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守记︱︱一个西北村庄的疫情日记

题记:这几天,一直想着写点什么,可是疫情笼罩下,人心惶惶,一时半会也想不出该写点啥。这下可好,今天下了一点小雪,外面平静了,心也平静了。就写一些疫情这几天我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吧。

一、 回家过年

年前腊月二十八,围绕今年是回农村老家过年还是在城里过年,我和妻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坚持要回农村老家过年,理由是母亲已经先一步由哥哥送回老家了,而且亲人大多在农村,农村过年要比城里过年热闹。妻子则坚持要在城里过年,理由是电视上新闻报道武汉疫情有扩大趋势,我们孩子小,回去生活不方便不说,重要的是回去不安全。为了劝说我,妻子还特意拿出她与在武汉上班的同学聊天记录给我看,告诉我武汉马上要封城。我轻蔑的回了一句:一派胡言,纯属谣言”,随后便匆匆收拾第二天回家的行李。妻子见说服不了我,气急败坏,抓起桌子上儿子写字的作业本扔了过来,于是,我俩就越发吵得不可开交,差点打了起来。后来,丈母娘把电话打了过来,劝我别回老家过年了,我口气不好的回复她:“不回去不行,我老娘在老家,过年不到老人跟前叫什么过年?”说完便匆匆挂了。

一晚上我跟妻子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等着天亮赶紧回家过年,反正年货已经买好放在汽车后备箱里了。妻子如果不回老家,我就领着儿子回老家过年,让她一个人呆在城里孤独着去!

腊月二十九早上,我早早叫醒睡大觉的儿子,刷牙洗脸吃早餐之后,就下了楼,妻子见状,也没有说什么跟着出来了。

老家离城里不远,开车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到老家的时候,妻子下车上厕所去了,我则径直走向了老家的“上房”(西北农村四合院中,跟大门正对着的房子)。农村的中午饭很早,老妈和两个侄女正在边吃饭边看电视,电视上新闻频道正好在播放关于“武汉封城”的消息,这下我傻眼了,看来武汉封城果然是真的,事态扩大了呀!为了防止妻子埋汰我,我赶紧随手按了下电视遥控器,换了个频道。还好,妻子没有看见,其他人一时半会也没有明白我的意图。妻子走进来的时候,儿子嬉皮笑脸准备说,我用眼睛狠狠瞪了瞪,他止住了。

随着他们随便吃了点饭,我便到村子里去溜达。

冬日的村庄,虽然阳光明媚,可是依然冷冷清清,显得十分凄凉,完全没有记忆中小时候那种过年的气氛。记得小时候过年,那可不是一般的热闹,临近年三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杀猪宰羊,孩子们兴高采烈的放鞭炮,大人们兴高采烈的在厨房忙活。大多数农村还在腊月二十九和腊月三十这两天“扫槽”,“扫槽”是我们农村老家的一种民俗,就是敲着锣,打着鼓,装扮几个戏身子,有村子里的“老会长”(庙里的主事者)领着挨家挨户到每一个家赐福,同时为翻过年正月村子里耍社火弄些份子钱,结果,今年这些都没有。

路上,我遇到了叼着旱烟袋,正在散步的一位远房大伯。这位大伯是跟我已经去世的父亲同龄的人,在村子里很有威望,以前,村子里不管谁家有红事白事,都请他当“总管”(张罗事情的总负责人)。几年不见,发现他竟然老了许多,佝偻着腰,头发全白了,唯一没变的是他那个泛白的蓝色旱烟袋。

看见大伯,我赶紧把身上装的香烟递了过去,大伯挥手拒绝了,说他抽不惯香烟,只喜欢抽旱烟,拿着就白糟蹋了。

问及村里为何如此冷清,大伯告诉了我村子里的一些情况。

这几年,村子里的青壮年大多数都到外面打工了,不少人在城里买了房子:张三在西安,李四在兰州,王五在银川……,辦着手指头,大伯如数家珍,一脸自豪。

另外,大伯又满怀伤感的告诉我村子里水已经去世了,谁卧病在床不能走路了。从他口中,我知道记忆中小时候很多年轻力壮的长辈们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样的话,他们的孩子过年也就没有回家的必要了。我想,这也是农村日渐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

寒暄中,大伯不免问起一些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事,我大概给说了说。

大伯听了,长叹一声说“看来天要除人了,鼠年这年景不好,六零年就是鼠年,饿死了好多人。”

沉思了一会,大伯又说“放心,不怕啥,咱这农村山高皇帝远,空气清新,病毒也到不了咱们这地方,就是来了,咱们把门都关了,爬在热炕上不出去,也感染不了个啥!”

我没有说什么,我心里清楚:如果疫情真正来我们这里了,首先遭殃的还是农村,一是因为因为医疗基础薄弱,许多基层医院没有专业的病毒传染科大夫,大多都是内科的全能大夫兼任,患者一旦感染,难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确诊和救治。二是基层医院医疗物资严重匮乏,一旦发现疫情,医生和护士本人都得不到有效防护,后果不堪设想。三是农村人的综合素质低,防范病毒的意识和措施不强不到位。

更重要的是,农村人经济基础差,抗风险能力微乎其微,就像风中摇曳的小树,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

困守记︱︱一个西北村庄的疫情日记

二、 车祸

好不容易熬到了年三十晚上,按照惯例,我们老家每个除夕晚上都要“游鼓”,“游鼓”跟前面提到过的“扫槽”基本一样,只是少了装扮的戏身子而已。几个年轻人敲着锣,打着鼓,挨家挨户,按照辈份高低给村子里的所有长辈拜年,东家也不用给他们散发“份子钱”。可是,今年年三十,“游鼓”也取消了,听哥哥说,这是因为镇政府下发了通知:受疫情影响,今年情况特殊,年三十不允许各村“游鼓”,正月也不允许唱大戏和耍社火!

据说离我们镇不远的党原镇赵家村,就因为正月二十九“扫槽”,村支书被镇上免了。

正月初一,我们老家的风俗是大伙儿都在自家待着过年,或者在本家族内互相走动拜年,不到外面走亲访友。

吃过午饭后,由于天气好,一些人在家里待不住,便三三两两,陆陆续续聚集在村部打牌打麻将,拉家常。村子里开始有了些生机,从他们的脸上完全看不出一丝惶恐,或许疫情真的还离他们很遥远。

我跟哥哥,两个侄子连同7岁的儿子拿着礼当到三叔父家拜年,没想到三叔父没在家,竟然到别人家打麻将去了,电话也关机了,联系不上。比我大半岁的堂哥招呼我们进门坐下,便匆匆忙忙开着他那辆旧捷达到村子里挨家挨户找三叔父去了。我们则坐着跟三婶嗑瓜子,聊家常。大家闭口不提疫情的事,毕竟在我们眼里,疫情依然离我们很遥远,更何况我们在农村。

不一会儿,堂哥打电话来了,我们原以为他找到了三叔父,没想到他竟然告诉我们他出车祸了。天呐,这可了得。前面他明明喝了一小杯黄酒呀,出车祸把交警叫来麻烦就大了,更何况在疫情期间,会被直接拘留的!

于是,我们急急忙忙来到了车祸现场,在车祸现场,我们见到了两辆相撞的车,一辆银白色旧捷达,一辆红色旧夏利。两辆车都撞的严重了,面目全非。连车头都几乎没有了,可见速度之快!

经询问,对方拉了六个人也是到亲戚家拜年,不幸在拐弯处遇到了急匆匆寻找三叔父的堂哥,于是事故发生了。可见,对方也是觉得疫情离自己很遥远。

随着我们的到来,周围群众蜂拥而至,像看大戏一样,有的跑着飞奔而来,有的骑着三马子(三轮电动车)拉着家人飞驰而来,好一派热闹景象。这一刻,或许大家都忘记了疫情和病毒,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毕竟在这贫瘠的小村庄,鲜有如此大的事故发生。

不一会儿,不只是谁报的警,警车鸣着警笛飞驰而来,接下来,勘察事故现场,询问当事者,测试酒精含量,做笔录等等。这时,喝了一小杯黄酒的堂哥已经找不见人了,我打电话,他说胸口疼的厉害,被堂嫂送到医院了。临走时,交警放下狠话:特殊时期,在外胡跑参加聚会,且找不到车主,没收驾照,拘留15天。

堂哥在医院简单做了个检查,大夫说是没大碍,吃点药就好了,于是,他便到交警队“自首”去了。

回到家,看着哭哭啼啼的三婶和一脸无助的堂嫂,大家都慌了,特殊时期,弄得这事咋整?要是堂哥在医院被测出酒精那可就成酒驾了,明目张胆在疫情期间到处乱跑可是“顶风作案”啊!

这一刻,我才真正后悔没听妻子的话,人心惶惶的,明明国家不允许拜年和聚会,咱拜个啥年呢?

幸好,这是大年初一,阳历1月25号,我们这里还没有发现疫情,政府管控的不是很严。

接下来,我和哥哥等全家人就不得不来个“海底总动员”,给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多方求助,托关系给交警说情。

还好,晚上十一点多,堂哥被交警队放回来了,说是酒精测试结果是零(只是喝了一小杯黄酒),本来警察还要带他到县医院去抽血化验,结果走到半路又莫名其妙折返回来把他放了。

这下,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纷纷感叹所托的关系厉害。

毕竟在小地方,关系和人情往往左右一切。

但是,我心里清楚,交警之所以放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托了关系,另一方面,还得感谢这次疫情,在这个节骨眼,可没有交警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医院这个病毒密集的地方陪你去化验血。而且,化验完血之后,还得进行一系列的执法行为,在疫情蔓延时期,每一步行动都充满风险。在执法者的眼里,“酒驾”是小事,病毒才是大事!

悻悻回到家,已经是凌晨,勉强合了一会眼,天就亮了。一觉醒来,猛然发现“封村”了,村部的大喇叭高声吆喝通知村民不要出村,外人不要进村。

唉,这年过的……

困守记︱︱一个西北村庄的疫情日记

三、 买口罩

大年初二,天变得阴沉沉的。

早上刚一起床,就接到在城里同事的电话,说是疫情紧张了,让我赶紧去买口罩,城里所有药房已经买不到口罩了,我赶紧翻开手机百度搜索,发现果然如此,到处都是口罩断货的资讯。

这可了得,家里一只口罩都没有么。于是,我赶紧让侄女到村部药房去看,几分钟后,侄女回话:村部两个药房的医用口罩已经全部卖完了。

唉,这可怎么办?口罩又成了全家亟需解决的大难题。

过了一段时间,老家的堂哥通过微信联系到了邻村一个在微信朋友圈卖口罩的人,说是最好的N90口罩,一个25块钱,可以送货上门。

堂哥随即赶紧联系,对方承诺半小时就送到我们家门口。

不一会儿,老板就送过来了,我出门去拿,一个高个子农村小伙子,骑着个特别旧的自行车,自行车估计都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他穿着一身发白的黄大衣,个别地方棉絮都已经露出来了。我接过他递过来的几只口罩,仔细一看,发现口罩是假货,而且假的不能再假,上面连个生产厂家都没有,还标示为N95口罩,符合国家GB2626-2006标准,结果2006还多了一个0,成了20006。一只口罩25块钱,也蛮贵的,看着手里的假口罩,我心里犹豫了,这口罩到底要还是不要,不要吧,这一时半会买不到口罩,有总比没有强。要吧,这口罩是假的,价格贵暂且不说,万一上面还面还有病毒咋办?

经过几分钟的思量,我给他递过去了一百多块钱,我想着: 现在疫情肆虐,大家都不敢出门,冒险出来送口罩也不容易,更何况国家这几天正在严厉打击高价贩卖假口罩,风险更高,小伙子这身打扮,一看就知道是可怜人,可能平时就在外面干个零活讨生活,这段时间风声如此紧,更是雪上加霜,要不谁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出来卖假口罩呢,我这点钱就算给他家孩子捐款了。

他转身走了,待他走远后,我把口罩扔进了垃圾桶。

接下来,全家又是一次“海底总动员”——齐心协力买口罩。

在全家人的期盼中,侄女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她小学时期的同学前几天从外地回来,回来时顺便带了一些口罩,还没有用完,需要的话让侄女过去拿。

侄女正兴高采烈的准备出门去拿,这时堂嫂发话了:你这同学从杭州回来,杭州也是疫区,万一接触他感染了病毒怎么办?

再说,现在谁也没法确定他是否在回来时的火车上接触过武汉人?

听堂嫂这么一说,大家都愣住了,是啊,万一这家伙在归途中接触了武汉人或者湖北人,我们戴他拿回来的口罩,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大家决定还是让侄女把口罩拿回来。

口罩如此紧张,前面的假口罩已经扔了,就是捡回来已经脏的不能用了,有总比没有强!

六七个崭新的3M N90口罩被侄女小心翼翼的拿回来了,大家欣喜若狂,一人一个。

口罩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约莫十几分钟,侄女跑过来对我说,她感觉拿回来的3M口罩也是假的,因为从手机上看到,真3M口罩字迹是斜纹印刷,假3M口罩是圆点印刷。对照着手机网页,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戴的口罩,果然是圆点印刷。

我让侄女不要声张,这次如果再把口罩扔了,就彻底没有口罩了。更何况口罩还是人家白送的。

下午,侄女告诉我,她那个从杭州回来的同学被居家隔离观察了,因为上面通知,凡是从外地回来的人员必须居家隔离十四天,期间不准外出,也不准接触外人。

还好,口罩我们是拿到手了,不管口罩是真是假,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

困守记︱︱一个西北村庄的疫情日记

四、丧事

村里的大喇叭继续在不停的播放着《致武汉来甘返甘人员的一封信》和《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基本常识》。

大家耳朵里听到最多的不是“过年好”,而是“戴口罩、勤洗手”。“不出门”三个字仿佛成了“阿弥陀佛”,常常念叨就能保自己一帆风顺和万事大吉。

村里男女老少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大家纷纷在手机微信上互相传递着各种各样关于疫情的信息:某某村一个从武汉回来的大学生被卫生院隔离了;某某家来了个从武汉回来的亲戚;某某人不听话在网上胡说造谣被派出所约谈了等等。在这些乱七八糟讯息的围绕下,大家个个神色慌张却又沾沾自喜,觉得是自己给大家传递了第一手信息。

孩子们热衷于在手机上玩游戏和抢红包,几十个总计不到一百块钱的红包,往往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一些年轻女人们则在微信上互相转发自己的自拍,毕竟过年前,花大价钱新买的衣服,刚染的头发和指甲,刚做的眉毛还没派上用场,白白浪费了,岂不可惜?

其余的人则热衷于看快手和抖音,低头玩手机的瞬间,时不时爆发出一声声哈哈大笑。

或许,疫情中的默寂和恐慌,只有手机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慰,让人平静下来。

闲待在家,哪里都不能去。不停地刷着手机屏,翻看各种疫情信息,焦急等待中终于熬到了大年初四,原以为一切都会平平安安,结果,麻烦又来了。

初四早上,我哥接到了另一个堂哥的电话,电话中堂哥告诉我哥说,我一个姑妈(我父亲的堂姐)不幸去世了,初五埋人,初四下午要“点纸”(老家祭祀的一种方式)。按照规程,作为逝者娘家人,我们必须得去。

殁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是天大的事,作为逝者娘家人,绝对不能不去。可是,到处封村,连出门都是件难事,这可咋办?

再说,出去势必接触许多人,万一感染了病毒又怎么办?

快七十岁的老妈一边为姑妈的去世叹息抹泪,一边拒止我和我哥外出奔丧。

电话另一头。作为姑妈亲弟弟的三叔父也只是唉声叹气,一言不发。

纠结许久,全家族在电话中开了个小型会议,经历了几十分钟的争吵之后,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指派姑妈的亲弟弟三叔父和家族中我们这一辈的的老大两个人代表家族去奔丧。三叔父没有说什么,老大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大嫂则在傍边骂着,声音听得很清楚,老大担心我们听到,赶紧挂断了电话。

下午,三叔父和老大奔丧去了。奔丧这事就这么揭过去了,,但是更大的事还在后面,那就是第二天的白事和埋人。

我们这里有个风俗习惯,通常把操办老人去世埋礼叫做“揭天”。意指父母去世,就好比天塌了,“天”指的就是去世的老人。之所以如此称呼,一是表示对逝者的尊重,二是表示老人去世是一件天大的事,其它所有事情都得为它让道。因为过白事庞大复杂,会让后人特别麻烦和劳累,所以又用了个“揭”字来形容。通常在这一天,所有村子里的人,所有亲朋好友不论距离多远,也不论忙闲,都得亲自赶来送逝者一程。

作为逝者的娘家人,则是这一天最尊贵的客人,东家不但要派出专门的人来接待,而且要坐好几遍酒席,娘家人则要对自己亲人这一生做出评价。更重要的是,要对逝者子女对逝者在世时的孝顺程度做出评价,最后还要监督逝者平平安安下葬,入土为安。娘家人如果正是强大,则说明逝者脸上有光,娘家人如果阵势弱小,则说明逝者平凡简单。通俗一点讲,娘家人就是逝者背后的靠山。

可是,这一次,原本复杂无比的白事,却不得不变得特别简单。由于疫情这么紧张,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举办红白喜事。无奈,姑妈家决定一切从简,中午简单招待几个亲戚,下午直接埋人。

虽然姑妈的丧事已经决定一切从简,但是作为姑妈的娘家人,姑妈的“靠山”,我们家族必须得派出强大的阵容去埋人,否则会被对方村里人笑话。

于是,一大早又是几十分钟的家族电话会议,最后决定每家每户派一个男人,除了在外打工过年没回来的之外,总共八个人由三叔父领着去。我和我哥都在其列。

吃过早饭,我们早早戴好口罩,穿好白衣服就出发了,出发前,家里的女人一再叮嘱我们去了不要摘下口罩,不要吃啥,忙完早早往回走。

妻子私下劝我别去,我没有吭声,毕竟小时候姑妈还抱过我呢,至今抱我的情形我还历历在目。如今她老人家去世了,无论如何,我得送她一程。

来到村口,向把守的本村村民说明情况,拿着盖有村委会公章的介绍信,我们不一会就到了姑妈家所在的村子,村口照样被封的严严实实的,两个抽烟的老人坐在一张办公桌前,戴着口罩,围着一个火炉子边烤火边聊天。桌子上放着个登记册和几个温度计,桌子下立着个牌子,用毛笔潦潦草草的写着“非本村村民,禁止入内”几个大字。见我们穿着白衣服走过来,二人一眼就知道是干啥来的。三叔父递上香烟和我们村开的介绍信,两位老人看过之后,让我们登记,又给我们测了体温,当我们离开时,又一再叮嘱,让我们别到处乱走动,人埋了赶紧回家。

这一刻,我才从心底里切实感受到了疫情给农村老百姓带来的惶恐。

到了姑妈家一看,果然一些从简,简得确实不能再简了,只有姑父和表哥叫来抬棺材埋人的几个“家门”(同家族中的人),加上我们八个娘家人,总共不到三十个人,个个都戴着口罩,把嘴巴裹得严严实实。表哥向我们解释说,镇上已经派村主任来打过招呼了,只允许埋人,不允许聚餐!

姑父喊人端上来了一桌饭菜,我们谁也没有动筷子,一是因为大家不想摘下口罩,二是因为大家心情都不好,毕竟自己亲人去世了啊。

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等了大概半小时,人们开始出发埋人了。

“家门”乱嚷嚷的抬着棺材走在前面,我们走在后面紧跟着,一路上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有三叔父隔着口罩,嘴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个姐啊!你咋能殁在这时候呢?……”

人埋了回到姑父家,作为娘家人,我们也没有对姑妈的一生和其子女的孝顺程度作出任何评价,脱掉白衣服就匆匆赶回了家。一路上,三叔父还是不停地念叨着埋人时同样的那句话。

毕竟他们是一娘生的亲姐弟,心情悲痛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只能安慰他,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我们一定会风风光光的给姑妈操办个丧事,如今事与愿违,只能等到姑妈三年祭祀时补办了。

姑妈的白事虽然被疫情搅黄了,可是跟全国上下蔓延的疫情相比,又能算的了什么?在每天好几千确证病例增加的疫情面前,平时天大的事也只不过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事,疫情那才叫大事。

姑妈的丧事就这样草草办了,尽管大家心里都有遗憾,都非常不满意,但是身处疫情当中,纵使有一万个不满意,又能怎么办?

刷着手机屏,转眼又到了正月初八,由于假期延长,我们都没有上班。按照惯例,我们又需要给姑妈上坟烧纸了。早上起床我问我哥去不去,我哥说不去,可是到了中午,侄女发视频给我儿子的时候,我问她爸哪里去了,,她说不知道,我想开车出去了,于是我赶紧给我哥打电话,一直没人接,几分钟后,他在微信上回复我“好着呢,我给姑妈烧纸去了,不要给其他人说!”我顿时泪目!

唉,这人啊,活着真是不容易,疫情当中,更是不容易!

困守记︱︱一个西北村庄的疫情日记

后记:这短短的不到一万字的文章,花了我整整两天时间,疫情期间,虽然闲居在家不能出门,但是各种杂事特别多,尤其孩子们的吵闹让我难以静下心来动笔。还好,通过夜晚熬夜,文章终于写完了。我的老家 —— 一个西北陇东小村庄,尽管很小,小的甚至地图扩大几倍也找不出来,但是,这个村庄却是我们国家千万个农村的缩影,村庄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数亿中国人的缩影。疫情下,人的惶恐、自私、无奈和无助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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