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孙杨案”仲裁书:八年禁赛,确实是“争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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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3 月 4 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 CAS )在官网发布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起诉孙杨与国际泳联( FINA )一案仲裁书,针对此案的诸多争议和疑点,仲裁委员会都在仲裁书中做出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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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

1、一名安保人员在孙杨的指示下损坏了装有已采集血样的玻璃容器;

2、孙杨撕毁了他在检测开始前签署的《兴奋剂检测表》;

3、孙杨及其团队人员的行为阻碍了兴奋剂检测官员将采集到的血样送回实验室进行分析,并阻止了尿样的采集工作。

争议

1、检测团队是否需要每名成员都有独立授权书

孙杨及其律师团队认为兴奋剂检测人员应提供委托书 (Letter of Authority )和授权书(Authorisation Letter)。仲裁委员会则认为,ISTI (WADA 检测与调查国际标准)5.3.3 条表明,仅出示 FINA 发给 IDTM (检测公司)的授权书辅以兴奋剂检测官的身份证明就已足够,并不强制要求检测工作人员提供写有具体信息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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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博士在接受中国反兴奋剂协会培训时所了解到的对 IDTM 采样人员所需文件的建议,与 ISTI 中规定的强制性(最低)要求有所不同。此外,孙杨的证词中显示,自 2012 年起他参加的不包括本案在内的 59 次赛外检测中,IDTM 工作人员都向他出示了 “相关文件与授权书”,但孙杨在回答仲裁委员会提问时,并未表示在这 59 次中自己曾被出示过他在本案中提及的具体的和个人的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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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DA 标准与协调部副主任肯普在法庭上曾被问及血检人员和兴奋剂检测助手是否需要出示相关文件证明他们与 IDTM 的关系时表示,他们仅需要一份通用授权书即可。这一文件将适用于所有兴奋剂检测人员,因为血检人员和兴奋剂检测助理在检测过程中的作用非常有限。仲裁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解释。

2、尿检官与血检官的资质问题

兴奋剂检测助理(后被孙杨方面透露姓名为武兵)在 2019 年 10 月 21 日提供的一份声明,声称自己 “不是任何公司派遣进行测试的兴奋剂检测助理”,并提及他只是一位建筑工人,事发当晚只是负责开车接送主检官,“从来没有人教我怎样进行兴奋剂检查,我也没必要接受相关训练,因为我只是一名建筑工人”。该消息曾被新华社报道,在孙杨已删除的微博中也有武兵提供的情况说明的照片,上面也提到了 “从来没有人教我怎样进行兴奋剂检查,我也没必要接受相关训练,因为我只是一名建筑工人”。这一重要信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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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仲裁委员会发现兴奋剂检测助理武兵的声明与他、主检官、血液采集助理三人签署的保密声明(“Statement of Confidentiality”)互相矛盾,委员会认为保密声明是在 2018 年 1 月,即事发当晚前七个月前签署,因此更为可信。且建筑工人的身份不会影响他在业余时间行使兴奋剂检测助理/监督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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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IDTM 项目经理波帕(POPA)的证词中提及,武兵作为兴奋剂检测助理还参加了 2018 年 1 月的样本收集,也有可能还参与了 2018 年 2 月的收集。主检官的证词则提及,她与这位兴奋剂检测助理 2018 年 9 月 4 日前一同参加了 10 到 20 次检查,她个人已对这位兴奋剂检测助理进行培训,相关 IDTM 表格都被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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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

孙杨方面质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召开的听证会没有邀请作为兴奋剂检测助理武兵出庭作证,或许就是因为武兵证词与事实之间存在的矛盾。“伪证” 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三位仲裁员甚至没有在仲裁书中明确指出,但显然,这样的前后矛盾已经让兴奋剂检测助理武兵的证词失去了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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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孙杨提出,血液采集助理仅提供了一份护士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无法证明她可以在中国境内完成血样采集工作的问题。仲裁委员会指出,根据 ISTI H.4.1.b.ii 条 “血液采集官员(即血液采集助理)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格与实践技能,完成从血管中抽取血液的操作”,血液采集助理实际拥有护士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和护士执业证书,都在 IDTM 公司备案但未向孙杨展示(工作流程不要求展示),因此可以证明血液采集助理符合 ISTI 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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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在听证会上还指出血液采集助理的护士执业证书仅在上海而非事件发生地杭州有效,但仲裁委员会指出孙杨并没有在事发当晚指出这一问题,当时并没有将这一点作为终止样本采集、破坏血液样本的原因,属于追述既往的争辩( ex post facto argu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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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杨一方破坏血液样本

仲裁委员会和初次判定孙杨无过失的 FINA 反兴奋剂委员会都认为,可能因为现场状况混乱,导致主检官对孙杨发出的拒绝兴奋剂检测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警告被忽视。仲裁委员会认为孙杨应当对此负全责,并尊重主检官的权威。中国游泳队领队程浩以及 IDTM 工作人员波帕的证词也证实主检官曾多次警告孙杨拒检后果严重。因此,委员会认为主检官尽责通知孙杨了拒检后果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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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孙杨称主检官最终决定中止兴奋剂检查流程,并主动让他从容器中取出血样,才是本案的最核心一点。因为孙杨一方只要证明本方是在主检官的诱导或是经主检官同意的情况下保留血样,过失就不在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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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在其书面声明中提及,曾告诉主检官和巴震医生,被血液采集助理采集的血样不能被作为检测样本带走,这一点在听证会上也被巴震医生证明。因此,委员会认为不带走血样的动机并不是来自主检官,检测未能完成是孙杨自己或者与其团队达成共识后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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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检官在书面声明中提及,当孙杨一方建议打开容器取走血样时,曾警告容器一旦开启便无法恢复,运动员不允许保存完整或者被打开过的样本,这样的行为会被视作违背反兴奋剂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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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也提到不能理解为什么孙杨要把损坏的 B 瓶血检瓶外包装还给主检官,却把血样本身留下,把所有损毁的容器都还给主检官似乎更合逻辑。孙杨损坏血样容器反而更像是要阻止主检官拿走被密封的血样。随着容器的损毁,样本的完整性也被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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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仲裁委员会的结论是:孙杨未能对自己的行为以及放弃兴奋剂检测一事作出合理的说明。本案的证据明显,委员会相信孙杨是 “有意干扰” 反兴奋剂工作。

判决:为何禁赛八年?

据国际泳联 FINA 反兴奋剂条例 10.3.1 条,由于孙杨违反了 FINA 反兴奋剂条例 2.5 条,需要接受为期四年的禁赛,除非委员会判定其情况适用于 10.5 条(因无明显过失或疏忽减少禁赛时长)或 10.6 条(因其他原因免除、减少或终止禁赛)。孙杨试图援引 10.5.2 条(无明显过失或自身疏忽)减少禁赛时长,但委员会认为孙杨的情况并不符合这一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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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孙杨在 2014 年 6 月有过一次反兴奋剂条例违规并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禁赛。因此,此次孙杨违反 FINA 反兴奋剂条例 2.5 条被视作二次违规,禁赛年限应是 4 年的两倍,即为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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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书中还指出,孙杨在证词中从未体现出任何对自己行为的悔意,或者在事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所不当,反而为自己的行为找寻依据并怪罪他人。此外,委员会还指出孙杨的总结陈词依旧强调对 IDTM 检测人员的资质要求,却并未正视自己当时的行为确有过激之处,再就是在总结陈词阶段邀请一位观众席上未知人士担任自己的翻译,孙杨且并不认为有必要向仲裁委员会请求许可,或者是需要对各方以及程序表现出相应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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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解读“孙杨案”仲裁书:八年禁赛,确实是“争取”来的……

在这份 78 页的仲裁书中,用了多达 15 页的篇幅介绍,从 2019 年 2 月 14 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宣布要把官司打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开始,直到公开听证会后 10 几天,总计十个月的时间都发生了什么。

希望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的上诉因超期无效,仲裁庭驳回。质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提名的仲裁员 Beloff 的资格并要求撤销,仲裁庭否决,后 Beloff 选择退出,以期加速听证会召开。要求当晚的几位检测官出席听证会,如不出席,则要求他们所提交报告从记录中删除,且仲裁委员会应得出与报告相反的结论。质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提名的仲裁员 Subiotto 的资格。要求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保证三位检测官出席听证会,并要求将听证会延期至所有证人都可以亲自出庭时再开。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通知各方,主检测官会以秘密陈述方式在欧洲某国作证,后地点被确定为斯德哥尔摩。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否决了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所聘请律师 Richard Young 的质疑,但 Richard Young 因为重要的医疗急救导致无法在 3- 4 周内旅行,原定于 2019 年 9 月 4 日举行的听证会被迫延期。瑞士联邦法院对被告方关于撤销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所聘请律师的诉求不予受理。自 9 月27 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示各方,严禁恐吓或威胁证人。直到听证会结束后大约十天左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多次在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投诉,孙杨一方违反该禁令。解读“孙杨案”仲裁书:八年禁赛,确实是“争取”来的……

第 118 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指出,孙杨母亲杨明录制并向公众发布了一段包含主检测官 DCO 和血检官 BCA 的视频录像,此行为只能是运动员本人或者代表他本人的人员进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认为 “运动员或者代表运动员的任何人联系 主检测官 DCO、血检官 BCA,或者发布关于他们的个人信息,或是以任何方式威胁、报复他们的行为,都将立刻停止”。

这里提到了孙杨的母亲杨明女士,而仲裁书对杨明女士在案件中所起作用也做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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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孙杨的母亲,似乎是扮演了一个对她的儿子 “最无助益”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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