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首例新冠肺炎死者尸检全过程,法医界“福尔摩斯”出马,能否带来转机?

揭秘首例新冠肺炎死者尸检全过程,法医界“福尔摩斯”出马,能否带来转机?

眼看死亡过千例却尚无一例病理解剖,法医刘良一度心急如若焚。

|作者:咖喱

|编审:苏睿

多方奔走呼吁20多天后,法医刘良终于有了第一个可供解剖的新冠肺炎死者遗体。

1月19日,武汉新冠肺炎出现首个死亡病例。接下来几天,确诊病例成倍增加,死亡数字时刻变化,面对这种一无所知的新型病毒,人们的恐惧如影随形。

尸体解剖无疑是认清病毒真面目的最直接手段,刘良对此确信无疑。而想开展这项工作,有几道需要逾越的“关卡”摆在他面前:家属同意、解剖地点选择、解剖风险控制。

眼看死亡过千例却尚无一例病理解剖,刘良“急了”。他发朋友圈呼吁,向湖北省政府提交紧急报告,奔走多家医院希望提供协助,随时做好准备冲向“战场”。最终2月16日,迟到已久的第一例新冠肺炎死者遗体解剖工作终于得以实现,与病毒的“正面较量”也由此拉开序幕。

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系主任,刘良从业37年,解剖过的尸体上千具,其中不乏一些疑难重大案件的协助侦破工作,如湖南湘潭黄静案、山西讨薪案、聂树斌案复查等,业界称其为“法医界福尔摩斯”。工作之外,刘良希望破除法医工作的“神秘化”,他设置网上答疑窗口,教过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公安系统,连网红“法医秦明”也自称是刘良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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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每一刀都小心翼翼

第一例新冠肺炎尸体解剖的地点,选在了此次防疫战最先打响的武汉金银潭医院。

2月15日晚上9点,刘良接到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电话,说首例解剖可以做了。

早在等这个电话之前,刘良团队已经做好了十足的预案,包括谁操刀、谁做后勤保障、手术后怎样自我隔离等。在人员选择上,刘良也深思熟虑过,以往都是老同志、老党员先上,但这次的新冠病毒明显更喜欢“欺负”老同志,所以中青年骨干被推上了解剖台。

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模拟,箭在弦上。

2月16日凌晨一点,全副武装进场前,刘良意识到还是“轻敌”了。

手套三层,口罩外面套面罩,最后再罩上密不透风的一层防护服,刘良马上感觉到身体热量由内而外开始蒸腾起来,眼镜、护目镜也朦胧起一片水雾。不到5分钟,还没正式进场,他就已经满头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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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良(左)身穿防护服。

和刘良一起进场的还有另外两位法医,按照预案,由刘良和其中一位操刀,剩下一人当助手。

由于武汉没有符合要求的P3(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级别)解剖室,操作间只是金银潭医院一个相对独立的手术间。他们事先准备了很多可以吸掉血水的毛巾,装尸体的袋子已经过防水测试,确保血水不会流出来。操刀手法必须轻柔,以防在开颅时有骨粉漏出。

面对并不是完全了解的新冠病毒,他们每一刀都小心翼翼,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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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法医工具箱。源自网络

解剖工作进行到一大半,意外发生了。

58岁的刘良毕竟身子骨不比从前,多重口罩造成的呼吸不畅,加上防护服内里早已湿透一片,周身的不适让他仿佛产生了高原反应一般,心慌、气短、头晕,进而引发低血糖。他实在无法继续坚持,把手术刀转头交给了身旁的助手。

平时从解剖、取样再到缝合整个过程,刘良本人的最快纪录是40分钟。这次3个人组合上阵,却足足花了将近3个小时。

3点50分解剖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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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良(中)和团队成员

回家没有休息多久,中午11点,刘良再次接到张定宇的电话,又有一例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要进行尸检。

他再次紧急召集人员,前往金银潭医院。尽管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的尸检也并没有轻松很多。下午16时开始尸检,18时30分结束,又是接近3个小时的“鏖战”。

一天内完成两例新冠肺炎患者尸体解剖,这样的工作强度,刘良第一次体验。当天晚上,他在私人博客上记录了解剖的过程和感受。他明白,这不过只是个开始,后续病理研究可能还需要10天时间, 每一步都是在和死神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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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次解剖这么难?

尸体解剖在控制流行病蔓延过程中的重要性,在2003年SARS爆发时就已经有所印证。

当时国内专家普遍认为衣原体是其病原体,直到第一军医大学病理学家丁彦青教授对SARS死者解剖后,才得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了广东专家组提出的“非典型病毒,不是衣原体”感染的论断,将抗击非典战役引入新的阶段。

此次对于新冠肺炎死者尸体解剖的呼吁,刘良早在1月22日就发出了。

他觉得病理解剖就像是打仗之前要去前沿阵地进行侦查,了解敌人的军种、兵种、火力之后才能打好仗。无论影像学怎么样检查,最后还是要靠细胞学才能确定疾病的真相。

“做CT就像隔着玻璃在看,和遥感卫星一样,它可以看到有一片森林,但森林里面藏着什么东西,基本上没有办法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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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患者的CT图像。

既然病理研究如此重要,为什么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出现近一个月后,研究才开展?

患者家属是第一个障碍。

虽然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为了查找传染病病因,医疗机构在必要时可以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对传染病病人尸体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尸体进行解剖查验,并应当告知死者家属。”

这里的“告知”,在中国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里,就必须得到同意。

最终,第一例新冠肺炎尸体得以解剖,也是院方与死者家属沟通两小时后才获得的许可。

此外,解剖地点和解剖安全性成为更大的问题。

刘良称,他1月24日给湖北省政府发了紧急报告,29日也收到了省里的批复,意思是可以做,但没有作为文件向下传达。之后他跑了很多家医院,所有医生都表示支持,但涉及到具体方案,比如解剖场地、尸检流程规范化、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些都需要在完成评估之后才能下达批文,过程复杂冗长。

救人要紧,最终国家卫健委“特事特办”的指示,以及对医院口头通知代替文件审批的流程,终于促成了首例尸体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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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查看新冠肺炎患者CT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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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尸体打交道30年

2016年网剧《法医秦明》的热播,让人们开始聚焦法医这一看似神秘的职业。当尸体被像洋葱一样层层剥开,背后的真相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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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医秦明》海报

作为业界公认的“刘一刀”,刘良解剖过的尸体有上千具,经他抽丝剥茧最终沉冤得雪的案子也不计其数。

2004年,湖南湘潭黄静案中,死者尸体先后经历5次鉴定,家属均难以接受,让司法鉴定的公正性遭遇到严重的信任危机。后经包括刘良在内的5位法医学专家反复审阅材料及相关鉴定意见,进行各项检验,最终作出客观公正的鉴定结论,为此案画上句号。

2014年,河南籍民工周秀云非正常死亡案备受关注,民警执法现场的视频爆出,各种猜测众说纷纭。检察院接连推荐了三家鉴定机构,家属均不同意,提出要远在武汉的刘良到场负责鉴定。最终2016年案件判决,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来自刘良做出的鉴定报告。

此外还有山西讨薪案、聂树斌案复查等知名案件,刘良都没有缺席。

“我就要刘良负责这个案子!”这句话,恐怕是刘良抵达现场后听的最多的话。

对于公众的信任,刘良深感责任重大。他对这个职业的理解就是——死者的“翻译”,既要有能力也要有职业道德,让真相公之于众。

“做法医要顶得住压力、顶得住诱惑,敢把真相讲出来,这是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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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良

初入行时,刘良本来学的是临床医学,本科毕业后分配到了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系。看起来前途似锦,却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刚好他的一个同学被分配到了法医病理学教研室,而那个同学又死活不愿接触尸体。俩人私下一合计,欢天喜地地换了专业。

没想到这次意外“交换”的人生,让他与尸体打了30多年的交道。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医职业没有得到重视,待遇并不好。为了维持生计,工作之余,刘良不得不去摆地摊、捣腾录像机,甚至还跑去公园里给人量血压赚点小钱。进入新世纪以来,司法系统逐渐对法医工作有了新的认识,刘良由于学历够高、经验丰富,也开始崭露头角。

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加入了“有专门知识的人”这一概念,首次将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制度引入到刑事诉讼中来。第二年,刘良成为国内以专家辅助人身份出庭作证的第一人。

2016年,刘良当选CCTV2016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也是唯一一位获此称号的司法鉴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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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余,刘良没有忘记将法医职业推广普及。他长期从事法医病理学和法医毒理学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主持1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公安部等省部级课题,他带出的学生更是几乎“占领”了中国各省市的公安局。

也正是这样的机缘,让刘良和法医秦明有了“师徒之情”。

2014年安徽省公安厅组织全体法医参加一个培训班,秦明既是活动组织者,又是听课者,课下还虚心地向刘良请教了不少问题。而秦明学法医时用到的教材也是刘良编写的《法医毒理学》,这才有了老师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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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良和秦明(右)师徒合影

不论是为侦破案件、处理医疗纠纷,还是此次为确定传染性病毒的真面目,法医的宗旨就是让尸体开口“说话”,“自陈”死因,这是最准确、最公正的手段。

耽误了太久,首例新冠肺炎尸体解剖终于达成,对病毒无疑是致命打击。刘良认为,后期还需要更多的病理解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的语气仍然急切:现阶段,有可供解剖的我们就要,对遗体标本没有要求。等后期我们对新冠肺炎理解增加了,或许会将年龄组、性别等因素考虑进去。每个年龄组最好十来例左右,那样总数就很大了。

希望刘良的这次拼命,能给这场“战疫”行动带来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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