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此刻的你,一定记得这件事:

1月31日晚上,有媒体发微博称: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获悉,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消息一出,15分钟之后全网电商双黄连口服液全部断货,有些地区百姓不顾疫情彻夜在药店门口排队购买双黄连。甚至出现了兽用双黄连,乃至双黄莲蓉月饼脱销的闹剧。

幸运的是,2月1日众多专家和《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出面澄清这一消息,指出抑制作用不等于治疗,也不等于预防,病毒实验也绝不能代表临床实验。同时提醒民众,国家药品不良反应检测报告早就指出,双黄连合剂有诸多不良反应,不适宜轻易服用。经过快速权威的科普与正名,“双黄连热”在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偃旗息鼓。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疫情之下,显然任何信息都会被轻而易举地放大。从“双黄连事件”的一正一反里,或许最能看到疫情下的信息爆炸与治理何其重要。

一个消息能在短时间内引爆全网,激发难以估量的不良反应,快速透明的响应也可以在一天内消弭错误理解信息带来的副作用,保障抗疫工作稳定运行。

提到“信息治理”这个词,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机制完善和文化建设这些文火慢炖的水磨工夫。但在疫情之下,每一个谣言可能都关乎生死,每一条知识可能都价值连城。

这个时候的信息治理,似乎变成了古龙小说里的快剑阿飞——出手不讲究别的,就是快和准。

回到31日的午夜,“双黄连消息”一出。“双黄连”关键词的百度指数从前一日的1617直线飙升至105152,暴涨6403%。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这条数据的起因,是一个消息的极速爆炸;而这个指数的结果,是权威媒体与专业机构从大数据快速捕捉到了回应必要性与信息重点。

当信息超快速传播的因,对上信息平台化、大数据与权威信源的果,这场以快打快的无硝烟战役,同样关乎战局与生命。

从双黄连的十五分钟,到疫情下的信息恐慌

31日的午夜,当你看到双黄连的消息时,大概会在几秒之内打开电商APP开始下单,然后再把消息分享到亲戚同事的群里。这一系列操作,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肌肉记忆。

疫情下,国人的群体记忆无比敏感。而通过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电商、社交传播、视频分享等习惯,各种群体记忆很容易上升为剧烈的群体行动。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20世纪早期,率先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感情冲动、集体记忆中蕴含的话语暗示性,以及对群体信息的夸张与盲从,都会导致集体记忆可以短时间冲击为集体行为。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社会的现代程度越高,谣言、虚假信息、对信息的大众误判,反而可能通过社会媒介的高度发达造成烈度更高的集体行为。亚当·库珀在《社会学百科全书》中,把集体行为的三个诱因归纳为:社会文化的诱导、情境促发因素、个体的有意煽动。

可以看到在疫情到来时,这三个因素都得到了充分的孕育。而与2003年非典中的种种谣言、2011年日本核电站事故之后的抢盐风波等相比,这次疫情中的错误信息和谣言明显发酵更快。经常一个信息在几小时之内就会转化为行动,导致极端案例的出现。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若干天以来疫情中的信息治理情态,也许会有点惊讶于几乎没有谣言造成了持续性、大规模的损失。比如一个谣言的生存周期非常短,没有造成2011年抢盐那种持续多天的影响。

这场信息治理战,正在基于信息平台化进程,进入以快打快的周期。

移动时代与抗疫战场:此刻的信息治理战役

如果说移动时代的生活习惯,客观上让不良信息获得了加速流动的可能;那么幸运的是移动时代信息获取方式的平台化和中心化,让加速流动的信息有了“必经之路”。这一点让信息治理的防守战有了城市和要塞作为依托,超高速治理也成为了可能。

在移动信息时代,社交网络、自媒体、信息流、搜索引擎和视频平台,构成了我们获取信息的五项基本通道。这样的信息流通局面下,只要平台高速响应,打通与权威媒体、专家、管理机构的信息沟通渠道,正向信息就可以在关键点上扼杀虚假信息与谣言。这是我们理解此次疫情下信息治理速率的基础。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既然我们承认,面对谣言的最佳处理方式,是不能等待发酵,必须最快、最有针对性的进行信息治理,切断谣言传播链,那么从几大国民级的信息平台,我们可以看到疫情相关的信息治理如何具体完成。

基于信息对冲方式和技术实现模式,我们可以将疫情下的信息治理战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一、桥模式,建立权威话语的流量渠道。

让信息治理有效发生,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让正向声音、理性分析与客观报道能够流向受众,也就是打通信息向受众的高速传输桥梁。这种模式以微博为代表,各种权威媒体的微博滚动实时播报,以及疫情相关信息的实时更新,可以最快速度影响受众。而这种模式的局限可能在于,微博影响的受众必须有实时关注微博,经常刷新的使用习惯。

二、楼模式,在用户必经之路进行信息治理。

与微博相比,微信显然更具备国民级产品的价值。家庭中长辈,以及郊县农村等地区的居民可能没有微博使用习惯,但微信是人手必备的。因此在这样的平台上树立疫情更新与辟谣窗口,如同在信息乱局中建立一座高楼,让所有人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权威信息。为此,微信在“看一看”中置顶了“疫情实时动态”,降低了正向信息的传播门槛。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三、城市枢纽模式,信息流、搜索与大数据结合的综合信息战。

必须看到的另外一个事实,是疫情下的信息治理,绝不仅仅是一个单向度的信息流通。百姓不仅需要第一时间看到权威信息,同时面临自身情况的种种困惑、促然爆发的种种说法,用户更多需要去主动了解相关信息,得到准确回复。而从信息治理主体的视角看,民众关心的话题往往也就是最需要第一时间进行回应的信息治理节点。

这就需要信息治理的城市模式:综合各种需求,建立四通八达的权威信息交通网络。

百度App可以看作这一模式中,此次疫情中信息治理的关键平台。从技术逻辑上看,这是因为百度App本身具有高度的信息集成性与功能综合特质。信息流、搜索引擎、实时数据报告载体,以及种种小程序和信息功能的出口。这意味着,用户不仅是在百度App上获取信息,还在百度上通过搜索来寻求答案。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用户的提问,对于各种信息的反馈,也就在百度App上形成了与正向信息、权威媒体的交汇,百度指数也就成为了这种交汇的首要体现。

“双黄连事件”就是这层价值的有效体现。事件发生后,在百度App中搜索“双黄连”,会置顶出现相关话题,包括上海药物所的相关回应,《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以及权威专家的解读,第一时间帮助用户了解来龙去脉,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在“谣言-民众疑惑-百度搜索指数提升-百度平台辟谣-搜索指数下降”的整个逻辑链条中,可以看到谣言传播链的产生和切断过程清晰可见,这也为“快剑斩谣言”提供了技术、平台与信息通道上的可行性。

自疫情出现以来,百度App上线了热搜榜单、搜索大数据报告、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迁徙地图、疫情辟谣、医生咨询等多项服务。百度App联动了CCTV、环球网、凤凰网、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百家号,建立鉴别谣言专区。用户在百度App搜索“新型冠状病毒”等关键词,在搜索结果的“这些谣言别信”入口,或者在百度App抗击肺炎频道的“鉴别谣言”入口进入,可以查看权威辟谣。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在了解实时信息和权威报道之外,百度App用户在这一特殊时期获得了沟通医生的通道、大量问题的权威解答,以及多种抗疫相关的数据与服务。权威媒体、相关部门、平台方与用户,在百度App上确立了多元、透明、实时化的沟通方式,这是单向度信息传输不可替代的,同时也是疫情下信息治理走向效率新台阶的关键。

从百度指数可以看出,疫情发生以来以“谣言”为关键词搜索热度飙升了10倍,这说明用户已经知道并愿意主动去分辨和驱逐谣言。在百姓提高警惕、平台高效工作、专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见证了一场疫情信息治理的闪电战。

阿飞的剑,是怎样炼成的

或许疫情相关的众多经验和教训,还没有到能够停下来去总结和归纳的时候。但疫情下的信息治理却是个例外,因为相关领域必须实时提升,随时进化,用互联网思维与技术体系确保疫情战场和民众生活的稳定。

那么我们也许应该来看看,这次疫情相关信息治理之所以能够快速准确被实现,这把“阿飞的快剑”是由哪些关键节点所构成。

一、权威信源高度集成。

显然,信息治理的基座就是权威信息源。而在移动时代,为了提升信息治理效率,权威信源必须进行的平台化加工,是流通渠道的高度集成。因为用户很难分心去大量平台上寻求信息源头,只有平台对更多权威信息、权威沟通渠道进行集成,才能将信息的中途损耗降到最低。

比如通过百度提供的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疫情发生以来,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分别是:什么是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表现、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哪些人容易感染冠状病毒以及如何预防冠状病毒。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对此,百度联合广东省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乔贵宾、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副主任医师曲晶东、南京胸科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孙思庆等知名专家进行详细解答,在搜索结果中呈现。

通过平台作为中间层,将疑问与解答进行集成化扩散,是提高信息治理效率的首要关键。

二、高效反馈,快节奏打破虚假信息传播链。

权威信息与谣言的对决,本质是一场追逐赛。好的猎人不仅需要自己跑得快,还需要预判猎物的脚步。试想一下,假如专家和记者并不能实时了解产生了哪些谣言,民众关心节点在哪里,那么内容的发布和信息追踪,会很容易被主观感受和信息局限性误导,始终被谣言和不准确信息甩在后面。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这种情况下,基于信息流和搜索引擎提供的大数据体系,比如百度指数提供了“料敌于先”的可能。平台、媒体和专家可以基于数据去预判虚假信息的传播链,第一时间更新信息,并且第一时间追踪澄清信息的效果,做到比虚假信息跑得更快。

三、多向理解和可沟通,保证大数据的复用价值。

更深层次信息治理需求,使平台和权威媒体不能始终在“澄清”,而是应该把知识放在那里,让用户可以随时自取,提高对疫情的了解、提升防控常识,做到紧张有序,不慌不乱。这就需要在平台端,基于信息的交互流动塑造对话和相互理解的通道。比如百度App提供了搜索和权威答案、问医生通道,以及时空大数据等多种数据服务,让民众有更多主动知道的权利和可行性。再基于民众释放的认知数据,反过来快速更新和集成权威信息,做到信息治理处在良性循环的状态下。

双黄连与“阿飞的剑”:疫情之下的信息治理

阿飞的剑,是一场技术、数据与权威信息的连环。移动时代给虚假信息带来了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速传播温床,同时百度等顶级科技公司确立的移动产业格局,加上国人二十年积累的搜索引擎使用习惯,也构筑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效信息传播通道,最终让虚假信息无处遁形,实时暴露在大数据体系的目光之下。

谣言因技术和生活习惯而快,信息治理因技术和生活习惯而更快。这就是阿飞的剑法——以快打快的剑法。

国民级的“信息平台-搜索引擎-大数据”体系,正在构成信息治理战役中的战略高地。

面对这次疫情,我们虽然面对了更大的困难,但我们最终会比以往更快抵达胜利,因为我们手中的武器已经不同。一个属于科技的时代,对社会是坚盾,对疫情是快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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