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凌晨里的ICU:活着意味着一切 | 疫中人⑳

记者 | 何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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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咪达唑仑(一种镇静剂)的持续作用下,这位73岁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已昏迷数日——她的血氧饱和度一度低至60%,黏液充斥着她的肺部。

每4个小时,护士们会对她进行一次镇静评分,用轻拍和呼唤名字的方式来测试她的反应。在她最危险的时候,重症医学科主任范学朋为她接上了全院唯一一台ECMO(人工肺)。这台数百万元造价的设备体外接管了患者的肺部,通过静脉向患者的脏器运送氧气,并泄出二氧化碳。

这是武汉市第一医院3楼ICU负压房内的景象。它危险重重,被层层包裹。进入这里的患者,致死率高达67%。

范学朋穿过一楼空荡荡的大厅后,通过扶梯抵达3楼ICU门外。发放物资的护士们早已备好防护设备,他必须小心翼翼,严格按照流程穿戴它们,避免任何部位暴露在高浓度病毒中。整个过程通常需要消耗30分钟。以护士们在每个人前胸、后背上写下他们的名字,范学朋的称呼是“BOSS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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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开蓝色大门,便是另一个世界。在这间20平方米的ICU房间内,患者被机器和导管包围。从鼻腔进入的气管插管深入她的体内23公分,胃管则深入100公分,直抵肠道。这一切,她一无所知。

她虽仍身处险境,但病况已有好转。为了增加她的身体活性,迫使她陷入昏迷的镇静剂已减量。例行巡房时,范学朋拍了拍患者的臂膀,呼唤着她的名字,又凑近她,翻开对方的眼睑。患者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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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们开始为患者翻身。这通常是他们交班后的第一项工作。为了避免长期卧床所引起的褥疮,护士们用枕头改变患者的体位,使她的身体侧往不同的方向。患者身无一物,以便导管插入。她像一艘船那样停滞下来,寂静,沉重。为了“保留患者的尊严”,翻身的时候,护士们用蓝色毛毯遮住她的私密处——这是ICU病房里的惯例。

另一个惯例关乎时间的力量。ICU负压房被数盏灯光照亮,除了蓝、白,再无他色。监测设备和导管是冷的,取血针是冷的,只有病榻上昏迷的患者是热的。这两间负压病房没有窗户,门总是紧闭。对于危重症患者来说,外面的时间没有意义。护士们说,待到患者生命特征完全平稳、恢复神智后,他们会在夜里尽量减少对他们的打扰,只留一盏床头橘黄色的小灯,“以便让他们知道日夜。”

翻身这样的体力活需要四个护士协作。防护服里的人们早已被汗水湿透。房内只有仪器的运转声,但他们交谈时,还是要贴近彼此。

就在护士们为患者翻身时,她的右脚轻轻颤动,随后她慢慢睁开了眼。护士急匆匆叫来了正在门外电脑上查看病历的范学朋。他又凑近看着她,他们四目相对。范学朋明白,这位73岁的患者病情正逐步平稳。而她的病友——隔壁负压病房里57岁的患者,情况也正在好转,新冠肺炎导致的缺氧使她总是无意识地睁眼,护士们便用湿纱布搭住她的双目。

这位从医十多年的重症医学科主任说,“活着意味着一切。”他必须细致缜密,并且快速地来做这道生死判断题。

现在,人们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仍然有限。范学朋说,新冠病毒的可怕之处,是没有特效药。“大部分人要靠自愈。”其中氧疗、营养补给最为关键。SARS疫情后,人们的共识是不要大剂量使用激素。“而这一次的共识是,不要所有人都用激素。”

他见证了武汉疫情从开始到爆发,再到如今“床等人”的整个过程。2019年12月末“不明原因肺炎”爆发后,作为业务领头人之一,范学朋带领着同事们从本院辗转多地,参与定点收治患者的武汉市第五医院、雷神山医院救治工作。随后,他又回到这里,参与搭建第一医院新冠肺炎患者收治病区。

这个身处疫区中心的医院,很早便建立了规范的发热门诊。疫情之初的1月5日,一医院将散落在各个科室疑似病例集中管理,并让前去诊治的医护们穿上了防护服。就在1月10日,范学朋也在临床发现多个病例并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他提醒同事们,要注意聚集形态发病病例。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一医院医护人员们感染的风险。直到现在,在范学朋所在的重症医学科近100名医护人员队伍中,仅有3名人员感染,且都是轻症。现在,他们都已被治愈并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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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不是他最劳累的时候。1月24日除夕,范学朋领着8个医生和20多名护士来到武汉市第五医院时,一夜便收治了60名患者。他们连续工作了24个小时,出舱时已几近虚脱。

他通常会在上午9点进入隔离病区,中午出舱,下午参加会诊疗会议,处理管理上的工作。病人症状有变,他还要时刻待命入舱,索性在医院对面仍在营业的酒店开了一间房,在最短的时间里赶赴病房。

这本不是他的夜班。他仍然选择深夜巡房,以便目睹“夜里真实的情景”,查看患者病情,并与下属们在一起。他觉得,武汉现在一线的护士比医生更稀缺,“了解你的战友,理解他们的辛苦。”

他很早便把儿子送回了湖北黄冈老家。儿子已经14岁了,父子俩每天会通视频电话,聊聊这一天的生活。范学朋说,疫情发生后,纵然穿着防护措施,医护们还是会害怕。“自己倒下是其次,家人倒下才是致命的。”

为了避免风险,大部分的护士也选择在医院暂住。院方将他们安置在腾空的三人间病房里。护士程诗雨也将20个月大的儿子送去了老家蔡甸区,丈夫则留守在武昌的家中。他们通常也会在晚上7点拨通视频电话。夫妻俩常常沉默无言,看着屏幕里的儿子吃饭,玩耍。

她第一次跟儿子分开这么久。刚刚分离的那几天——比如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程诗雨刚刚看见母亲抱着她的儿子出现在视频里,眼泪便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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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过去,母子俩也都习惯了这样的见面方式。父母给外孙看她穿着防护服的照片:“看,这是妈妈。”儿子便形成了这样的认知,每次在电视里看着抗疫前线穿着防护服的人们,他便会指着屏幕喊:

“妈妈。”

程诗雨和丈夫相识5年。他们会在儿子睡觉后继续聊一会儿。女主人会在这个时候指使丈夫去做家务。以前每逢于此,他时常会试图反抗。现在,他总会爽快地答应她。他们也数月未见,程诗雨说,疫情也深刻地改变了他们。

护士们通常会在凌晨1点半到达病区。为患者翻身的工作结束后,他们还需要给患者抽血、在泵里续药,或者为其做气压治疗,以阻止患者因长期卧床而导致的静脉血栓。

他们还将持续地检测患者的生命体征。一般而言,体温和血糖等常规监测的周期从1到4小时不等。对于危重症患者来说,血氧饱和度等重要指标则需要时时检测。这意味着护士们需要长久盯住数值。他们记录患者们体征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以便通知医生判断。

现在,两名躺在负压ICU房内的患者,体征已逐步平稳,医护们也将迎来最难熬的时光。

程诗雨说,忙碌的时候,他们感受不到防护服内部的沉闷和身体的疲乏。“稍微轻松下来后,各种痛苦便随之而来。”他们的衣服早已湿透,在防护服里会闻到身子发出的馊味。长时间的压迫式佩戴口罩,带子会像刀子一样割在耳朵上。当他们停下走动和体力劳动时,会感到衣物贴身的冷。凌晨5点,他们普遍感到饥饿和口渴,伴随而来的是胃部疼痛。但这些感受,他们不能说出来。体感的痛苦,会像“传染病”一样传递给在场的其他人。

范学朋没有表露痛苦。这一夜的工作快要结束了,他又坐回了办公桌前。时间已近6点,早班的张医生推开了病区的大门。他们先后来到两位患者的病床前,范学朋给她详细交代了接下来4个小时里的注意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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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随后退出了病房。他曾经在交流学习时拍摄过国外的风景,便把照片挂在科室的走廊上。这些来自波士顿、荷兰等地的风景照被他嵌入红色相框内。他穿着防护服路过这些风景时,会抬头看看这些生机勃勃的自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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