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案:死刑为何来得这么快?

作者:陈正,来源:阿正评论。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案:死刑为何来得这么快?

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案,性质恶劣,举国关注,孙文斌的死刑,只是迟早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悬念。即使死刑是预期,但这次似乎来得异常的快,快得让人难以置信。

2019年12月24日,孙文斌杀害杨医生,现场被抓,2020年1月16日,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死刑,历时仅仅23天。毫不夸张地说,如此快速地走完死刑一审流程,这在刑事司法领域完全是一个奇迹!

刑事诉讼的流程普遍比较漫长,死刑案件则更为漫长。长期以来,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一直都是刑事司法的顽疾。

刑事案子的最长期限是多久?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可能法学家、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等法律人都无法回答。据有人统计,从首次传唤至一审结束,最长期限大概要3年。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不可能所有案件都这么长,但有些案件也可能更长。

例如国足张鹭醉驾案,2019年9月18日被查获,同年9月26日被天津市河东区法院一审判处拘役4个月,历时8天,即使是简易案件,也算是“快”的典型。又例如院士李宁贪污案,2014年被带走调查,2020年1月3日吉林省松原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历时5年多,即使是死刑案件,也算是“慢”的典型。

杀人案件一般是矛盾最为激烈的,经过媒体加工和公众传播,非常容易引发社会的关注。司法无法置身于舆论之外,不得不高度重视,于是“快办”就成了热点案件的标配,办案期限一般都会缩短很多。2019年,各地法院一审判决了多起死刑热点案件,比较办理期限,我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孙文斌死刑的“超速度”。

“西单大悦城命案”,朱纪业于2018年2月11日被抓获,2019年6月13日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历时16个多月。

“浦北路杀害小学生案”,黄一川于2018年6月28日被扭获,2019年5月23日被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历时近11个月。 

“广州大学城杀人案”,陈勇于2018年6月29日被抓获,2019年12月27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历时近18个月。

“网红舞蹈教师被割喉案”,吴某栋于2018年8月1日被控制,2019年5月30日被宁波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历时近10个月。

“浙大女生被害案”,熊志城于2018年11月17日被抓获,2019年7月26日被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历时8个多月。

“南川刺伤法官、刺死狱警案”,曾川2018年12月15日伤情稳定被逮捕归案,2019年6月20日被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判处死刑,历时6个多月。

“南京广电干部杀妻碎尸案”,陈勇于2019年6月25日被抓获,同年12月26日被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历时6个月。

毋庸置疑,“快办”是司法的一种特殊的“优待”。一个“快”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宣示意义:

其一,公正。从快与从重是一致的,拖沓与偏袒是一致的,公安的快侦,检察院的快捕、快诉,法院的快判,体现了司法对于案件的高度重视,同时还隐含了另一层意思,司法是公正的。

其二,震慑。从快对于凶手本人是一种震慑,对于潜在的危险分子也是一种威慑,能够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只要实施犯罪,就会立即被判刑,这有利于打击犯罪的侥幸心理。

其三,安抚。犯罪对被害人是一种伤害,对全社会同样也是一种伤害,面对群情激愤,快速判决彰显了法律的力量,能够修复创伤、安抚民心,让社会尽快恢复安宁。

司法需要追求公正,但也不能牺牲效率,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刑事司法长期有一个误区,好像程序越繁琐、期限越漫长,就越能体现结果的公正。实际上,漫长的诉讼会让正义打折,对于被告人是一种煎熬,对于被害人及家属也是一种煎熬。

试想:即使最终都是判决孙文斌死刑,但一个耗时23天,另一个耗时5年,期限和效率会给人何种不同的体验?显然,就算结果是一样公正的,23天也比5年更能体现公正。

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前提下,无论是简易案件还是死刑案件,“快办”实际上是刑事司法应当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孙文斌历时23天判死刑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即使当前存在各种案多人少的矛盾,只要司法高度重视,“快办”是完全可行的,司法效率也是有提升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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