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为何受到“重”罚?反兴奋剂专业人士这么说

孙杨为何受到“重”罚?反兴奋剂专业人士这么说

孙杨为何受到这么“重”的处罚?孙杨上诉还有翻盘机会吗?孙杨还有可能参加东京奥运会吗?孙杨药检事件何以发展至此?看完此文或许能找到答案。

记者 | 张峰 小豆 编辑 | 小豆

孙杨为何受到“重”罚?反兴奋剂专业人士这么说

2月28日下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宣布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诉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和国际泳联一案听证会的裁决结果:孙杨被禁赛8年,即日生效。裁决结果出来后不久,孙杨即表示要继续上诉,中国泳联也表示支持孙杨维护合法权益。

今天下午,孙杨的律师团队发表声明,称“2月28日是黑暗的一天”,表示孙杨将在30日内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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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瑞士联邦法院撤销CAS裁决的情形相当有限。2012年出版的《瑞士国际体育仲裁报告》指出,截至2012年报告出版,有超过80件CAS仲裁裁决被诉至瑞士联邦法院申请撤销,这其中被撤销的CAS裁决仅为6件,成功率约为7%。

孙杨为何受到这么“重”的处罚?

中国的体育迷们稍稍一算,就知道8年禁赛的裁决对孙杨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今年已经28岁的孙杨或将就此告别泳坛,结束运动生涯。之前孙杨已经说过,东京奥运会将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而知道这个裁决结果时,他刚刚结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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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为何受到这么“重”的处罚,孙杨冤不冤?孙杨上诉还有翻盘机会吗?孙杨还有可能参加东京奥运会吗?上次听证会上双方对检查过程存在诸多争议,到底谁对谁错?

对此,南都周刊记者采访到一位不愿具名的反兴奋剂领域的专业人士。他解释说:“对孙杨8年禁赛的处罚,其实不算是CAS做出的。CAS只是裁决孙杨的行为是否违反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的有关规定,至于怎么判罚,是具体根据国际泳联的相关反兴奋剂条例来的。”

昨日,CAS已将裁决结果公布在其官网上。CAS认为孙杨违反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15版)》第2.5条,即 “干扰兴奋剂检查程序”(Tampering)和/或“拒绝提供样本” (Evading, Refusing or Refusing to Submit To Sample Collection)。《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015版)》第2.5条对“干扰兴奋剂检查程序”(Tampering)的定义是干扰兴奋剂检查过程的行为,比如故意或尝试干扰兴奋剂检查官员,恫吓潜在证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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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在官网上公布裁决结果。

那么,如果对检查人员资质有疑问,运动员只能束手无策吗?

在去年11月的听证会中,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委员会和WADA意见一致,即:只要身体、卫生和道德条件允许,运动员即使有异议也需要提供样本、接受检查。

WADA在上诉CAS,对孙杨的兴奋剂违规提出指控时,诉请裁判孙杨被禁赛二年至八年。由于这是孙杨第二次兴奋剂违规(第一次发生在2014年,被处罚禁赛三个月),处罚将翻倍。仲裁庭最终根据孙杨的过错程度,给与禁赛4年的翻倍处罚,即禁赛8年。

“从运动员接受违规处罚的角度来说,最重的处罚是终身禁赛。孙杨受到的并不是最重的处罚,对于孙杨的处罚完全是按照泳联的反兴奋剂规则来的,并不是体育仲裁庭来决定该判几年。因为量刑的标准在反兴奋剂条例里都有非常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位反兴奋剂人士说。

当然,理论上说,CAS的裁决并非最终结果。孙杨仍可在30天内就非常有限范围内的原因,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而一般最高法院撤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裁决仅在仲裁庭的组成、独立中立、管辖权有严重瑕疵,或是违反正当程序和公共政策等情况下出现。

其实,如果CAS仲裁庭认定孙杨确有兴奋剂违规,无论处罚期限长短,孙杨已经无缘2020年东京奥运会。

事件真相如何?仲裁书全文几日后公布

对于中国的体育迷来说,去年11月15日CAS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的听证会上,孙杨和WADA双方对发生纠纷的那次检查过程存在诸多争议。事件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到底谁对谁错?CAS这次公布的判决结果并没有在这方面做过多解释。

在去年11月那场接近10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孙杨本人、上诉方WADA以及多名相关人员先后发表证词。孙杨及其律师团队在听证会上提供了大量证据,试图还原2018年9月4日检查当晚的事件经过。孙杨一方指出当天检查人员的多项涉嫌违规做法,包括受WADA委托的IDTM公司的检查人员无法出具相关资质证明、负责血检的检查人员非法跨区域采血、尿检人员对孙杨进行拍照等。

昨日,CAS在声明中说,孙杨一方并没有令人足够信服的理由去证明他销毁样品——尤其是砸毁密封血液样品容器的行为是合乎规矩的。小组专家指出,提供血液样品是一回事,对检查人员的身份提出质疑是另一回事,无论怎样,他应该将完整的样品保留在检查机构手中。

“仲裁书的全文肯定会对事件经过进行详细阐述,相信仲裁书现在已经送达孙杨、WADA和国际泳联,但按照程序仍处于保密阶段,需要等参与仲裁的三方都看过无异议后再公布。”这位反兴奋剂人士说。“这个无异议,是指对整个文件涉及的信息是否愿意完整地公布出去有任何异议,CAS可以根据三方意见做些许调整,标准就是不影响结果的完整性。这是既定程序,走完这个程序,仲裁书就会公布。CAS昨天发布的新闻稿里,最后也提到,仲裁书会在几日内向公众公布。到时候,大家可以从仲裁书中了解事件真相。”

复盘听证会现场三大争议焦点

时间回到2019年11月15日,我们梳理了当天在瑞士蒙特勒公开举行的长达11小时的听证会内容,找到了几处核心问题,试图解释,在这起运动员“对抗”国际组织的事件中,孙杨为何败诉。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将以模拟听证的方式还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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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15日,孙杨(右)参加在瑞士蒙特勒进行的听证会。新华社发

人物:

CAS三人仲裁庭(其中双方均有权任命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为仲裁庭主席,由CAS上诉部指定。其中孙杨方任命的仲裁员为Philippe Sands皇家大律师,在国际公法领域享有盛誉。)孙杨方(包括证人及律师)WADA方(包括证人及律师)

首先我们排除一些双方无法提供有效证据的疑点事实,例如孙杨在微博中提到的尿检官对其进行拍照,是巴震医生提出决定血液不能带走(这可能会影响对于运动员过错程度的判断)等细节问题,由于没有录像证据,仲裁庭不会做出认定。

焦点问题就在于:

1,当晚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IDTM)的工作人员出具了什么资质文件?

2,WADA及ISTI(《国际检查与调查标准》,双方在听证中主要援引的“飞行检查”标准)对工作人员资质规定是什么?

3,当晚的资质出示是否违反了规定?

在第一点上,听证双方无异议,当晚IDTM工作人员出示给孙杨的资质文件:

1.国际泳联作为检查机构于2018年出具给采样机构IDTM的格式授权书。

2.主检官的IDTM身份文件及个人身份文件

3.血检官的护士资格证

4.尿检官的身份证

双方辩论:

孙杨方:只有一份授权书,血检官,尿检官身份不能证明,而且授权书上既没有我的名字,也没有你们三人任何一人的名字。而且尿检官是个建筑工人。

WADA方:“采样人员”是个整体,授权文件可以是格式文件,而且ISTI的5.3.3条款里没强制血检官和尿检官出具身份证明。

孙杨方:这还有个文件,《ISTI血样采集指南》,里面说每个人都要出具授权文件的。(《ISTI Blood Sample Collection Guidelines》No 2.5)

WADA方:我们有制定这些标准的工作人员,看看他们怎么说。 专家证人:WADA标准统一处副处长 Stuart Kemp:

1. WADA对于《国际检查与调查标准》的理解没毛病

2. 《ISTI血样采集指南》是个“建议”,不是强制标准。

3. 我们抽检都是根据大赛成绩进行的,授权书怎么可能提前写好名字,这是不现实的。

孙杨方:我们中国反兴奋剂机构检查都是工作人员一一授权的。

WADA方: 我们根据国际组织,即国际泳联,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这个国际规则下进行检查,不需要遵照中国的规定。

WADA方反问:IDTM是我们合作的老机构,1995年就开始了,代表FINA采了一万九千多次样,都是这么出具授权格式的。孙杨曾接受过180次兴奋剂检查,有60次都是由IDTM这么出具授权文件做的,为何对其它59次检查没有提出质疑,唯独这次“抗检”?

仲裁庭:这是个大问题,请孙杨好好解释。(这可能是28日国际仲裁法庭提到的对孙杨没有令人足够信服的理由销毁样品的重要疑问。)

孙杨方:那天晚上工作人员不专业,我也不熟悉这个流程。

仲裁庭Philippe Sands:你的团队有想过万一你们对规则理解错误,运动员将付出巨大代价吗?

孙杨为何受到“重”罚?反兴奋剂专业人士这么说

孙杨在听证会后留影。新华社发

梳理听证会的整个过程,我们发现,孙杨方一直在WADA指定的规则中,试图寻找有利于运动员的突破口,在“如何理解规则”上处于弱势。我们也需要明白,这可能不是一次简单的,较真过后的权威机构和组织的完胜。WADA在具体检查中的漏洞仍需要厘清和规范,“飞行检查”在不同国家具体执行上的规则明确,以及如何避免孙杨多次提到的陪同人员拍照等不当行为。

对于孙杨来说,事发当晚在配合血样采集后,据财新报道,孙杨曾电话先后咨询了国家游泳队领队程浩和私人医生巴震,二人均认为尿检助手和血检助手没有提供IDTM授权是不可以的。当巴震凌晨到达现场后,电话联系了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他认为在中国只有持护士执业证的护士才能合法采血。之后,巴震反对血检官带走血样,说这是韩照岐的意见。也就是说,“抗检”并非孙杨一人行为,而是在请示之后的行为。

“孙杨被禁赛八年”的消息传出后,立刻成为全国性的话题。有人冷嘲热讽,更多的人则接受不了曾经为祖国赢得多次荣誉的奥运冠军如此“蒙羞”。在激烈交锋、极端对立的两种舆论观点背后,我们或许更需要思考,个体背后,体系和体系之间对规则的理解出现了怎样的偏差?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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