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疾病美学三部曲——从瘟疫、肺痨到武汉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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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尸兄漫画

疾病是整个世界的象征和重大隐喻。2003年的“萨斯风暴”和当下涌现的“武汉肺炎”,把人们再度招回到了对疾病的形而上的沉思之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瘟疫(梅毒)、肺痨到中国肺炎,美学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惊心动魄的程序。在SARS或类SARS病毒的风潮面前,人感到了叙事的紧张和话语的短缺……

瘟疫是人类最惨痛的上半身记忆。瘟疫(即”鼠疫”或“黑死病”)的希腊文原义是“全民皆染之病”,这个命名不仅显示了无可战胜的传染性,也显示其独一无二的死亡率:感染者多则四五天少则数小时便告死亡,几乎没有人能够躲避它的血腥追杀。鼠疫杆菌以啮齿类动物及其鼠蚤为寄主,经过血液而广泛传播,病者从咳嗽开始,发烧、腹泻、咳血、昏迷、幻觉、皮下出血并有大面积蓝黑色斑,“黑死病”的名声由此而来。这一命名同时叙写了死亡的令人惊骇的丑恶图像。死神在人类的皮肤上题写了最可怖的“蓝黑色丑学”。

历史上著名的三次全球性鼠疫,累计有1.4亿人死于非命。死神像洪水一样席卷了大地,令成片的村庄和城镇化为坟地。瘟疫还在欧洲引发了三大文化恐怖运动――鞭刑者运动、反犹运动和灭巫运动。“黑死病”令欧洲人坚信,《旧约》中所预言的末日审判即将到来,赎罪情结推动了鞭刑运动,上百万欧洲人卷入自我鞭挞和自我戕害的浩大行列。与此同时,反犹主义也如火如荼地涌现了。拉丁人和日尔曼人都认为,正是犹太人的肮脏生活导致了天谴,教会和世俗政权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灭犹运动,经过百年清剿,欧洲犹太人几乎被屠杀殆尽。人们同时还认为,女巫们勾结魔鬼对牲畜施法是瘟疫产生的原因,这种谣言引发了漫长的虐杀“女巫”运动,大批“问题女人”在经历酷刑之后被烧死,她们的哀号和眼泪点燃了十字架上的火焰。这种自虐和他虐、被杀和他杀的集体歇斯底里,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本质。

文艺复兴的真正语义是双重的,它不仅要复兴希腊文明,而且指望欧洲爬出黑死病的废墟。在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和佛罗伦萨的壁画中,在所有艺术、庭院生活和伟大著述的华丽饰面下,永久徘徊着黑死病的庞大阴影。1304年建造的科隆大教堂里,十字架上的基督用痛苦扭曲的表情,喊出对瘟疫的极度惊骇。500年之后,卡缪的小说《鼠疫》再度打开了对瘟疫之痛的记忆。它要藉此构筑一个疾病、死亡、非人性世界、机械文明和腐朽的官僚体系的总体性寓言。卡谬的立场无疑代表了人类的基本看法―瘟疫是所有人间丑恶势力的第一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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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黑死病油画

梅毒是瘟疫最亲密的兄弟。它没有瘟疫的狰狞容貌,却增加了淫荡和卑贱的语义,成为 “下半身”的代言人,正好与“上半身”的瘟疫彼此契合。波德莱尔在长诗《恶之花》中阴郁地题写了这种疾病:炼狱式的场景、死神的面容,在淫荡中逐渐耗弱的人类……,所有这些话语碎片都旨在揭发梅毒作为原罪的丑恶本性。

基于瘟疫和梅毒的丑陋性,人们曾热衷于把它们作为标签贴到所蔑视的国家身上。欧洲人坚称瘟疫来自中国,而法国佬则叫梅毒为“意大利病”,意大利佬则反唇相讥,称之为“法国病”或“西班牙病”,德国佬称其为“波兰病”,而中国佬则称梅毒为“广疮”,意指它是广东佬的特产,正如“香港脚”(脚气)曾诬被指为香港佬的特产一样。在晚清,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两广地区大量贩入鸦片,这种毒品便跟梅毒一起,成为印烙在广东人身上的双重标签。这是疾病丑学的一个范例,昭示了梅毒作为丑学标签的文化叙写功能。瞎子阿炳在被梅毒弄瞎眼睛的情形下,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最为悲苦的音乐。它像死亡弥撒那样赞美梅毒,并把梅毒美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如此,我们还被告知,梅毒是从贝多芬到尼采等许多伟大人物的病理学标记。

结核病来自贫困的底层,是社会营养不良的标记,但它却显示出精神高贵的气质,并藉此对抗着来自鼠疫的“蓝黑色丑学”。肺痨(肺结核)史就是一部名流云集的历史。杜甫身染肺痨而痛苦地流浪在自己的祖国;肖邦因患肺痨,成了当地居民讨厌和惧怕的人物;英国大诗人济慈和雪莱皆患肺痨,契珂夫20多岁便染上了肺痨,44岁时终于不治身亡。神色阴郁的卡夫卡死于肺痨,他的反生命意象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命运的标签;甚至政治名宿胡志明本人、希特勒的前妻、都曾经患过肺痨,而他们与肺结核的亲昵关系,令这种疾病闪烁出畸形而诡异的美学光泽。

激情浪漫的诗人,才华横溢的乐师,敏锐聪颖的美女,过著波希米亚式生活的浮浪者,都聚集在肺结核的四周,既是它的礼赞者,也是它脆弱的祭品。那些苍白脸颊上的病态红晕、洁白的手绢和咳出的鲜血,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激情的奇异表徵。中国文坛美女作家萧红死于肺痨,林徽音也没有摆脱肺痨的毕生纠缠,但她们脸颊上的红晕,却向本土文学史提供了迷人的纹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能像肺痨那样,成为人类想象和激情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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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与死亡之舞

在肺痨肆虐的时代,我们看见了无数红颜的陨落。祝英台小姐的男友梁山伯据说因肺痨而死;中国首席罗曼史《红楼梦》女主角林黛玉也因肺痨而死,她焚毁诗稿呼唤着情人名字咽气的场景,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不朽记忆;数百年后,一个叫做鲁迅的男作家在肺痨的纠缠中死去,犹如林黛玉的一个反转镜像;茶花女的死亡林纾翻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一度轰动中国社会,因为女主角也是肺痨美人,她的哀婉命运犹如林黛玉的法国翻版;英国女诗人曼斯菲尔德也是一个肺痨美人,徐志摩如此回忆跟她相处的短暂时光:“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蓝丝绒的榻上,幽静的灯光,轻笼住她美妙的全体,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痴对她神灵的妙眼,一任她利剑似的光波,妙乐似的音浪,狂潮骤雨似的向着我灵府泼淹……。”(《曼殊斐儿》)徐志摩的感受向我们证实了“肺痨美学”或“红晕美学”的存在。它徘徊于1950年以前的漫长岁月,为人类带来疾病乌托邦的虚幻光明。

正如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早在十八世纪中叶,肺痨就被与罗曼蒂克联想在一起。” 美丽女人和英武男人的情欲,是引发肺痨的精神诱因,他们在疾病神话学中双双成为迷人的主角。咳嗽成了肺痨的一种古怪的歌唱和台词,而浪漫主义则是它的文化回声。与此同时,“装饰性的、抒情的和高贵的死亡”,构成了“红晕美学”的戏剧性高潮。

苏珊桑塔格的所谓“疾病的大众神话”还表明,在贫困、无产者和肺痨之间存在着某种至为亲密的关系。肺痨几乎就是无产者和小资阶层(小布尔乔亚)的专利,在大革命爆发的年代,肺痨拥有牛虻式的正义性,它成了一种革命性疾病,被造反伦理所拥戴。它的幽灵漂浮在巴黎公社街垒上,仿佛是一些看不见的精魂,勾勒着起义者不屈的身影。

肺痨美学几乎支配19~20世纪上半叶的文艺书写历史,甚至修改了民间草药学的平淡风格。清幽的兰花是疗救肺痨的美药。用它的根部捣汁加入冰糖炖服,清新香甜,可以成为肺结核美人的救命药剂。兰花汤洋溢着植物精灵的芬芳,也照彻了病人的肺腑。此外,来自民间的传说还企图向人们证实,蘸有人血的馒头可以治肺痨并大补元气。鲁迅小说《药》中的华小栓就因肺痨而吃了“人血馒头” ,成为一桩被争议了近百年的文学公案。被烤焦的馒头香气回荡在江南小城的茶馆里,构筑着肺痨政治学的重大隐喻。甚至鲁迅都未能逃脱他本人的谶言:他像华小栓一样死于肺痨,而他的血成了鲁学家制作话语馒头的主要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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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痨美女林黛玉

在文学里,肺痨诗人总是把肺结核与秋日的浪漫主义意象联结起来。秋日和落叶都是代表即将枯萎的生命的世界性意象。肺痨诗人雪莱《西风颂》的开头称西风是“秋之生命的呼吸”,他形容“枯死的落叶……黄的,黑的,灰的,红得像肺痨……”,而这就是浪漫主义的肺痨意象。它也是浮现在肺痨患者脸上的红晕,焕发出死亡逼近时的最后激情。然而,60年代出现的专用抗生素,终结了肺痨乌托邦的时代。来自19世纪的浪漫主义红晕逐渐消褪了,疾病美学从此进入了休眠,等待我们将其重新唤醒。

萨斯(SARS)是肺痨和瘟疫的组合:像肺痨一样咳嗽,保持着“上半身”的尊严,却又像瘟疫一样迅速死亡,萨斯是美与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混杂物。萨斯的这种双重性和暧昧性阻止了它的全面升华。它踉跄的步履终止在口罩面前。

不妨让我们简短地回顾一下口罩的历史。我们被告知,正是14世纪的瘟疫启迪了欧洲的医生们,令他们发现放血疗法能够改善病人的血管堵塞和缓解病情,穿着特别厚实的衣物可以保护自己不染病,但黑死病大流行的最大贡献还是医用口罩的发明,这种手帕的衍生物改善了当时医生的危险处境,以后又成为萨斯时代护卫口嘴的盾牌。

在萨斯大流行中最先出现的公共卫生学装备就是口罩。它被用以阻挡飞沫和病毒。但不久之后,口罩的功能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它从嘴的卫士转变为一种美学物品,一种用于脸部的装饰物,用以替代五官(鼻子、嘴唇和脸颊)的表情功能。各种面料、纹样、图绘和写有文化口号的口罩在街头浮现,完全超出了白色纱布的限定。北大小女生的口罩时尚比赛推动了这种潮流。但这种新的美学还未来得及深入肺腑和遍及全身。它仅仅停留在人的嘴边,向世界递送着妩媚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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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选择口罩的方式

口罩美学不是萨斯或其它疾病的专利。早在上世纪60年代,口罩和军用棉大衣就构成了冬季街头美学的焦点。它是无限质朴的,并未逾越漂白纱布的层面。在无产阶级理念的掌控下,没有人胆敢把它变成华丽的服饰。它起初只是防御严寒的装备,而后则趋向于一种遮盖的美学。把脸掩藏在严实的大口罩产生了一种意外的效果,它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在迷人的眼睛下面,该是一张怎样的脸呵?!这其实就是美学诞生的前夜。从口罩所拥有的神秘性中涌现了探究的激情,正是这种神秘不可知的事物,点燃了发生在街头的幻想、白日梦和青春期燥动。在擦肩而过的时刻四目相视,眼神里闪烁出一种明亮的希望,浮现在大白口罩的上端,然后与对方的背影一起转瞬即逝。这不是人的都市空间错位,而是灵魂失去了时间的后果。

口罩形态的当代进化,转移了我们对萨斯美学的拷问。口罩不过是身体的服饰体系的一种向上的延伸而已。它填补了在帽子和衣领之间的空白。它并没有超出寻常服饰的命运,也就是未能超出时尚和模仿秀的大众文化限定。它甚至切断了传统疾病美学(丑学)与皮肤的密切关系。在萨斯流行的年代,口罩美学就这样谋杀了我们对身体的爱情。面对疯狂肆虐的病毒,灵魂显得如此微渺和无力,只能在躲在口罩后自慰和互相取暖。

17年后的武汉肺炎,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场所。那种带滤嘴的N95型医学口罩,正在成为各地热销商品。它是冷漠和毫无温度的,甚至带着技术主义的丑陋特征。尽管它的防护作用是可疑的,但它是中国韭民的唯一选择。春运将为武汉肺炎迅速传播提供可怕的契机,而在下一个漫长的春天里,也许会有许多人被这种病毒夺走生命。面对这场严重的生命危机,疾病美学究竟将以何种形态卷土重来?是流行于微信朋圈的各种讽喻式段子,还是面对死亡威胁的图像戏仿,或是一种张挂在面容上的口罩式面具?没有人能够对此做出准确的预判。但我们知道,历史总是一再重演,从上一个悲剧走向新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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