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快过去20年了,我想去2000年

1990 年代结束之前,我的青春期才刚刚开始。

一个正在中国大都市里昂扬向前的小镇青年,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写文章来纪念它。

时间的密度并不是均质的,那个隆重的 20 世纪的末尾,同时也悄然作为我的青少年时光,在我并不强大的记忆系统里,没有占据一个显赫的位置。或者说,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太过显著,又充满变数,以至于我忽略了这段已经被完成、被静止的“史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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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北京街景

我试图去想它,而它像南方家乡的空气一样,寡淡稀薄,是灰色的。在不断后退的景片中,这想念几乎就如同一种想象。

如果我比现在年轻,或者再老一点,怀旧可能会来得自然。年轻时很难满足,又缺乏承担,只能把目光投向就近的生活,等有了年纪,过去全部成为经验,对经验的消化成为所剩不多的欲望的替代品。只有此刻所处的人生,开在中间车道,又再次踩上了时代节奏,被“进步的幻觉”推动着,不用在过去或未来停留太久。

怀旧就是这样一个按钮,一个客观甚至辩证的制动装置,在那些举棋不定、鱼目混珠的时刻才会被按下。有时我们把它当作棒棒糖,借它来吞下生活的苦涩;有时又拿它当警报,指出眼前的正确未必那么正确,错误在从前早就发生。更多的时候,这些味道掺杂在一起。回忆和展望,甜蜜和危机,都有意无意地伪装成彼此的样子,混为一谈。

这种混乱可能是一个更加充分,也更挑战的理由来开启回忆。因为新的生活并没有完全兑现它的承诺,今天我们仍然不断在对结束混乱的期待中迎接新的混乱,从 20 世纪一路开来的庞然机器,越来越没有对手。转眼间,21 世纪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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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北京街景

我在 21 世纪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我的 20 世纪,客居北京的日子不出意外的话也将超越我的湖南老家。那个沉默的 1990 年代及其终结,好像真的具有了某种分割的意义,而且这种分割正在变得越来越快速,也越来越剧烈。流行词汇、科技产品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整体更迭,张牙舞爪起来,好像随时都准备将人甩到另一边。

01

没有手机的过去,人们如何处理无聊?

如今我每天的生活,都可以通过手机来组织,并且由它来证明。这种巨大的便利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一个令人遗憾的副作用是,它降低了人类想象过去的能力,尤其是想象那些没有手机的过去。光是这句话就足够暴露年纪了,真正的数码原住民和电脑、手机一同长大,甚至比它们更崭新,他们并不需要这种旧式的想象能力。

于是一个天大的难题诞生了,它难倒了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过去没有手机,人们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些遍布我们周围的空虚、无聊和尴尬的? 努力想了想,我用过的办法大概有这些。在最热的夏天,循环往复地坐公交乘凉;上课无聊时把所有文具幻想成兵卒与大臣,在课桌上厮杀;坐长途汽车无法忍受,就盯着正前方,把所有显眼的建筑物作为阶段性的目的地,一个又一个地数过去,这也同时有效地缓解了晕车;在电子游戏厅看别人打游戏——我从小就对玩游戏没兴趣,但那段时间除了游戏厅就没有其他专门供青少年停留的场所。更传统的办法还有和朋友爬山,轧马路,打乒乓球,传统到我有一帮朋友至今还在使用它们。

阅读似乎从来不是主要的场景,我是指在堆满教材的教室和堆满教辅的书店之外。我记得,二舅家的厕所里常会摆几本布满水渍、被翻到脱页的《故事会》,其他亲戚家里也会零星地出现《知音》《家庭》和长得像这两本杂志的盗版,政治课要求大家读的《环球时报》和英语老师推荐的英文报纸《21 世纪》我都乖乖订了,而自己每期都会跑去报摊上买的是当时觉得非常先锋的《童话世界》。这些读物有着迥异的背景,但在我的年纪和那个年代,根本没有标准,我几乎是囫囵吞枣式地全盘接受,结果是它们和课堂上的许多具体知识一样,几乎被忘光了。我既不想批评它们,也没有太多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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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知音》杂志

要说有什么长期固定的阅读物,我只想到了《老年世界》。爷爷是我身边唯一会订阅报纸杂志的人,这是他订阅的唯一一本杂志。我总是在他家里一些角落找到它们,看上去已经被放在那里很久了,而我似乎是唯一会翻开它们的人,如果奶奶不把它们撕了垫饭桌的话。只要找到一本我就会读一本,那是我在无所适从的大家庭生活中所能找到的不多的出口。

杂志的主题当然非常正面,总是关于全国各地的老人如何找到了更有意义地度过晚年的方式,或者政府在这方面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但我停留最久,也是每次最先翻开的部分,是中间的字谜或者迷宫,以及最末的副刊,里面有散文、笑话、读者的投稿文章和书画作品。没有什么惊人之作,但我的确在这种凌乱、散漫的结构里看到一个隐匿的大世界。想到我后来的杂志工作,心中猛然一惊,难道这才是最初的起源?

等到 1999 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一声炮响,把《萌芽》杂志送到了全国各地潜在的文学青年面前。我第一次系统地读到有人整理自己的青春,而不是自己的晚年。这些人的年纪竟然还和我差不多。这可能也是我的拐点,一个不玩游戏的年轻人终于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有了自己打发时间的阵地。我坐公交时也带着它,后来还试图参与,还没来得及写完寄出,高考大战就要开始了。那是另外一个拐点。这个过程中湿漉漉的部分,好像也已经被记忆沥干了,核心事实是,这两个拐点加在一起,决定了我的今天。

“新概念”彻底改变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而对更多的人来说,它帮助我们发现的是人生的轮廓。毕竟文学的意义依然奢侈,而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青春期都必须跨越。剧本轮到我们自己来写了。1990 年代发生了许多大事。亚运会在北京举办、南方谈话、国企职工下岗、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每一件事都是转折。这些大事通常都要经过漫长的反射弧才会打到我们身上,尤其是远在湘中的小地方,我的父母和许多亲戚都在下岗的大潮中,但我所见的家庭生活并没有立刻改变,也可能是我没有观察到更普遍的庆祝或抗议,所以未能在当时就理解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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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首届新概念作文比赛大奖上,韩寒以《杯中窥人》一文获得了一等奖

在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里,作者用“界限消失”这个词来形容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突然找到完全的自我的时刻,那时我的感受完全相反,也许可以叫作“界限出现”,少不更事的懵懂、无序,经过一段时间极度自我中心的膨胀之后,突然触到了边界。原来外面还有好大一个世界啊。

1997 年的夏天,香港回归。我躺在爸妈卧室地板的凉席上,提前跟几个同学信誓旦旦地打了赌,一定要亲眼见证这件大事。结果连 10 点都没熬到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懊悔万分,只好勉强在街边的议论和后来电视不断的重播里,第一次主动寻找一桩国家大事到底会给眼前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结果又什么都没感觉到。真正的体会要等到十几年后有机会去香港才算得到了一些。

02

“开放”是 90 年代的标签:世界将按我们的意愿展现在我们面前

“开放”是 1990 年代的标签,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理解这种“开放”,并且别无选择地生活其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它尤其特殊,因为改革开放与青春期的重叠,使得这个集体的政治议程和我们每个人发现自我的道路几乎同步。这一次,我们不只是接受自上而下的教育,而是在一种共同的浮现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个人的困难和喜悦,前所未有地在漂在时代的表面上,为时代的口号所鼓动,又胜于一切口号。

尤其在接近新世纪的几年,网络兴起,也包括青春文学的迅速蔓延,见证并巩固了这种共时性的体验,同时也在内在于这体验之中。早就过了对互联网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大呼小叫的时候了,尤其是拥有话语权的人们,已经初步适应了新的局面,并且发明了新的成功和焦虑。而我当时所经历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的确不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过程,它在最日常、最隐秘的层面上悄然改变了我们。

我初中才开始上网,考上大学前才有自己的电脑,远远落后于我的同学和朋友,因为没有玩游戏这个最大的动机,所以没有积极去和爸妈争取。甚至内心还有点保守的抗拒,以至于学习五笔输入法竟成了最令我痛苦的课程。如果说真的沉迷过网上冲浪,可能是时常也会躲去网吧,用 QQ 满世界找人聊天,根本也不谈什么复杂的事,就问你在哪你在做什么你有什么梦想,感觉和七八十年代写信交笔友差不多。

技术带来了真正的共时体验,人和人在聊天中完成了许多启蒙,完成了自我确认。生活到底是怎样组成的?我和他人之间有没有共同点? 什么时候才可以去看世界?这些严肃的躁动,在时代和青春的撞击中诞生,好像有大事发生,自己想要参与,却并不知道参与的是什么。用英国学者齐格蒙 · 鲍曼在他的随笔集《此非日记》中的一个描述,这种心理正发生在“世界为它前所未有的繁荣富足而举行自鸣得意的庆祝盛典,正如高潮之际”。

在那本书的结尾,鲍曼引用了英国作家赫伯特 · 乔治 · 威尔斯在《未来互联网纾》(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书中的一段,里面写“,世界将按我们的意愿展现在我们面前,完全在我们的力量与想象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内。为物质存在的奋斗已经结束了。它已经获胜了。镇压和纪律已成为过去。为了真理,以及那难以描述的必需品——美——而进行的奋斗开始了,而它永远不会被低层次的奋斗所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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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反乌托邦”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

也许这正是 1990 年代传递给我们的?

03

“同代人”是指,不同的时空中那些相近的灵魂

我总是错误地使用阿甘本说的“同代人”这个概念。他指的是,不同的时空中那些相近的灵魂,可以历经相当长的跨越分享某种共性。而我总是对同等的时空条件下不同人的感受更为在意。这可能是问题的不同层次,他指向的是更为真理性的发现,而我想要发现的是“发现”的普遍性。这真是 1990 年代所塑造的情感结构,至少在我的个案中是如此,强调自我的感受(这个“自我”将来自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不论在肉体还是灵魂的意义上,前所未有地不再需要他人的证明,自我就等于自我的体验。

尴尬的是,我的尝试常常失败。人与人的意志没有那么容易沟通,而且就算在个体的生命里,感知到的时代情绪也始终存在时差。

比如谈论 1990 年代就必须提到的流行音乐。即便我的抽屉里也满满地堆着磁带,至今保留着那时每晚伴我入睡的 CD 机,但我有点怀疑那些流行的港台歌手,并没有真正唱到我的心里,而仅仅作为整个社会的背景音乐。要等到 21 世纪,更年轻的一代港台歌手才让我有切身的共鸣。毕竟刘德华只俘获了我妈作为粉丝,而当我听说内地也选出了自己的“四大天王”,反而更加震惊。

再比如从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动画片,对渐渐走出童年的我来说,也仅仅是一种出于惯性的陪伴。有真人出现的剧集更能触动我,比如《小龙人》《女生贾梅》《男生贾里》这些,他们能唤起我更直接的参与和共情。和游戏一样,我可能真的无法在虚拟的形象中获得有效的投射,因此才呈现出这种不可救药的现实主义怪癖。

同样在 1990 年代出现、并很快在中国地下和国际电影界获得认可的贾樟柯,我那时显然还不知道他。2000 年之后我才会看到他的电影,并深深认同于导演对那段历史中这些灰暗青春的发现。苏芮的《是否》,也是从他的电影中进入我的生活,在她走红很久以后。

重新去辨认 1990 年代对我的影响,如同一次考古,在时间的地表上摸索,一层又一层地清理那些覆盖在上面的尘埃、石子和泥土,分别来自哪里。一张在 1999 年发行的专辑,似乎在当时就想完成一次总结。当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它。那就是朴树的《我去 2000 年》。最红的当然是那首《那些花儿》,但除了这种清新的忧伤以外,里面还有改编自苏联民歌的《白桦林》,重新作词作曲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以及为Windows98 创作的广告歌《New Boy》。每一首都可以作为时代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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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似乎距离俗世很远的民谣歌手,在 1990 年代尚未结束之前就把住了它的脉搏,慵懒而准确地唱着:“荒唐是吧,悲伤是吗,没有办法,就祝咱们都小康吧。”

对 1980 年代的怀念,已经成为精英话语中一个顽固而显性的部分,而 1990 年代重回讨论,主要就是在大众文化的意义上被提出的。直到今天,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持续下沉,一些人崛起,一些人俯冲,我们才开始走进一个真正的大众文化的混战时代。1990 年代是这一切的先声。而“自由”,终于从少数人的自由,过渡到了共同自由的话语之中。

想来也是 1990 年代,十几岁时,我读到了《基督山伯爵》,迄今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这个故事我竟老生常谈讲过多次了。那个惊世骇俗的复仇故事里,可能也蕴含着世纪交替时的秘密,正是这个秘密,决定了 1990 年代并不是一个朦胧不清的过渡,它真正定下了新世纪的主题,那就是,“希望”与“等待”。在 1980 年代和 21 世纪正在掀起的巨浪之间,很多喜剧和悲剧早已化作暗流蕴含其中。

于是我暂时找回了这个年代。作为无数次斗争的结果,作为无数次新的斗争的准备,它的形象清晰了起来。我好像也同时找回了即将在 1990 年代之后结束的青春期,原本以为那会是一番莽撞、叛逆和精彩的景象,但这匆匆的回头一瞥,却远比我的想象要沉重得多。21 世纪已然势不可当,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接受它的考验。还是朴树老师唱得比我说的好听,音乐、美酒和对未来的许诺,没有一样是那么容易兑现的——

当我准备去告别

我心中荒草家园

真理出没的夜

新的人间化装舞会

早已经开演

好了再见

我要走了

我去 2000 年

21世纪快过去20年了,我想去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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