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本该妒忌你,但我最欣赏你

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本该妒忌你,但我最欣赏你

读吴学昭著《听杨绛谈往事》想到这个大而空的题目。乍一看好像有点文不对题,印象中,杨绛的作品似乎与时下流行的女性写作扯不上关系。当然这要看我们如何定义女性写作了,一般来说,所谓的女性写作会有两种指称:一种指女性作家与她所著的作品;另外一种是女性作家与她书写的关于女性主题的作品。如果按照这两种标准衡量,杨绛是完全可以纳入女性写作的范畴的。之所以我们会很少注意到那个时期的女性作家在性别方面的书写,是因为我们对现今的女性写作的概念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把女性写作完全等同于了身体写作。

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本该妒忌你,但我最欣赏你

在《听杨绛谈往事》中有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一个谈话,令我印象深刻。钱钟书先生曾经这样对杨绛说:“照常理讲,我应该妒忌你,但我最欣赏你。”相比现今钱钟书先生无论在小说和学术上的巨大造诣以及蜚声中外的名气,很难想象以前,其实杨绛的名声要比默默无闻的钱钟书大的多。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杨绛编剧的《称心如意》等一系列剧本都被搬上过舞台,反响热烈,她也是从此声名鹊起。《围城》刚出版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作者钱钟书是谁。而知道的人则说那是杨绛的丈夫。我读到此处不禁莞尔。杨绛作为女性写作的第一次尝试就是《称心如意》1942年冬天,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杨绛写作了这个剧本,用讽刺喜剧的形式,把故事设置得悬念丛生,环环相扣,人物个性鲜明,语言活泼有趣。剧本得到了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先生的赞赏,然后被搬上了舞台,令杨绛想不到的是演出竟然大获成功。当时的报刊都有评论,戏剧家赵景深认为,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成”。而李健吾先生分析的更为精细:“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正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惟其有清静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画社会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画得十二分匀称。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这是杨绛写作的开端,也是其女性写作意识的乍现时期,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了其中女性创作的特质存在。除了剧本,杨绛的散文则更为把女性写作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有写于抗战刚刚胜利时的《流浪儿》,那是杨绛有感于居室的逼仄简陋,生活的闭塞冗长,将自己的心比作一个不安分的魂,四处的游荡。有时“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有时“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还有精致的小品《风》,“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窗帘》亦是如此的细腻:“隐约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象。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没际的遥远与辽阔。云雾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仰慕的名人,心许的‘相知’,——隔着窗帘,惝怳迷离,可以产生无限美妙的想象。”这样的文字有轻快的语调,有细腻的观察,有深深的体悟,有女性的直觉,而且要不是借助女性特有的敏感之极的洞察力,那种丰富的想象力是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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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的分析杨绛文本中的女性意识,就是觉察到女性写作本来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但是现今的女性写作概念已经逐渐变得单一化了,成为了身体写作的代名词。女性写作回归身体本来无可非议,正如女作家徐坤所说,“男人们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而女人们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地写作。”但是当女性身体写作成了商品炒作的对象时,它的商品性则远远大于女性自身的认同。仔细分析这种所谓的身体写作也有其复杂的一面:它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女性对欲望的追求和把握,在自我的沉溺中折射出了都市的沉浮;然而它对商业社会毫无批判的认同,以及它对身体快感的纵情描述,看似解放了女性,其实又带上了商品的枷锁。换句话说,它似乎在质疑男权秩序并强调自己女性写作的立场,然而实际上却是以妖娆的姿态迎合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规定,进而抹杀了女性心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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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最好的女性写作的方式就是不刻意给自己贴上“女性写作”或者“身体写作”的标签。女性写作不是用标签划分的,而是源于女性写作时候一种独立的姿态,一种敏感且空灵的语言,一种特殊的选材方式,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成熟。其实这样的一些质素很多来自如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她的随笔集《外面的世界》中所言的“女性的本能”。

《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II》是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随笔集。它收录了杜拉斯在1962-1993年间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随笔等。这些文字有些已经发表,但是有些从未被刊登过,也许杜拉斯写下某些文字的时候只是一时的情绪从未想过要去发表它,正如克里斯蒂娜在《外面的世界II》的序言中所言,“有的文章源于政治或社会事件,出于义愤,有的是因为一部心爱的电影,一帧看了良久的画作,一次相逢,一夜寂寞。” 杜拉斯在女性作家当中已经属于比较放肆的一类了。她总是肆无忌惮,喋喋不休,但是并不让人讨厌,反而总是在机敏的话语中让人莞尔。她的写作能让人感觉到一种速度和力量,一种随意和紧张,一种迅捷和不假思索,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缭乱,一种杜拉斯特有的文本魅力。也许,随着时光风尘的掩盖,这些具有新闻时效性价值的文字已经丧失了当时语境的光芒,但是在几十年后读这些急就的篇章,仍就可以感受到杜拉斯身上那种焦灼、嚣张、短促、断裂,有时候甚至是自恋、喃喃自语似的多重复杂气质。比如她坚持说男人大多是同性恋,所有的男人都有可能是同性恋者,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她说异性恋是危险的,男人和女人双方不可调和,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企图。她说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胆怯,慌乱,害怕,而且漫不经心。她说在做爱上辉煌华美的作家很难说是大作家,远不如在那方面做的不好而且慌慌张张的作家。她甚至说有才华的人,天才呼唤的都是强奸。这样的言语你只能听听,最多将信将疑,半信半疑就够了,如果还要当作至理名言抄在本儿上,记在心里,然后挂在嘴上,别人多半儿会把你当作疯子。但是读到杜拉斯的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却不会作如此想,只会觉得她更加可爱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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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是女性写作的另一种类型,她嚣张,张扬,肆无忌惮,具有令人致命的女性个人魅力。我理解的女性写作就是如此,不是一面,而是多元化的女性写作。现在的女性作家总是大谈要坚守女性写作的文化阵地,但她们死死固守住得只有身体写作,顾影自怜似的写作状态已经让人读者厌恶,审美疲劳的产生也是情理之中。这种单一化的写作只会更快地丧失女性写作的文化阵地,而不是坚固和加强。我认为在女性写作的文化“坚守”本质:就是“放开”,就是主张女性写作的多元化。杨绛是一种类型,杜拉斯是另外一种模式。而另外一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同样成为一种类型的代表。在《伍尔夫读书随笔》中,伍尔夫涉及到了很多女性与写作的话题,这位意识流派的著名女作家,在研究历史上的“女性与文学”这一主题的时候,一连串的问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18世纪以前没有女性小说?为什么只有到了18世纪之后,女性不仅像男性一样写小说,而且还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为什么女性写作都一直以小说为主要表现形式?”伍尔夫虽然问出了问题,但她其实知道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找到答案,因为我们想要的解答只能通过“返回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在往日卑微平凡的女性生活中去寻找”。而历史的偏见已经不允许我们回到过去,发掘那些被遮蔽的现实。但是,伍尔夫的发问对现今的女性写作的文化坚守仍然显得意义重大。提出问题永远比答案更重要,这点毋容置疑,但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历史对女性写作的重要性,历史对女性写作态度的转变。因为面对浩瀚的历史和悠久的传统时,女性写作产生的“影响的焦虑”意识以及返回到女性本身才是女性写作进步的最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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