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大河报》朱长振:40岁后的彷徨新闻路

业界|《大河报》朱长振:40岁后的彷徨新闻路

文 | 朱长振

1968年,我出生在豫西国家级贫困县鲁山县观音寺乡桐树庄村,高考落榜后我下过煤窑、修过路、卖过床单和农药,还在平顶山夜市卖了4年的羊肉串,后来自学新闻当了记者,这一干就是15年。现在,仍在新闻一线摸爬滚打,我希望自己可以像国外那些记者一样,即使白发苍苍了,依然四处奔走,调查写稿。

业界|《大河报》朱长振:40岁后的彷徨新闻路

写日记、烤肉串、上报纸

1968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我出生的那天傍晚,爹正挑着一担生产队分得的玉米回家,挂在扁担头上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领袖的最高指示: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

儿时的我,点煤油灯,割草放牛,步行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的生活状态并无太大的差异。高考落榜后,我跟着同村人外出打工,修过公路,治过水库,下过黑煤窑,还卖过农药。

步行挨村叫卖农药时,我的包里除了几瓶农药之外,还有晚上露宿用的被单和塑料布。许多年后,我做了记者,陪农民工回家过年、陪他们住工地上的集装箱,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因为我当年的风餐露宿比这还辛酸。

当年即使露宿街头,我依然坚持每天写日记,把卖药时所遇到的逸闻趣事都记录下来。这也许为我后来在夜市卖羊肉串时能给报社投稿打下了基础。

后来我和妻子在平顶山卖菜,与一个烤羊肉串师傅同住在一个小院,就跟着他义务打工学烤羊肉串。三个月后,我也在夜市摆摊卖羊肉串,一干就是四年。1994年元宵节那晚,我卖了整整六只羊,烤肉烤得手腕发肿。一个春节下来,我盘点一下,挣的一千多元钱刚好够买一台冰柜,那是我与妻子结婚后添置的第一件电器。

1995年,平顶山市举办第二届中国曲艺节,夜市来了个老外,我用英语给他介绍了羊肉串的吃法与价格,立马引来围观,也引来了《平顶山晚报》的记者。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记者。第二天,一篇《会讲英语的个体户》让我在夜市一举成名。

从登上报纸的那天起,我就养成了每天买报纸的习惯,从那时起,我的梦想便是啥时能像记者一样骑个摩托车,肩挎相机到处采访。我想当记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当记者比卖羊肉串挣钱多。

为圆记者梦,我开始每天到平顶山图书馆借书阅读。现在我再回平顶山图书馆时,发现凡是以前的新闻类书籍,大多都还保留着我的借阅痕迹:这些书无一例外地散发着羊肉的膻味,书本上透明的地方,一定是我烤羊肉串的双手留下的油渍。

当时,我一般凌晨两三点才收摊,回家后挑灯夜战,边看书边记笔记,一直熬到凌晨五点左右直接去赶集买羊肉。而白天除了睡觉,我还有意骑着自行车到处转悠,以期发现什么新闻线索,那时做梦都在想,啥时候我的稿子能登上报纸啊?

打起铺盖,告别妻儿,为圆记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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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终于来了!1996年,《平顶山日报》要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可当时参加培训的人员必须要有单位,费用也都由单位出。报社很为难,你一个卖羊肉串的,咋让你报名呢?经不住我软磨硬泡,最后只得让我以夜市工商所的名义报上了名,妻子掏了400多元费用,那是我家两个月的生活费。

那短短的两个星期是我离开学校后最为充实的日子。晚上我在夜市烤羊肉串,白天一身羊膻味地出现在报社培训班里。有了通讯员采访证,我开始抽空骑着自行车到处采访。当第一条消息见报后,我比卖了200元钱的羊肉串还高兴,虽然那篇耳闻目睹只能得到3元钱的稿费。

有了第一次,我的写作热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每每夜市有啥新鲜事,我都会快速写出送往报社,而夜市所发生的事儿大都是在深夜,很少有记者能到现场采访,所以我稿子的见报率越来越高。后来,我采写了内容为工商局管理员一个月白吃白喝一摊贩2700元的稿子,在平顶山市引起轰动,但自此与夜市管理员结下冤仇。后来,管理人员经常为难我,没办法,我只得把羊肉串摊位拱手送人。

随后,我把心思更多地放在了采访写作上,新闻视角也从以前的夜市开始向社会方方面面延伸。再后来,我被《平顶山晚报》招去,做了四年的特约通讯员。由于一直不能转正,我离开妻儿,一个人背着铺盖卷到郑州打拼。

2002年,我应聘考入《城市早报》。一年后,报社合并融入《大河报》。在《大河报》特稿部的10年,我自认为是记者生涯中最为黄金的10年,当时全国各地只要有大事,我都会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开县井喷、512汶川地震在采访现场,我结交了各地的调查记者,一遇重大选题,我们都相约而去;采访结束,发稿顺畅,心情高兴,我们往往还会一起喝上一杯,再探讨下一篇稿子。

40岁后,彷徨的新闻路

近几年,我感到越来越孤独。当初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们,要么升迁,要么转行2013年我参与雅安地震等报道时,发现身边全是些年轻而又陌生的面孔。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除了年龄、薪酬、异地监督受限等综合因素外,我想更多是因为调查记者面临的风险太大,致使调查记者的路越走越窄,甚至举步维艰。

2009年2月,我做了缅甸迈扎央赌博案,有好多中国人被骗到迈扎央赌博并被关入水牢毒打,我偷渡到迈扎央深入采访,稿子见报后我却陷入无休止的被恐吓中。

同样被恐吓电话折腾得睡不着觉的儿子,索性爬起来给最高人民法院的叔叔阿姨们写了一封信。当时上小学的儿子幼稚地认为,这么严重的事也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能管得了。

如何善待调查记者,吸引更多流浪在外的调查记者回归,培养更多有新闻理想的新人加入调查记者行列,这是个大问题。而如何让调查记者不靠送礼,不靠收红包依然能体面且有尊严地生存,这需要一种灵活且全新的机制。

我儿子初中辍学去登封武校习武与调查记者及其家人也面临调查报道带来的风险不无关系。

2005年,我报道了三门峡检察官姚某组织卖淫案,稿子见报后不久,该检察官即被判死刑。检察官的情人已怀孕,天天到报社堵着我说,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让他看看是谁逼死了他父亲。那些天,经常有几名留着小平头的壮小伙暗地里护送我上下班,并扬言已经跟踪了我上小学的儿子。

有一次,儿子在上学途中被打被恐吓,无奈妻子只得请了长假,搬张桌子到校陪读,每天与儿子一起听课、上下学后来,我把上初中的儿子送到武校练散打,让他学会保护自己。他走那天,妻子满眼含泪地说:你拍着良心问问自己,儿子一步步走到今天,跟你和你所谓的新闻事业有没有关系?!

幸运的是,儿子居然爱上了武校,在武校一学就是三年,原本胆小怕事的他前阵子还在河南省青少年运动会上拿了个80公斤的散打冠军,他现在的目标是体育大学。

人是世界上最可贵的

我找选题的标准也逐渐由以前的猛改为现今的稳,不出事儿是第一标准,因为我要为自己的饭碗负责。我开始把目光转向公益报道。除了在河南发起免费午餐之外,我又在河南偏僻山村建了7所大河报免费书屋,并且持续关注抗战老兵等话题。

2013年5月,512汶川地震五周年纪念日,我一个人出了八个版的特刊,这在《大河报》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汶川地震那年,我在震中映秀镇找到10户失去孩子的家庭,让夫妻俩站在自己家房屋废墟前照张合影,此后每年地震纪念日,我都重回映秀镇,给他们送去前一年的合影,再重拍一张合影,我想为他们拍够十年。

我不知道我还能在新闻一线撑多久,但我想,给这十户家庭每年拍一张合影的大事儿,一定要持续十年,无论我做不做记者。

同年7月18日,我发了一条长微博,短短几天被转发了两万多次,也引起了很多媒体同行的共鸣,很多人说,明明是笑着看的,最后居然哭了。在微博里,我讲了目前调查记者面临的现状,说打算重新支个摊卖羊肉串,但遇到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我还是会第一时间冲上去。

我希望这个羊肉串摊能够成为调查记者的集散地,全国各地的调查记者来郑州都可以找我吃吃烤羊肉串,喝喝生猛啤酒,聊聊曾经采访过的大事。

做了15年记者,在我45岁的时候,我才真正领悟到:人是世界上最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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