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武汉大学教师韩晗:保卫汉语,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心

来源:新民周刊

人类历史上每一场大的疫情,对于文化的影响都非常巨大。我们应当通过这场国难,思考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可能遇到的困境,努力将其转变为发展机遇。

口述 | 武汉大学教师韩晗:保卫汉语,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心

韩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目前从事国家形象传播、文化产业与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研究。至今已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与德国出版中英文专著19种。图为疫情期间在家读书。

呼吁大家重视传统文化,保卫母语尊严

关于“风月同天”和“武汉加油”孰优孰劣?我并非强调二者的可比性,只是希望以此为切入点,呼吁大家重视传统文化,保卫母语尊严。

起因是我的好友盛静教授负责学术公众号“语言与安全”——其内容并不特别面向大众,是比较纯学术的,她邀请我撰稿,我答应了。那天晚上我正好有空,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最后成文《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给盛静拿去用了。

坦白讲,我们从未想把这篇文章推成一个“爆款”,毕竟我的这篇文章也比较学术。发表之后,舆情远非我们所能控制,从破十万到破百万只用了24个小时,整个过程一开始让我们很惊讶。旋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包括六神磊磊、胡锡进等大V又开始跟进,讨论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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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晗原文首发在公号“语言与安全”上

我的文章实际上是探讨修辞问题,这是非常学术的范畴。后来听说,文章“走红”之后,一些海外媒体也介入讨论此事,个别评论措辞可能有些偏激,这些我都没有关注。用罗兰·巴特的话讲,文章一旦写成,就是“作者已死”,人家怎么写读后感,作者没有资格干预。后来有一家地方媒体的官微发了一篇影响更大的评论,可能并非针对我那篇文章。但我看了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这篇评论在写作上有很多不足之处,起码修辞就有问题。后来CGTN记者杨学敏女士采访我,CGTN刊发了英文采访稿,我仍谈的是修辞问题,目的是立足传统文化,保卫汉语,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心。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武汉加油”当然没问题,但我们不能只会说“武汉加油”,好的修辞是多元化的,这需要我们面向传统,培养汉语的语感与审美能力。

因为疫情,取消了赴日旅行

我的父亲是在武汉出生长大的,我在黄石出生长大的,两座城市相隔七十公里,日常生活有很多交集。我念大学本科时在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硕士在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在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我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了两年,因为工作需要,又在美国住了将近一年,之后又去了深圳大学,工作了三年,十几年折腾了四五个城市和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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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晗在伊斯坦布尔国家博物馆

如今,我“转会”母校武汉大学,也是响应了当时武汉市委书记陈一新同志提出“资智回汉”的倡议。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第一个学期刚刚结束,第二个学期尚未启程,大家就碰上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么大的事件。

这场疫情之前,我和妻子有年后赴日旅行的计划,初步计划是去京都、大阪和奈良,因为这些地方既有学界的朋友,也准备京都的书店去买一些旧书,目前我们的护照还在日本驻华大使馆。我们是原本计划回来过年的,过完年我们就从武汉飞大阪。疫情发生后,封城始料不及,如今我们一家人都“困”在黄石,日常生活虽有不便,但没有什么现实大问题。

唯一觉得不太习惯的就是无法出门散步或慢跑了。我有日行万步的习惯,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工作时,都有慢跑的习惯,像深大校园的绿道、清华校园内,都是我经常跑步、散步的地方,眼下却陷入了无路可走的局面,你说人在家里,能走到5000步就非常了不起了;真走到10000步,一定是“微信运动”的前三名,完全有可能被人误认为是“非法活动人群”,起了举报之心都有可能。

好在吃饭问题在我家不是问题,食物供应充足,父母和我们在一起,我父亲去年底正好退休,他厨艺甚佳,目前是他在家里做大厨,所以吃饭问题上我很幸运,不会存在吃十多天泡面这种遭遇。至于精神生活方面,我和妻子都是大学老师,平常除了散步也是“宅日常”,现在也无非还是看书、看电影、写东西,然后给学生上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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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晗和妻子张萱于疫情期间唯一一次外出购买食材

我任教的武汉大学,因地处疫情的中心区域,开学时间肯定要延后,且延后的时间或相对较长。而我看到,身边不少高校教师朋友,纷纷在朋友圈吐槽“网课”的不合理性,我与几位朋友闲聊之后,了解了大致情况。

我身边很多同行,过年要回老家,有些朋友在武汉安家十几年了,回一趟老家等于度假,考虑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而且又是赶春运。所以当时很多人离开武汉时,都是仓促离开,包括我在内。谁也没想到年前会下一个漫长的“封城令”,所以很多同行返家过年时,笔记本电脑、移动硬盘、教案与资料等等,都没有带齐,现在要上网课,这对于大家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有些有孩子的同行,连孩子的练习册、课本也没带,只想带孩子回老家放松几天,现在小学生也要上网课,这下就穷于应付了。

这方面,其实武汉大学考虑比较周到,不强制要求你用哪个网课平台,微信群也行。但有些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听说一定要求某某平台,而有些平台对网络环境要求很高,一些乡村、偏远地区根本没有高速光纤或是4G覆盖,这对于很多老师、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

正在思考疫情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影响

2月17日下午,我在微信上“开讲”了新学期的第一课,主要给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们讲中国现代文学,方式是微信语音,然后在群里与同学分享电子书。

目前我在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工作,给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生授课。之所以请我来讲“中国文学(下)”,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的博士学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2007年我就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目前我的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密切。

我认为,新闻专业的学生,作为人格奠基的文学教育非常重要,中国现代文学史与中国新闻史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因此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新闻与文学的关系,谈谈怎么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时代的联系,当然更想和大家一起谈谈,新闻人如何靠良知与“笔杆子”立身。

这堂课之后,我觉得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同学们的素质非常高,我预留了交流时间,大家都是大一的学生,提的问题却很专业,有些同学加了我的微信,追问了许多问题,我觉得线上授课的效果可能不一定比线下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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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晗在微信上授课

因为工作需要与个人学术兴趣,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场疫情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我有一个基本判断,这场疫情或将影响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社会里许多闪光或丑恶的东西。一些问题看似是简单的伦理、道德或是法律问题,但却在根本上事关未来中国文化的走向,既包括修辞、舆情等微观问题,也包括国民性问题、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与民族文化认同等宏大问题,这些问题有些迫在眉睫,但有些是需要从长计议的。

因为我本人处于疫情的中央,又从事文化研究,所以我对疫情的感触尤其深刻。人类历史上每一场大的疫情,对于文化的影响都非常巨大。这在历史上都不鲜见,无论是十四世纪的英国黑死病,还是1910年代的世界大流感,这些公共卫生事件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当然不能简单说它对文化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文化不是经济更不是股票,其发展不能用简单的涨跌来衡量。作为研究者与写作者,我们应当通过这场灾难,思考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可能遇到的困境,努力将其转变为发展机遇,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与建议,这是我们时刻应去想、去做的事情。

口述 | 韩 晗

整理 | 孔冰欣

编辑 | 唐梦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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