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的侦探:从《东方快车谋杀案》说起

探索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黄金时代的侦探:从《东方快车谋杀案》说起

「前言」

在传统的推理小说中,由于视角始终在侦探身上,因此我们时常只能通过他之眼有限地看到那些被犯罪牵连之人所受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意外”所引起的混乱,侦探便被需要,而承担起重整秩序的责任。

黄金时代的侦探:从《东方快车谋杀案》说起

撰稿:重木

校对:奕云

前前后后,我看过四版改编自《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电影。

分别是1974年的西德尼.吕美特导演版(以下简称74版)、2010年的大卫.苏切特版(以下简称10版)、2015年的日本改编版以及2017年肯尼斯.布拉纳自导自演版(以下简称17版)。最早的74版最贴近阿婆原著,即它在最大程度上遵守了原著小说的叙述与故事,而10版作了一些改编,它在故事最后表现了波洛最终选择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波动;17版虽然在诸多电影场景以及设备上高度还原了小说发生的时代背景,但故事与原著小说出入较大,而对于波洛最终心理的探索与10版也较为不同。这是三版改编的一些基本情况。

阿婆是推理小说黄金时代的巨头,她的诸多作品完美地展现了推理小说可能达到的娱乐以及智力游戏的最高程度。《东方快车谋杀案》则始终稳定地占据着阿婆推理小说中最为重要且知名的地位。

在这里,我们便借助阿婆的原著小说以及上文所提到的三部电影改编版本,来讨论在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些牵涉了犯罪、法律、人性以及侦探的智力游戏中所涉及的一种典型模式以及它与权力的关系。我们首先将围绕着推理小说中的主角——侦探——作为讨论的切入点。

01 古典模式中的秩序

黄金时代的侦探:从《东方快车谋杀案》说起

阿婆创造了鼎鼎有名的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这位侦探形象鲜明,性格严肃幽默;在许多故事里,这位侦探总是被作者的一些小心思捉弄,但这却又与他强烈的性情倾向有关,即波洛对于对称、整齐以及秩序有着几乎天生的痴迷,由此他所居住的公寓都是对称的(10版的BBC剧集中有所体现)。

在17版中,导演开场便以波洛对于早餐要求一幕,展现了这位模样滑稽的侦探对于平衡的坚持(他要求自己早餐的两个鸡蛋要一样大小)。波洛的这一洁癖成了故事中难得出现的幽默片段,因为世界总是难以真正地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整洁与平衡。在这里,阿婆给波洛设计的性格本身就下意识地表现出了推理小说中侦探身上最重要的特征,即对于秩序和平衡的偏好以及维护。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地说,推理小说中这些侦探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秩序和维护平衡,甚至“整洁”的存在与延续。这些秩序以及平衡又往往表现在法律上、人的生命、生活和所在的社会以及整个世界,如果我们把推理小说看作一个自足的“宇宙”,那么侦探便同样还承担着维护整个宇宙的秩序。

在这一点上,侦探与古典神话史诗中的英雄作用十分相似,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征途,需要解决和击败在这一征途中的所有阻碍,才能重新寻找回在开始时失去的,或是一直所追求的东西。推理小说中的侦探,童话故事中的王子以及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超级英雄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他们的形象都与西方传统史诗中的主人公有关,他们也都承担着相似的责任,即对于被破坏的和谐以及秩序地重塑。

王子们通过消灭恶龙与女巫,救回公主,使得被诅咒的王国恢复旧日的平和繁荣;超级英雄打败邪恶势力,使得秩序重归;侦探则通过对于罪犯与凶手的找寻,来维系由法律所建构的一系列社会秩序,解除冲入稳固日常生活中的这一意外,重新让人们恢复对于善与恶的二元对立的信念。

推理小说(在此可以暂时先强调是阿婆这一辈(黄金时代)的小说家作品)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系统,或可以称作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看似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推理小说中的世界秩序分明,且一切都被安置在特定位置之上。这一种稳定的秩序不是再次让我们想到西方史诗中的那个世界吗?

等级分明,不得逾越。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标本,可以被看透而不会因为有阴影和模糊的存在令人不安。因此,犯罪的发生就意味着对于既定秩序的破坏,而产生短路,造成混乱。这一混乱对于它所产生的世界而言,又往往是极具破坏性的。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因为小黛西被杀所牵连出的种种纷扰,不正体现了这一突如其来的犯罪/混乱所造成的毁灭性创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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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外界的混乱(大雪封路造成火车难行)以及内部的混乱(火车中有人被杀)同时产生,从而造成了推理小说中最为典型的“封闭空间”模式。因此,恢复被破坏的秩序是指对于外界与内部混乱危机的同时解决。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当波洛在火车内寻找着杀手之时,前来的工人们也在铲雪清路,这一过程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也必须是同时进行,否则最终就会造成这一内部世界与外界的彻底断绝,而形成《无人生还》中的紧张局面。

推理小说往往被称作解密游戏,即通过对于一些蛛丝马迹的寻找和分析,来解决已经产生的问题。但实则推理小说所蕴含的意义要更多,在小说中占据核心的侦探“推理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英雄为了某个目的而开始的征途过程。而这一目的——对推理小说世界的内在需要以及侦探来说——便是找到凶手。这是推理小说核心且主流的叙述模式,而这一正典模式即使在其后经历流变和反叛,都未能真正被抛弃,它是推理小说存在的根基。

甚至那些不会出现侦探或是警察这一类解谜者(英雄)角色的推理小说,也依旧需要在最终解决问题。这是推理小说的内在发展动力,无法避免。而秩序,虽然他在其后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众多推理小说(所谓的“硬汉推理小说”)中被进一步地解构或“抛弃”,但某种自足却依旧存在且延续了下来。

02 In God We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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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推理小说并没有如美国的硬汉推理小说以及日本的社会派那样积极关注现实社会。阿婆的一些小说虽然会不时从社会新闻中取材(《东方快车谋杀案》便如此),但它却很少真正地涉及对其作进一步的讨论或批判。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我们所看到的依旧是一个解密游戏,关于波洛如何在一群互不相识的人中找出凶手。就如上文所说,推理小说中的世界看似模仿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但两者其实始终存在差异。侦探本身或许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即在政府官僚体制之外所形成的这一批与警察有着相似工作能力,但却没有警察职权的专业人员。即使如此,他们(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侦探)与推理小说中的侦探也依旧存在差异。就如上文所指出,小说中的侦探形象与西方传统的神话史诗中的英雄有着十分深刻的联系,所以处于现实中的侦探由此被赋予了这一传统的浪漫英雄色彩而成为推理小说这一诞生颇晚的特殊故事类型中的主人公,承担着“重整山河”的职责。

因此,推理小说中的警察形象便由此遭到贬低,而往往成为主角侦探的结构型陪衬,即前者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进一步表现出侦探本人所拥有的神奇力量。虽然像警察这些来自政府部门的执法者形象被贬低,但他们依旧会在小说中承担着许多其他职能,尤其是在如波洛这样的侦探故事中,更是如此。

柯南.道尔设计的福尔摩斯,年轻力壮,能跑能打,事事可以亲为,但是对于大腹便便和有着一系列洁癖的波洛(或是阿婆笔下的另一位侦探“老小姐”马普尔)而言,那些细碎的寻找证据的实践工作(虽然这些情况往往被减至最低)依旧需要警察去做。另一方面,当侦探最终知道谁是凶手时,也同样需要警察或是其他权力的支持,以防止凶手的反抗与逃逸

在古典推理小说中,关于凶手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凶手往往都是颇有“教养”的,即他们不会如之后的推理小说中的凶手那般疯狂或肆虐。这一点,同样与不同的社会现状有关。另,在古典推理小说中,凶手的动机往往是明确的,如金钱、报仇或背叛,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推理小说中,凶手的犯罪动机变得模糊,且往往牵涉到凶手本身的精神状态。这一点,需另作专文讨论。

在推理小说最后,侦探指出凶手,警察对其逮捕,然后进入国家的司法审判领域。这一看似顺利的合作及分工,但很多时候,侦探僭越了自身的职责,而直接扮演着警察和法官的双重角色。典型例子即《东方快车谋杀案》中最引人瞩目的时刻,这一刻比波洛指出凶手更为重要。

阿婆的原著中,这一解密过程是游戏式的,波洛也始终是一如既往的旁观者形象,他没有显露出自己的一丝情感,这一点在阅读过程中令人震撼。在74年版的改编中,导演按照小说最后的处理,波洛作出自己的选择,然后故事结束。而在10版中,波洛最终的挣扎则表现出了存在于推理小说中最核心的一个焦点,即侦探对于自身权力僭越所产生的矛盾与纠结,甚至是痛苦和自责。这些都在10版苏切特的精彩表演中得到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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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小说虽然努力地把自己的故事伪装成现实,但让我们警觉到它虚构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侦探的僭越行为,即他以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对于凶手地处理,由此使得司法系统失效。

波洛最后对于案件给出了两种解答,以供其他人选择,但很显然,波洛并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阿婆的原著展现的是推理小说虚构性的本真,但它所溢出的则是这一系统与现实的联系。因此,在10版以及17版的改编中,波洛作出这一决定时的挣扎被表现,以及关于法律与情理的关系也在此被稍作讨论。这是我们对于阿婆原著的过多解读,是对于游戏的信以为真。但这一解读的目的则是为了再次证明那个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结论,即在推理小说中的侦探本身所扮演的角色的职能是被严格预设的。

他是古典模式中秩序的守卫者,所以他的一系列行为被天然地合法化,从而“不择一切手段”地恢复失去的秩序。电影改编在悄悄地转移了视角,进一步发扬和建构它与现实联系的一面,从而让它成为现实反思的一面镜子。

在BBC所改编的波洛系列剧集中,波洛被“人性化”,意思是说他被一定程度地从古典模式中剥离,而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性和“人性”,所以他才会在《东方快车谋杀案》最后为自己所作的选择感到痛苦。在10版中,波洛最终在雪地中从所有人面前走过,走向一个不知何处的目的地,手中始终拿着十字架(在BBC剧集中,波洛的信仰被进一步地放大),从而反映出他对于自身僭越所造成的进一步混乱的明了。而在17版中,导演十分有意地把12名乘客摆成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不仅突出这件案件的特殊性,也进一步使波洛处于两难的挣扎之中。

在这里,侦探的最重要职责被破坏了,即他们最终并未如往常那样把凶手绳之以法,使其接受司法系统的处置,而是被一股意外的力量所阻拦,或说是破坏,从而造成新的混乱地诞生。而这一混乱不仅造成了外界法律体系所维系的秩序崩溃,也同样摧毁了侦探本身的内心信仰。因此,一旦无法如往常那样恢复秩序,反而引起了更大的混乱,侦探自身便遭到了威胁与面临被“审判”的危险之境。

无论是10版还是17版,它们都以引入上帝来显示出在阿婆原著中隐而未发的那一部分。由于案件的特殊,导致最终的清晰再次变得模糊,情与理、上帝与法律之间的纠缠成为新焦点。在宗教时代,上帝是最高的审判意志,而在世俗法制时代,法律则被启蒙运动先贤们建构为堪比上帝的律令。波洛面对的便是这样的困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后的两版改编都必然揭露波洛选择中所存在的信仰意涵原因。

波洛对于法律的僭越,是因为他引用了上帝之法,而后者对于作为侦探而言,本应该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当波洛最终做出决定时,他不是以侦探的身份,而是以信仰者的身份。由此造成了内部的撕裂,从而导致他自身陷入失控与混乱。

03 旧神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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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两难困境在波洛的最后一案中表现得更为激烈,而由此导致波洛为之付出生命作为代价。

在《帷幕》中,波洛告诉黒斯汀斯上校,他碰上了自己这一生中最恶毒且精明的凶手,因此他最终决定采取了最为极端的行为来消灭这一危机。在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中,他的死敌莫里亚蒂教授,不正是福尔摩斯自身的“二重身”吗?莫里亚蒂教授便是选择犯罪的福尔摩斯,而福尔摩斯则是选择成为侦探的莫里亚蒂教授。因此,在推理小说中的侦探本身与其说是基督教中的全能全善上帝,不如说是诺斯替教中那集结着善与恶的主神。

波洛对于自己最后一案的处理手段同样表现了这样的二元转换——侦探变成凶手,以此来消灭凶手。这不也同时意味着,为了真正能够使得世界恢复秩序与和平,侦探不就进而需要消灭自己吗?所以波洛最终的死亡便暗示着这一结果,即他通过消灭自己来达到他应该守护的秩序,以及由此逃离内在的撕裂。

在阿婆的原著和BBC的剧集中,波洛最终选择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上帝手中,以祈求对于自己行为的原谅。上帝在此时再次出现,而侦探则是因为僭越了法律而受罚。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在推理小说的古典模式中,原本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最终为了压制强势的邪恶而采取了不当手段,导致他自身内部的撕裂,从而使其成为新的混乱,所以必须自我消灭。导致这样结果的是这一古典模式本身的结构性缺陷,也是在时代变迁中所遭遇的模式本身的解体。因此在这样的危机中,侦探变成了新危机的导火索。就如尼采所说,当你注视深渊时,深渊也在注视你;当你屠戮恶龙时,你也渐渐地变成恶龙。这就是侦探的悲剧,也是古典主流结构在遭到质疑和批判时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而无论是推理小说,童话故事还是其后的超级英雄,它们都是这一古典结构的产物,也是其再生产的工具,因此当这一场域遭到解构而开始破裂时,推理小说自然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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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远远不是堕落的过程,不是人们悲哀的“道术为天下列”的衰落,而是对于传统占据统治地位权力结构的批判。占据支配地位的统治群体通过对于自身历史性建构过程的掩盖和自然化,而把自身装扮成天生如此,从而合理化等级制度以及阶级压迫,也使得被支配者安于自身的被压制地位,顺从其中,不作反抗。这一巩固与再生产过程需要文学以及艺术的参与,它们承担着普遍化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任务。推理小说所建构的世界、意识形态以及侦探,同样分享着这样的特点,并以自然的面貌出现,影响着观者,改造着世界。

所谓,有侦探的地方就有犯罪。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说,即承担着维护秩序与和平的侦探本身就是引起混乱的源头。就像超级英雄电影中的那些超级英雄,他们本身就是祸乱之始。而在这个现代性之后的世界中,众神皆隐,但这些来自旧世界的旧神们却依旧纵横捭阖,以拯救生灵,恢复往昔的和谐为愿景,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愿景”本身不过是回溯性的产物,不过是海市蜃楼,而他们则是这一虚构往昔愿景中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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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重木

图片 | 《东方快车谋杀案》

编辑 | 宪达

校对 | 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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