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双浦病例27天未出村,为何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捕手”:穿越迷雾找传染源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俞任飞 何丽娜

通讯员 严敏 周伟洁

几分钟之内,目光被快速聚焦。

2月19日,上午9时16分。很多杭州人的手机响起新的推送消息:连续两天没有新增后,当日凌晨,杭州再度确诊一例新冠肺炎病例,57岁的双浦镇湖埠村女性村民潘某。

湖埠村,是杭州市区西南一座傍山小村。几乎同一时间,网上传出齐刷刷的疑问:“她去哪里染上的病毒?”

作答期限进入倒计时。24小时内,一份标准“答案”,应该包含患者发病前14天和发病后的日常活动、期间发生接触的人群,以及可能的感染路径。

与时间竞逐,与病毒斗智。这正是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人员的日常工作。他们是一群“病毒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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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每分每秒都在消失

2月19日夜里10时20分左右,谜底揭晓。

“1月17日,前往宁波、嵊州探亲。1月20日下午返回家中。1月22日上午,乘坐家庭自备车前往灵隐寺游览,中午返回家中。此后一直未离开湖埠村。”潘某的几次活动被标上重点记号,而最早的活动轨迹,甚至追溯到确诊前一个月。

每次流调,需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即便是在深夜。为此,不少流调人员睡在单位,接到命令抹一把脸,拎起应急流调箱就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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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钧在办公室吃泡面加班。

寿钧所在的杭州市下城区疾控中心,专门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流行病学调查组,有过22年传染病防控经验的寿钧应声入组。他们两两组队,一旦接到疑似或确诊病例报告,小分队便会直面患者,采样、复检、问询。

“好比公安查案、记者暗访,证据每分每秒都在消失。”4天前的晚上10点,寿钧接到通知,辖区内发现一例疑似病例,等待流调复检,开展问询。

消毒、戴口罩、穿防护服……寿钧穿过隔离病房,站在病床前,直面患者。

“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症状的?”

“去过哪些地方?”

“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和哪些人接触过?”

简单问询后,问题逐渐变得深入而细致:就餐时和谁坐在一块,是什么位置;和人聊天持续了几分钟,距离有多近;去过几家市场,常光顾的摊位有哪些……

有时,患者会记混时间,甚至为了隐瞒某个生活事实,故意撒谎,“比如周末为什么会去公司,碰到这种情况都会追问。”寿钧努力抓住每一处逻辑矛盾。

隔离室里的对话持续50分钟,直到寿钧收起写字板,拍下刚刚完成的谈话记录,整次问询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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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调人员的日常工作

问询、采样、追踪、画图、大数据,他和同事在纷繁复杂的“一手证物”前挑拣拼凑,赶在凌晨3点前,第一版流调报告出炉。

“前不久有一例疑似(患者),老人家记性不是很好,讲的又是方言,就比较麻烦。”寿钧说,一次流调的时长,往往会因患者的社会交往、健康状态、心理情绪等而延长。

当然,一旦经过确诊,寿钧仍要继续完善流调信息。“有些信息需要反复核实,还要通过密切接触者佐证信息的真实性。”有的病人行迹遍布省内,光是一个辖区完成流调信息,就得花上几天时间。

两次扑朔迷离的感染

孙昼还在为潘某的流调奔走。他知道,这责任重大。

潘某从1月22日最后一次出村,到2月19日确诊,前后一共27天。

有媒体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细节,并很快在网络上形成传播——27天未离村,怎么感染的?难道新冠肺炎的潜伏期不止14天?

一记叩问打在心上。孙昼明白,如果不尽快查明,刚开始复工的城市,很有可能陡增困扰。

“患者本身就有‘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目前还很难确定具体的发病时间。”孙昼和杭州市疾控中心能做的,就是尽量扩大流调范围。他们刚刚向宁波、嵊州两地的属地疾控部门发去请求,希望配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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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调人员的日常工作

大多数时候,“悬案”终能破解。

1月21日,杭州市疾控中心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2起确诊病例。两名患者都没有湖北旅行史和居住史,乍看之下,让人摸不着头绪。

孙昼和同事立刻开展调查,原来两人同属一家公司。追问之下,他们相继回忆起,一周前,公司曾组织过一场会议,到场的有30名员工。

两支流调队伍立刻出发,分赴公司和会场,“会场很小,才不到40平方米。一查名录,就有从武汉来的员工,第一判断,就是开会时传播的。”疫情变化很快印证孙昼的猜测,几天内,陆续又有几名与会者确诊。

此次会议上的30名与会者,最终有11人被感染。

除了传统询问方式,流调人员这些年有了不少高科技加持,监控和大数据信息,成了“案情”推进的关键。

2月5日,杭州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例,其中一对夫妻的感染颇为蹊跷。

1月25日,丈夫徐某突然发病,两天后妻子王某感染。初步流调结果,两人发病前14天,都没有疫区居住及旅行史,也没有野生动物接触史,与此前确诊的患者更不相识。

直到确诊后进一步流调,才发现他们之间的病毒传播,可能因为一次50秒的“偶遇”。

“问询之后才知道,患者发病前3天曾经去过一家药房,而几天前,这家药房刚刚确诊过一例病患。”流调人员顺藤摸瓜调阅药店监控,查到1月22日下午2点21分的视频画面:徐某和另一名确诊患者杨某,在同一吧台处正面相遇。尽管时间只有50秒,但距离很近,两人均未戴口罩。

无独有偶,一天前,宁波市曾公布一起病例详情,56岁的宁波男子秦某确诊后,被发现此前买菜时曾和一名确诊患者,在同一摊位有过约15秒的短暂接触。

“其实更多时候,我们无法确定这一定是传染原因。”孙昼反复强调,这只是目前发现患者与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一次“亲密接触”。但通过流行病学调查,不少原本“孤立”的病例,却能够连成一整幅病毒传播“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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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为寿钧。

尽早发现传染源,及时切断传播途径,这正是“流调”的意义。

湖南日报此前曾详细披露一起涉及四省六地、经四代传播的新冠肺炎传染脉络。通过两次大型集会,共有29例患者确诊。溯源而上,这一切,可能源于曾在武汉参与公司10周年庆典的两名长沙员工。

追逐“零号病人”不是唯一目的

这几天,寻找新冠肺炎“零号病人”的新闻,成了媒体热点。

“这个上世纪80年代才被提出的概念,代指传染病中第一个感染并开始传播病毒的病患,继而将病患串联成一个源头或多个源头的传播网络,”寿钧说。

不少人潜意识认为,目前的科技水平,足够我们追索每一起确诊患者,最终找到“零号病人”。事实上,监控录像时间过短,数据信息共享不足,人员流动过于复杂,都有可能造成证据链缺失。

寿钧手头也有一个不算特别清晰的病例。“只知道患者去过市场,坐过高铁,但目前还没找到确切的传播来源。”通过时间判断,患者极有可能是在高铁上感染,但仍然缺少其他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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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调人员的日常工作

2013年,寿钧曾火线加入H7N9病毒流调工作。“一位70多岁的大爷确诊感染,但等我们‘杀’到他买过鸡的农贸市场,还是晚了。”出于防控,整座市场早已消杀封闭,无法采集样本,更遑论追溯病鸡源头。这成了寿钧心里的一个疙瘩。

孙昼说,追溯传染源头只是流行病学调查中的一个环节,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前获知,各种可能存在感染风险的危险地带或人群,将防控关口从医院前移至社区,从而尽可能地降低疫情传染风险。

2月19日晚,湖埠村流调报告刚刚公布,双浦镇连夜布置封控措施。全村366户村民全部隔离在家,村里紧急调配抑尘洒水车和消杀人员,喷洒消毒。

此时,孙昼和寿钧已经开始为下一例流行病学调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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