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王重阳心性理论

论道|王重阳心性理论

金元时期,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兴起了王重阳所倡导的全真新道派。王重阳名嚞,字知明,重阳乃其道号,陕西咸阳人氏。王重阳认为,形上之道是宇宙万有的根本,道在人则为清静之性,性的载体为人之心。人之心、性本皆清静,但人心受到外在世界的束缚、影响,逐渐沉沦,不能展示其本有的清静性体,从而与道相隔、相离。因而需通过修炼,使人回复其清静本性。

王重阳的全真心性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其“道性”或“本来真性”之说,生命不仅是自然的、生物的生命,也是社会性的存在。支撑人的自然生命与社会性存在的,乃人所固有的精神生命,也即人所具有的清静本性或道性。人有形的自然生命虽有限,而与大道相通的一灵真性却是无限的。王重阳对道教传统的生命哲学也即肉体成仙的修仙、证道理论做了重大改进,力图将人从物质、肉体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以肉体长生为追求、不以外在物质世界为寄托,因肉体和物质世界不具有本质性与实在性,人不能对之有可控性、主导性;每个人皆秉此真性而生,真性之光人人内具,识此内有之性光,保任持久,就可以得逍遥而入于道。此说在道教史上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表明道教证道、修仙的实践,转向了对心性本体的追求。

在修道实践中,王重阳以“全真”为其所创新道派之名,尤其体现出其用心所在。大道常存,是永恒的本体,乃万物之始祖,其所涵妙理至纯不杂,故可以称其为“真”,此理在人则谓性,人发见此清净本性,依此修行,就可以到达神圣的境界。其《卜算子·开门了化出马钰》云:“认取元初这个人,共饮长生酒。”所谓“元初人”,即是道性之比喻。人人皆秉有此道性,只要复此道性,就可以与道相通、恒常永在,故修道即要修此一灵真性。穷究天地初分即父母未生之时有某个东西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人所禀有的先天本性,全真修行就是要推穷此理。

修行要修性命,关键在人心要清静。在王重阳看来,道并非不可期,每个人都禀有道、都有真性与本心,修其心则能复其真性,从而合于道而长生可期。他认为心如明镜,心镜中涵蕴性珠,此般性珠人人都有,只要返观内照,皆可显出真性之面貌,心性得全其真而明明了了。

道是亘古而存的,道在人则为性,人之性与道相通,道恒存则人之性亦恒存,故修道即明性。王重阳要探寻宇宙、世界的本质,并将之归于道性或真性,心与性并非枯寂的死水,而是有体有用。论其体则昏默无迹、寂然不动,论其用则感而遂通,可以“运”、可以“流”。心性活泼如朗月运于天心,又如清风流遍大地,能明照、又能普化;就本体而言,道与性、心是不生不灭的,就其运用而言,则可以作伴云水,为邻虚空。真性有体有用,体用不二;修行之人对其存养多,则真性之功多,存养少则真性之功少。其发之在外,则处于一种动态的生生过程中。

大道无形无名,处于可形可名的五行之外,乃先天地而存在的宇宙本体。但大道又不等于“无”,因有与无总是相对而存在;道超出于有、无、无有之相,但又通过有、无、无有之相来表现自己。王重阳认为,如果执着于有与无的区分而不明大道,则开有无、是非之争端;只有超越有、无之相,乃至于不执着一切诸相,在此基础上,对于不执诸相的态度亦无所执,如此方可说近于道。但是,以道观之,则道又不离有、无、无有之外而独存,道性即平等地分殊在万事万物中,尽己之性即可与普遍的道性相融通,有、无、无有皆是道的体现,有、无、无有又皆可分别作有、无、无有之相来看待。此说既强调了修道应该超出于有、无、无有诸相之外去寻觅,此乃侧重于对道的形上性作出阐述;又强调了道不离有、无、无有之外,此又对道向形下的贯通作了说明,从而在形上、形下两个层面将道一以贯之起来。

从社会功能上讲,王重阳的心性理论适应宋末、金、元战乱之世的社会特点,以本来真性、超越的形上之道作为社会伦理建构的基石,此真一之性湛然圆明、变化感通、无所而不适,无欠无余,有如道之混成、先天地生。修行的根本是修真性,只要归本我真性之宗本,就可以复同于道之太始,如此则孝亲、忠贞等形下人伦规范就有了形上之道的依据。王重阳的全真道通过复先秦老庄道家之古、畅全真之风,以道来统摄形下社会伦理之具体规范,使之有本有源、有根有基,故而可以在宋末、金、元之乱世彰显其社会价值。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虽然全真道徒对金元时期战乱频仍的残酷社会现实强烈不满,并力图对之做出回应,但他们并没有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寻找到能够做出这种变革的现实力量和真正的方法,而是趋向于单纯在身体或精神性的层面诸如人的身心修养上去求得对残酷社会现实的超越、解脱,这样,其社会功效就大打折扣,其追求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景”也难成现实。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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