“上帝”的社会所暴露的真相,反映了这位鬼才导演一以贯之的“黑色元素”。除了针对社会之中不合理的秩序安排,影片不忘把黑色幽默留给片中女主角茉莉——一个一心想追求自由,却最终被自由所困的“都市囚徒”。

自由的隐喻

其实在很多影片中,艾伦还极其清醒地把一份嘲讽留给了自己,这是他对自己特立独行生活的一次解剖和一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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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期间的伍迪·艾伦与迈克尔·杰克逊

遵从内心去追求梦想本没有什么错,但过度而不切实际地追求就不免陷入到一种“自由陷阱”。古往今来,当一个人不顾一切去追逐自由而失去节制意志的话,他就很容易变得狂傲不羁,不食人间烟火。走到最后,一个人的悲剧命运往往源于他人的限制,而恰恰是因为自己“与世隔离”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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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认为他应该成为#MeToo活动的“代言人”(poster boy )

崇尚自由的伍迪·艾伦,固然是可以肆意选择自己的伴侣,却也无法逃避基于“绝对自由”而衍生而来的人生困顿。他的养女迪伦·法罗先后于1992年、2014年指控他的性侵行为,都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到了2017年,法罗巧妙地借助好莱坞“Me too”运动的舆论气氛,将她恨之入骨的“老情人”推向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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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者要求在西班牙拆除伍迪·艾伦雕像

伍迪·艾伦因此被取消了电影《子弹横飞百老汇》的改编权限,与他合作过的演员——比如提莫西·查拉梅、格蕾塔·葛韦格等——也都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否定艾伦人品的立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部艾伦于2017年底制作完成的新片《纽约的一个雨天》,居然也被亚马逊单方面地宣告终止。一对强强联手的“绝佳CP”,竟不幸地沦落为众人唏嘘的“官司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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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一个雨天》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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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嘉丽·约翰逊(右一)“愿意相信”有关性侵丑闻,艾伦是无辜的

“我行事基本不分析其中的内容和原委。只有在事后,我才会进行推理思考。”留下这一“段子”的艾伦,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孤单而无力的背影。虽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艾伦永远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一场不落窠臼的影视奇观,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面貌往往是“俗不可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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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饮食男女的物欲时代,艾伦只是想在卸掉光环后自我地充当一个凡夫俗子,天真地经历些什么、感受些什么。这位“老男人”并不是一个“恶老头”,但他和所有男人一样都色胆包天的冲动,都有好大喜功的虚荣。只是在所有匆匆“行事”之后,才有时间消融前一秒天性释放的性情,艾伦才会“推理思考”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前后关联。一边是时代诱惑,一边是人性使然,隐藏在艾伦内心深处的“人性之暗黑”和芸芸众生又有何二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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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的创作之路固然充满常人不可触及的“小幸运”,同时他也遭遇着“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小确丧”。弥漫于艾伦生活中每个角落的羡慕、嫉妒、爱慕、憎恨等错综复杂的心绪,岂能容忍他享有一名普通路人平平淡淡过生活的“特权”。

有关伍迪·艾伦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往事,人们也许只有在他的最新传记《凭空而来》(Apropos of Nothing,2020年4月7日发行,大中央出版社)中的种种“名言警句”方可找到些许“权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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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察觉出这位被众人仰视的才子内心深处是极其不安全的,这种不安全演变为不安分。在不安分的创作中,伍迪·艾伦逐渐学会了将“不走寻常路”的创作格调来掩盖他焦躁不安的生活状态,用“坚持做自己”的为人之道来诠释安之若素的生命执念。

这所有的一切,到头来只简练地焕发为两个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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