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过去17年,中国疫情应对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中国人民一定能打赢这场硬仗!

文:稿王 编辑:说不得

2020年1月20日,注定会成为历史上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在这一天前,内地仅武汉一地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报告,而20日新增发病的地区中,北京、广东、浙江、四川、云南、上海、广西、山东都出现了有“武汉旅行史”的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

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地传播开来。一时间N95口罩网上销售火爆,本来准备回武汉过年的异乡人有的在考虑更改行程,朋友圈里转发的都是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和春节如何安全回家。

官方通报中,从12月底的“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到1月15日增加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到1月20日钟南山喊出“肯定人传人“,将公众的担心坐实。

非典过去17年,中国疫情应对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关心这件事的每一个人,都拿它和17年前的“SARS”病毒相比较。

虽然业界一直在说,“在突发重大疫情面前,任何前期准备都会显得不足”。但17年来,我们在对抗疫情时走过弯路、有过教训,也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相比起那个时代,我们进步了很多。

1

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SARS”病例在广东佛山顺德被发现。但直到2002年的12月15日,第一例有报告的病例才在广东河源出现。能够有报告,是因为在深圳当厨师的河源人黄杏初在河源市人民医院治疗时,感染了9名医护人员。

顺德和深圳相距超过120公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病毒从佛山发源,没有受到任何控制地四散传播,并且随着粤港两地的频繁往来很快传播到了人口稠密的香港。最终,全香港因SARS死亡300人。

早在2001年1月3日,原国家卫生部就下发了《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但并未明确需要将感染病例上报。这使得感染信息无法汇总,主管部门对全局无从判断。

官方第一次公布SARS疫情,已经是2003年2月11日的事情了。从第一个病例发现到公众知晓,用了87天。

2003年以后,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医院感染监测和报告制度。按照武汉市卫健委在1月11日的说法,最初武汉海鲜市场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发病全部在2019年12月12日之后。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下发紧急通知,正式拉开疫情通报序幕。

相比起SARS来,这次从发现病例到通报,只用了1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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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从1月11日开始,武汉每天公布感染情况通报。1月16日开始,诊断试剂盒陆续下发到各省疾控部门,各地在1月20日开始通报确诊病例。这一切都比17年前有了不小的进步。

非刻意的隐瞒,客观上促进了当年非典的传播。2003年4月3日,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非典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我在这儿以部长的名义说,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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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张部长的表述还是用了限定词的,已是相当婉转。2003年4月16日,张文康接受凤凰卫视阮次山采访时说:“中国的国情不太赞成每天在报纸报告疫情。弄得风声鹤唳,弄得老百姓生活不安宁。”

这番话代表了当年对于重大疫情的理解。但随后,舆论压力山呼海啸,张文康被免职。没过几天,2003年4月20日,张部长所说的“每天报告疫情”就成为现实,卫生部开始每日向社会公布非典疫情,并首次在全国推行“零报告制度”:即便没有发现新发病例,“0”也要上报,绝不许不上报。

2003年4月27日10点-4月28日10点这24小时内,全国新增非典病例数达到峰值的203例。随后开始,每天新增病例数慢慢下降。2003年6月8日开始,全国“零报告”,一直到当年8月16日,最后一名非典患者痊愈,“零报告”每天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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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并没有随着一开始每天越来越多的报告数字而感到恐慌,反倒是随着每天“新增病例0”的消息而一天一天安心下来。信息透明,比瞒报要好得多。

2

在诊断层面,2003年走过的弯路也没有在2020年重现。

由于病原一直没搞清楚,2003年2月初非典大面积爆发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治。2003年2月18日,时任国家疾控中心首席专家洪涛宣布:病原基本可以确定为衣原体。

但广东医疗界却不认可这种观点,以钟南山为代表的专家群体坚持认为是病毒导致的,并按照既有的治疗方案继续施治。但当4月16日世卫组织宣布找到元凶“SARS病毒”时,广东的疫情已经稍有好转。

2003年5月1日,《Science》杂志公布了SARS的基因组序列,北京大学医学部吴秉铨团队依据这一序列,研制出了SARS基因检测试剂盒,为SARS患者的确诊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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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发布的SARS基因组序列原文)

《Science》在当年7月份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科学家本来可以在世界上第一个锁定病原、测出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但由于不敢挑战权威、科研体制存在隔阂等原因,却让国际同行领先。

17年后的今天,从12月12日首个病例发病,到1月7日实验室检出新型冠状病毒,科学家只用了不到一个月,就确定了病毒及其全基因组序列。1月20日,媒体披露三家企业的检测试剂盒已经投放到各地疾控中心使用,最快的一家企业从拿到基因样本到做出试剂盒,只用了不到24小时。

这一切与其说是技术的进步,不如说是对疾病和疫情认知的进步。

同样,在对抗疫情上,冲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不再光凭一腔热血。

几天前,武汉某医院全副武装的门诊医生,让很多人怀疑是否防护过度,也让人徒增疫情扩散的隐忧。但1月20日晚钟南山在央视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有14名医务人员感染,证明防护是恰当的,甚至是不足的。

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第一名因传染而牺牲的医护人员是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整个非典期间,医护人员死亡人数占到总死亡人数的近三分之一,感染人数超千人。一批优秀的医疗工作者倒在第一线,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心痛的事。

预防院内感染一直应当是重中之重。但17年前我国医院管理还较为薄弱,医护人员经验也不足。在无孔不入的病毒面前,任何防护措施可能都不是多余的。

保护好医护人员,患者才有被救治的希望,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共识。

3

1月20日股市开盘,鲁抗医药、联环药业直接封于涨停。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人们除了寄希望于不发生感染外,对治疗药物的期待也超出了以往。凭借常识,对抗各种感染的抗生素及其生产企业被推到前台。

然而对于病毒,对抗细菌的抗生素束手无策,资本的盲目显而易见。但17年前治疗非典时,治疗方案中用上了大量抗生素,同样引发质疑。

2003年第B05期《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中刊载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SARS留观患者初诊病历资料回顾分析》一文,其中披露,医院收治的全部272例疑似患者中,有113例在留观期间接受了不同强度的抗生素治疗,占比达41.5%。地方医院有的甚至100%的SARS确诊患者用过广谱抗生素。

抗生素的应用依据源自2003年4月6日原卫生部发布的《非典型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推荐治疗方案和出院诊断参考标准(试行)》,对于早期治疗,方案推荐使用“大环内脂类、氟喹诺酮类、β-内酰胺类、四环素类”。

在医生眼中,第一万能的退热药就是抗生素,这几乎成为思维定势。

但随着对非典时期用药的反思,“抗生素滥用”的说法被提出来。17年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陶黎纳就明确表示:“抗生素、中药肯定没有用,现在抗病毒的药也未必很有用。”

除了抗生素,非典的治疗方案中还用了“免疫抑制+免疫增强”并用的办法,大量抑制免疫的激素被用于非典的紧急治疗,给部分患者留下了后遗症。沉疴重疾用猛药,这是当年的不得已。

在面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时,各方都显得谨慎的多。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nCoV,同时发布了临床处置指南。指南中明确提出,“没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临床实证研究”。

非典过去17年,中国疫情应对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1月20日晚,参与制定当年非典治疗方案的钟南山在央视中表态:“这个冠状病毒没有特效药。”

科学战胜盲目,这是人类面对未知所应采取的理性态度。人类与疫病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迅速反应、信息透明、加强预防、适度干预,这或许才是17年来我们国家对抗各类疫情中收获的最大进步。

中国人民一定能打赢这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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