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王子宣布退出英国王室,其实,王室权力已经够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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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王子宣布退出英国王室,其实,王室权力已经够小了

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今日宣布退出英国王室,不再担任“高级”王室成员,力求实现“经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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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英国媒体报道,两人公布声明前并没有征询任何王室成员意见,白金汉宫对此感到“失望”。其发言人称,有关哈里和梅根退出的讨论仍在“初期阶段”,“这是非常复杂的议题,需要时间去处理。”退出王室,意味着他们不再参与王室系统,可以享有基本隐私权等。事实上,哈里王子与妻子梅根一直成为王室被讨论的焦点,去年底,甚至有议员发起请愿,要求剥夺二人的头衔。

哈里王子的退出或许保留了王室的“颜面”,但同时也再次让王室置于舆论中心。英国君主虽然不再是权力的中心,王室和王室成员均享有种种特权,当下,却也始终接受着民众和媒体的监督——自然根源于1688—1699年的那场革命,革命需要追溯至查理二世的统治:

“君临而不统治”原则的确立

光荣革命

在许多方面,查理二世时期的政治议题和争论,与前朝数位君主相同,都存在宗教和继承问题。此前没有成为显著争议的问题是,英国君主制应该采取何种模式:是法国的绝对君主制模式还是荷兰的开明君主制模式?

触发争论的是1665年的英荷战争。由查理二世之弟,也就是他的继承人詹姆士(即后来的詹姆士二世)率领的英军大败。荷兰之所以强大,因为它建立了稳固的财政建制,使其得以长期保持稳定,有能力发动战争和扩大商业活动。多数欧洲君主卷入战事时,财政压力巨大,拒绝偿付债款。因之,他们借债时,利率高昂。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银行按约还债,声誉卓著,荷兰政府借债时利率低廉。财政上的优势使荷兰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此外,其他作者还指出荷兰由于宗教宽容,得以实现内部和平;荷兰有良好的卫生、教育、济贫以及技术专长等优势。

与之相反的是法国。当时的法国由太阳王路易十四执政。路易不到五岁登基,1661年23岁时亲政。与查理不同,路易十四严于律己,意志坚强,事事亲力亲为,不但没有国会制约,也不受任何外廷官员的影响,实行绝对君权统治。路易十四尽心尽力之下,法国在十年左右时间里崛起,成为欧洲强权,威胁英国和欧洲,他企图在欧洲建立起普遍的天主教君主制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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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

查理二世的多数臣民显然不愿意接受路易十四张扬的天主教权和天主教君主统治。当时,多数英国人主张与同样信奉新教的荷兰化干戈为玉帛,联手对抗法国。但是,查理二世厌恶荷兰;事实上,他是半个法国人,他的母亲是法国天主教徒,本身倾向于天主教。1668年,被封为约克公爵的弟弟詹姆士皈依天主教时,查理二世不但没有反对,相反表示他自己也有此意。明了英国人难容国王公开皈依天主教和向法国一边倒,查理二世向路易十四求助时只能秘密行事。查理与路易秘密结盟,路易向査理提供财政援助,兴兵攻击荷兰。但是,路易和査理与荷兰开战的军事行动事与愿违,以失败告终。英国、法国和荷兰之争不但是欧洲强权之争,也是欧洲统治家族之间的争吵。

查理与路易是亲表兄弟,而荷兰统治者奥兰治的威廉则是查理二世姐姐之子。威廉与路易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君主。威廉其实不是君主,而是荷兰的联省执政官,他需要协调相对独立的荷兰各省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宗教方面,威廉是新教徒;詹姆士的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却在本身亲天主教的查理二世坚持下,也成为虔诚的新教徒。他们构成斯图亚特家族内的新教势力。查理二世与路易十四结盟以及詹姆士皈依天主教让英国人愤怒。多数英国人怀疑,王室的天主教取向,并与路易十四结盟针对荷兰,是在颠覆英国的宗教。查理等人为了安抚英国人对于查理与法国国王路易结盟,缓解对于詹姆士皈依天主教的怨愤不满,让詹姆士的大女儿玛丽与威廉在1677年成婚。玛丽对威廉的忠诚和支持远在对其父之上。这一点对英格兰历史意义重大,因为玛丽二世连同威廉和她的妹妹安妮先后统治英格兰,对于英格兰走上立宪君主道路有重大影响。

由于查理二世和王后、葡萄牙公主布拉甘莎的凯瑟琳没有子嗣,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于是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在圣公会教会势力日大的英格兰和国会里,一个天主教徒继位的前景令新教徒无比恐慌。1679到1681年间,英格兰三次选出主张排除詹姆士继承地位者占优势的下院,查理二世则对着干,接连解散国会。查理二世能够接受限制詹姆士权力的安排,却不能屈从要其弟弟放弃按照至亲血缘世袭原则继位的权利。查理二世对此无比执著。反对詹姆士的人中,有些人想要査理二世非婚生长子蒙茂思公爵继位,查理二世拒绝那样做,认为不可以破坏正统血缘世袭继承的原则。另一批人则主张奥兰治的威廉接位。从此,想要排斥詹姆士继位的势力被称为“排斥派”。查理二世继承问题造成的分裂催生了英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两党制:“排斥派”是为辉格党,保王的“反排斥派”成为托利党。辉格党后来演变成自由党,即20世纪以来逐渐被工党取代而降为英国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的前身;托利党则演变成后来的保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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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支持宗教宽容、有限政府和对民众问责的君主制;托利党主张君权神授和血缘世袭继承,崇奉圣公会国教,既敌视天主教,也反对新教过激异端。辉格党亲荷,托利党亲法。查理二世统治后期的争斗中,辉格党和蒙茂思公爵反对詹姆士接位,然而,由于査理二世的坚定,詹姆士的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辉格党人纷纷逃往到荷兰。査理二世和托利党的胜利使安利甘主义(即英格兰国教圣公会)与王权合一。

然而,当国君不是圣公会信徒时怎么办呢?1685年查理二世临死前皈依天主教,他死后詹姆士顺利继位,成为詹姆士二世,伦敦街上市民向詹姆士欢呼致意,饮酒欢庆;牛津大学生和全国各地民众“承诺毫无保留顺从国王”,对血腥玛丽以来头一位公开崇奉天主教的君王,似乎没有抗拒的迹象;预期自己会遭到国会反对,甚至会有武力叛乱的詹姆士本人也觉得意外。事实上,詹姆士二世的疑虑没有错,数月之后,查理二世那个信奉新教的私生子蒙茂思公爵造反称王。蒙茂思由于没有获得多少人的支持以失败告终。作战失利的蒙茂思被带到伦敦,他向他的叔父詹姆士二世跪下求饶,詹姆士二世为蒙茂思那种缺乏骑士敢做敢当的胆怯懦弱行为而震惊,不能饶恕他;1685年7月蒙茂思被处决于伦敦塔。

与查理二世偏向宽容和愿意妥协的个性不同,詹姆士二世偏向一意孤行。此时,知道臣民并不拥戴自己的詹姆士为了强化他的地位,他向主教们表明,会让天主教徒公开举行礼拜;他要求军队可以豁免依照宣誓法案(即1673年开始制订的、禁止非信仰圣公会国教的其他宗教和教派信徒,受聘担任公职的一系列法案;这些法案直到1828年才被废除)聘用信仰天主教的军官。不能肯定詹姆士这样做是出于宗教宽容,还是出于最终重新要英国改宗天主教并实施绝对君主制。无论如何,他当时的臣民认定为是后者。在许多英国人看来,作为天主教徒,詹姆士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权力有限的君主,他要以法国的路易十四为榜样,做一位权力不受制约的君主。詹姆士利用由托利党占优势的国会,利用在他登基初期同意给予他的丰厚税项收入和常备军,想把英国带到绝对君主制和重新信仰天主教的道路。一如在他之前的另一位天主教君主血腥玛丽,他以为,他能够在几乎完全没有希望克服的重重反对中脱颖而出,成功接位,必然是上帝的旨意,而使英国重新信仰天主教也必然是上帝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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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二世

1687年,他颁布《大赦谕诰·信仰自由令》,容许天主教徒和新教非圣公会教派信徒的信仰自由。他还采取措施,想要增加天主教徒在地方政府和大学中的人数。如此一来,即使是服膺君权的托利党人也不能再支持他,他和国会,和圣公会教会乃至和法院的公开冲突不可避免。

不过,引发冲突的却是意料之外的事态:詹姆士的第二位妻子是天主教徒莫迪娜的玛丽,她在多次流产之后于1687年怀孕。詹姆士生下男性天主教子嗣的前景,令英格兰新教徒不寒而栗。在此之前,他们可以容忍詹姆士,因为在他去世之后,将会由他信仰新教的女儿继位。如果詹姆士有了儿子,这个儿子的母亲又是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将会在英国重新居于统治地位。尽管过去数月王后怀孕,但是,他们不相信王后生子是真事,认定那不过是天主教徒的阴谋。这些新教徒中,最重要的是詹姆士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以及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奥兰治的威廉期望他的妻子玛丽继承王位,使英格兰成为他对抗天主教法国斗争中的盟友。莫迪娜的玛丽诞下一个健康男婴。安妮等人力陈怀孕分娩都是骗局,也许只是带进王后寝室的某一位情妇之子,目的是阻止詹姆士的女儿玛丽及其丈夫威廉王子继承王位。

三周之后,辉格党和托利党代表签署邀请书,宣称民意求变,表面上只是邀请威廉调查新生小王子的真相,确保国会自由和宗教自由。事实是詹姆士如果在英国重新实行天主教政策,他们虽然人数不算多,但是实力仍然强大,他们不能容忍詹姆士继续统治。当年年底,威廉吸收蒙茂思贸然兴兵失败的教训,做好充分准备,率领为数达六百艘船只庞大的船队和人数达1.5万,主要由荷兰、德国和丹麦军队组成的部队,大军压境。但是,他没有动手,因为他想让对方先出手,以负起发动内战的责任。在此一过程中,原先支持詹姆士的军队总司令约翰·丘吉尔和詹姆士的另一个女婿、安妮公主的丹麦王子丈夫乔治等人倒戈,詹姆士发现形势不利,无法抗争,实际上在威廉默许之下逃离国境。国会趁机宣告詹姆士退位(而不是被废黜)。

不过,坚持斯图亚特世袭继承权的托利党人不想让威廉继位,辉格党人不是那么在乎君主世袭原则而更关注不能再让天主教徒登基。国会下院宣布,通过“经验”,发现英格兰不可能再有信仰天主教的君主。詹姆士的儿子是真是假不再是个议题,因为他是天主教徒。托利党人坚持至亲血缘继位原则,不想要威廉成为国王。威廉不肯让步,争执之后,妥协的结果是双方同意由玛丽和威廉共同执政。玛丽没有野心和权力欲,实际上完全由威廉执政,他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君主威廉三世。1689年2月,国会宣布实行“双君主统治”。威廉承诺恪守英格兰法律和自由原则,英格兰的宗教,以及,最重要的,成为国会的支持者。这就是英国历史重大转折的所谓“光荣革命”——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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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的加冕礼

此时,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联手通过《权利法案》,这一法案主要不是个人针对政府的一般权利法案,而是国民代表在国会中针对君主的权利,明确限制君主的权力。这一《权利法案》宣布,君主不得废除或中止国会制定的法律,未经国会同意,君主不得征税,不得拥有常备军;国会议员选举应该自由;君主不得为天主教徒或天主教徒之配偶。至此,君主至尊的原则被颠倒过来。玛丽和威廉加冕时宣誓“依据国会同意的法规执政”。不但君主回到常人地位,而且同样意义重大的是圣公会也不再高高在上。同时,国会立法,规定英国国教之外的新教异端,享有免受迫害的自由。这是宗教宽容和自由的开始,这之后,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其他宗教得到宽容对待,逐步获得自由。《权利法案》没有明文表白统治者与民众的契约,而那正是立宪的真谛。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洛克在1690年出版的《政府论》中阐述了这一点。洛克为“光荣革命”辩护,断言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来自体现在“社会契约”中民众的赞同,即民众的授权。通过此一契约,民众放弃某些“自然”权利以换取“公民”权;不能保护公民权的政府可以被推翻。

通常对于辉格党肯定自由、启蒙并最终建立自由民主政体和立宪君主制史观持保留态度的当代史家,也不得不同意对光荣革命的全盘肯定。建立真正的议会制,是避免其后被凶暴的革命所摧毁的绝对君主制的前提。英国17世纪内战,一度予人造反夺权,甚至是革命变革的印象,至少可以说是英国人试图革命的一次尝试。其实,英国人到底不能接受急剧的革命变革,总还是要走回传统基础上逐步改良的道路。

对英国而言,17世纪内战不但是导致国王送命的查理一世的失败,是军事独裁政权和护国公克伦威尔的失败,也是屈从于武力而不是寻求协议的国会的失败,英国人激进改革尝试的失败。1660年王政复辟后虽然恢复了君主和国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但是,它同时回到意见分歧,纷争不断以及财政上无能应付需要的状态,成为欧陆对手的笑柄。

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不同,其意义要比内战重要得多:它是一次成功的变革实验,它选择了以温和手段消解冲突的道路;它解决了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和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内战以及克伦威尔军政府没有解决的多数政治和宗教争端,摆脱了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绝对主义,奠定了君主和国会之间的新关系,确立权力在国会的原则,国会领先,国王跟随,确立了当时来说独一无二的代议制政府,实现了新型的立宪君主制度,确立了君主君临,政务官管治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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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

从此之后,在近代原则基础上的重组税制和信贷制度,维持常备陆军和常备海军舰队以及发展一个大帝国所需要的近代组织才有可能。克伦威尔用利剑对付苏格兰人并没有真正让苏格兰人屈服,但是在光荣革命后,苏格兰人却心甘情愿与英格兰连成一体。也只是从此开始,造成数代人的宗派争拗和流血争斗才结束,强迫所有英格兰人走进单一教会之门的企图终止,实现了宗教信仰方面的自由、宽容和平和。所有这一切最终大大加强了英国的商业、军事和殖民力量。总之,“光荣革命”使英国既享有自由,也享有效率。这一立宪君主制,比法国绝对君权模式优越得多。

在此之前,以法王路易十四为代表的专制政治被视为效率的典范,自由政体是小型社区,如瑞士的行政区或荷兰的省,才能够享有的奢侈,而在法国君主崛起的力量面前迅速失势。“光荣革命”之后一个世纪时间里,当法国仍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酝酿变革,面临着带来严重副作用的暴力革命之际,英国却已昂然超越一度藐视自己的欧洲强权:军事上,它变得比法国强大,商业上,它比荷兰成功。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及爱尔兰组成不列颠王国,英国由一个分裂的、不稳定的、叛乱频生的欧洲边缘国家,迅速转化成为世界上最安定和最强大的国家,并深刻的影响着欧洲。

但是,1688年的革命是国会的和自由的,却不是民主的。因为,掌控国会的是贵族。如果说,中世纪早期纵横驰骋于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是持枪跃马的骑士型贵族的话,那么,进入近代历史门槛时,活跃在英国政坛的则是文质彬彬的新型贵族。

(本文摘自《权贵英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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