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背后的故事

译者:公子重牙

对《悲惨世界》不屑一顾的批判态度一直都有。无论哪一种形式(原文、音乐剧或电影),维克多·雨果这个故事得到的开明的评价都是居高临下的。对该书最初的敌意中,既有乔治·桑的“太多基督教精神了”,也有波德莱尔的“一本卑鄙和拙劣的书”,还有兰波的母亲谴责该书败坏了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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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当然禁了这本“社会主义小册子”;这本书在西班牙被公开烧毁。主要批评家们对此书采取了终极的、批评性的侮辱——沉默的态度。然而《悲惨世界》首版时洛阳纸贵:成千上万本书卖给了能够分期付款的读者;在买不起书的工人中,出借书的图书馆如雨后春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面世一百二十年的《悲惨世界》被改编成巨型音乐剧;我们再次看到了批评家们和观众之间类似的分歧。一开始只是一个法国歌曲作家的概念专辑,后来被搬上巴黎的舞台供50万观众欣赏。五年后,这些曲目经过大量修改,配上了英文歌词、更加紧凑的情节和更多的宗教元素之后,在伦敦上演;绝大多数批评都是负面和充满敌意的,但是仅仅几天时间票就卖光了。截止目前,音乐剧《悲惨世界》累计已有六百万观众,虽然和任何一部电影大片的观众数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考虑到就音乐剧而言该剧的票价之高,这一数量相当可观。

《悲惨世界》改编成的电影已有60部之多;进行改编的国家形形色色,包括了苏联(1936年)、 墨西哥(1943年)、埃及(1944年)、日本(1950年)和印度(1955年)。甚至有人用冰岛语和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来演唱《悲惨世界》的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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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1862年的《悲惨世界》也许是最后一部在社会各阶级中都拥有广泛读者的伟大的文学杰作。十九世纪,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学作品和精英阶层的关系开始变得松散,一个群众艺术的时代出现了。

然而,正如书名所示,《悲惨世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被压迫的穷人们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用了50页离题去写一个基督一样的主教,结尾是一个关于中产阶级婚姻规范的愿景和圣人般的死亡。小说发表于1862年,欧洲在1848年爆发的革命之后处在激进的回潮时代。马克思也利用这几十年的安宁,在平静的流放中写完了他《资本论》的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

类似的,其音乐剧的改编酝酿于左翼思潮退潮的70年代,在80年代被搬上舞台;那时候1968年的五月风暴已经成为许多人不愿提起的尴尬回忆。这一大制作英语音乐剧自然在自由市场国家(1985年撒切尔夫人的英国和1987年里根总统的美国)赢得了大量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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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未经证实的一句话说,"20岁时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无心;40岁时还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无脑。"雨果的历程并不遵循这个模式。否则,我们该如何描述一个年轻时诗才天纵、把庆祝拿破仑后君主制复辟的作品献给超级保皇党人查理十世的雨果,变成一个在刚刚成形的第三共和国屠杀了成千上万(在1871年组成巴黎公社]的)穷苦人民后呼吁赦免公社成员的、花白胡子的、孤独的雨果?

假如雨果是法国文学那棵高大的橡树的话,那么长成这颗大树的种子里包含了一个原初的矛盾。雨果与他父母之间的俄狄浦斯三角关系几乎就是法国历史的缩影:雨果的父亲,是一位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打过战的、不信教、夸夸其谈的拿破仑一世的将军;他的母亲,是一位君主制的拥护者,她带着子女翻山越岭到那些遥远的战场向那位沾花惹草的将军索要大量金钱。他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但是金钱上的联姻关系依然存在。她的孩子们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悲惨世界》背后的故事

奖金和年金的厚待使得年轻诗人雨果没多久就变成写浪漫主义短篇小说和剧本的作家。这些早期的作品之一是《别格-贾格尔》,以同情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法属圣多明戈奴隶暴动的领袖的故事;说明年轻的雨果已经开始考虑他对历史的弃儿们的敬意。雨果亲眼目睹了1832年巴黎学生暴动并记录在《悲惨世界》里,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位当年三十岁、写出有争议的浪漫主义杰作《赫娜尼》(戏剧)和《巴黎圣母院》的作家的一个有趣的视角:听到枪响,好奇的雨果冲过去要目击一场小战斗,结果发现自己夹在革命者和军队的子弹之间,占据了两个极端之间那个不可能存在的中间地带。

1848年6月的雨果像许多善意的自由主义者一样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革命性剧变的热力中,这些逍遥派因为害怕下层阶级夺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习惯了传统形式的权力,恐惧于特权阶级被推翻的景象,这些善意的自由主义分子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停止社会滑入革命的深渊。可以想见的问题是:一旦下层人民被杀死,他们的社区被入侵和摧毁,剩下的人中有无数被镇压和扔进监狱,社会上就再也没有能对抗即将得势的右翼反动势力的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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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个人对于革命的经验不能解释人们对他的散文体巨著《悲惨世界》及其改编的反应之多样化和差异性,但是可以让我们对于他愿意不断修正自己的信念的、流变中的意识有惊鸿一瞥。

《悲惨世界》的经验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的力量的极端之间碰撞在了一起。不论我们对于该小说、音乐剧或电影(在不同的文化制度下当然是不同的工程)的艺术成就的观点如何,我们不能不感谢它承担的拥抱从底层向上的广大阶层人民的义务。《悲惨世界》站在了中间: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善与恶之间,在罪人与无辜者之前,在红与黑之间,在诗意与紫色之间,在右派与左派之间。

它还站在了不同革命时期之间:在1848年革命与1871年革命之间;其音乐剧,在1968年和今天之间。也许批评界的两极分化是《悲惨世界》占据了革命的中间地带的结果:回顾过去是充满向往还是觉得宽慰,想象未来是感到恐惧或是充满期待。

那么该怎么评价在我们这个激进意识复活的时代出现的这部2012年的电影呢?虽然雨果后期的小说像《悲惨世界》及被忽视的《九三年》由于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格和过于紧张的情节或许被视为19世纪小说走向下坡路的标志,但是它们的优点是:突出且(以非狄更斯的方式)努力去理解人类历史赖以进步的革命运动。从他高高的象牙塔上,雨果留下了一笔艺术遗产,驱策观众们与现代生活的核心斗争进行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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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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