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两次“骂人”

鲁迅超越他的时代,也超越我们的时代。直到今日我们仍没有跳出他早已看透的“五指山”。——张钊贻

如今市面上关于鲁迅的书和研究鲁迅的书都数不胜数,有关他的话题,仍会引起社会上广泛的讨论。

然而读得多、听得多了,总有一个问题难免浮上心头:到底真实的鲁迅是怎样的?不神化歌颂、不诋毁污蔑,如此这般去伪存真后的鲁迅是怎样的?

研究鲁迅多年的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钊贻,力图通过文本辨析、材料分析考索,来窥见和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在《从<非攻>到<墨攻> :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一书中,张钊贻对鲁迅作品中蕴涵的中西文化比较、改造国民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主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同时对鲁迅周作人羽太信子之间的矛盾、《伤逝》《非攻》等文的创作动机、鲁迅赴香港讲演等细节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考辨。

这些细节让人感受到一个更有血有肉的鲁迅。今天,我们选摘了书中探讨的两件关于鲁迅的有些“反常”的“骂人”的事分享给你。“骂人”一事说明鲁迅并非完人,鲁迅也曾因骂人而被后人指责过多次,然而张钊贻更想探寻的是:鲁迅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骂人。

“偏狭”的鲁迅两件“反常”的事

——兼谈鲁迅的“骂人”

选自《从<非攻>到<墨攻> :

鲁迅史实文本辨正及其现实意义探微》

鲁迅并非完人,处事太认真,有点“洁癖”,因此对人可能会“苛”,有时难免被人看成喜欢“骂人”,至今仍是他被骂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他所“骂”的究竟是什么人的什么事,究竟那些人和事值不值得“骂”,有些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弄得模糊不清,也已很少有人有兴趣进行认真的考订和追究。总之,“骂人”是不好的,心胸狭隘,人品和性格都有问题,更不符合“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 MBA 企业管理和公关处事原则,以及后现代一切付诸嘻嘻哈哈的“时代精神”。

如若说鲁迅只顾“骂人”,这并不符合笔者阅读鲁迅的印象和感受。对于这种企图对鲁迅进行“性格刺杀”(character assassination)的责难,我并不想在烦琐的史实考订和枯燥的思想分析中,为鲁迅辩护,篇幅也不允许,这里只举出些鲁迅“一反常态”和“前后矛盾”的事例,向那些想继续这样指责鲁迅的人们,请教请教。

鲁迅的两次“骂人”

鲁迅平生有好几件小事,处理得无声无息,很容易忽略,但很值得我们深思,也很令人感动。只说其中两件事,都发生在他后期“横站”时的艰难处境之中,其一是他不计前嫌,推介到处批评他的丘东平(1901—1941)的小说,其二是他先是坚决拒绝,后来却主动捐钱给徐懋庸办“左联”机关刊物。

鲁迅与丘东平应该没有交往,但曾经参加过大革命和“一·二八”战役的丘东平,却对鲁迅很有看法。1933年,芸生在“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上发表长诗《汉奸的供状》谩骂胡秋原(1910—2004),鲁迅“从公意”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文学月报》提出批评,即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立即招来四位党员盟员联名发表文章反驳,批判鲁迅右倾,是“戴白手套革命论”,其中就包括丘东平,而且直署真名,“赤膊上阵”,可见他对自己观点立场鲜明的态度。据聂绀弩回忆,丘东平当时还因此起草质问信到处要求朋友签名,虽然质问信后来好像没有发表。丘东平可以说是左翼青年作家中,少有的、公然不以鲁迅为然的一位。鲁迅自然知道丘东平的态度,而且对他参与联署的反驳非常不满和反感,并曾就此向实际主持 “左联”的人们提出质问,却“不得要领”,不了了之。

鲁迅的两次“骂人”

丘东平

按照一些人认为“偏狭”的鲁迅的惯常做法,应该会对此事“怀恨在心”,“骂”丘东平他们一辈子,有机会的话,说不定还会“打落水狗”,至少死也不宽恕。然而就在《汉奸的供状》事件翌年即1934年,鲁迅向伊罗生推荐丘东平的作品,希望他的作品收进伊罗生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鲁迅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给丘东平“扬名海外”的机会?丘东平从未向鲁迅道歉,也肯定没有走鲁迅后门,带上茅台人参,送礼疏通,请求鲁迅推介自己。鲁迅介绍丘东平的原因,只能是丘东平写出有水平的作品,为左翼文艺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值得推介。因而鲁迅向伊罗生推荐时,是从共同事业的利益着眼,没有计较个人恩怨与前嫌。我不知道认为鲁迅性格偏狭的论者,对此能有什么别样的解释。

至于徐懋庸,鲁迅是“骂”过的。在“骂”之前,两人的关系不算密切,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有点公事公办的味道,在后期尤其明显。徐懋庸虽然尊敬鲁迅,但因为周扬代表党,所以跟着周扬走,鲁迅应该是能够觉察出来的。鲁迅对周扬有看法,其中可能有性格上的冲突。鲁迅对一些类型的人物就是不喜欢,例如徐志摩与田汉,合不来,没有办法。不过,鲁迅对周扬还有一条具体意见(看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他认为周扬只会发号施令而不做实事。

1935年,“左联”经过两年多没有办内部刊物之后,终于决定恢复出版刊物。出刊物要钱,徐懋庸想尽办法筹款,包括向知名作家募捐。然而,鲁迅两次当面拒绝徐懋庸,有一次还是在募捐宴会上当众拒绝,其坚决可想而知。但是,令徐懋庸大惑不解的是,经过重重困难之后,刊物终于印出,在他把刊物《文艺群众》寄给鲁迅之后三天,竟然立即收到鲁迅寄来的二十元。

鲁迅的两次“骂人”

徐懋庸

徐懋庸后来从鲁迅口中知悉,尽管“左联”已有两年多不出刊物,但口头上还是常常说要出,每月还向鲁迅收盟费二十元,说是办刊物之用,而刊物则不见踪影,所以鲁迅已不相信周扬他们,对捐款办刊物自然断然拒绝。现在看到刊物,证明徐懋庸没有欺骗他,所以就寄钱支持他们。

从断然拒捐,到主动寄款,而且是支持一帮自己不喜欢的人物。毋庸讳言,其中世故与多疑自然起了微妙的作用。鲁迅并非“神”,他也有常人的弱点;但鲁迅到底也不是一般人,因为他能够克服常人很难克服的弱点。所以,在刊物印出的实事面前,鲁迅立即改变态度,从共同事业的利益着眼,慷慨给予支持。鲁迅并没有停留在“多疑”,终日对人疑神疑鬼,而是按事实和实际行动做出判断。鲁迅更没有按照自己的好恶画线,根据自己是否喜欢对方,而决定支不支持“左联”的事业。这一拒一捐之间,实在看不出鲁迅如何“偏狭”,反觉得他心胸开阔,非常实事求是。

以前读《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读到“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这一段,也许是因为提到郭沫若,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觉得鲁迅这些话是门面文章,世故之言,所以没有认真对待,现在重读,才有另一番感想。还有,“周起应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应该也不是政策“背书”,或出于人事“策略”。能够在火气上头说出这样的话,实需要很广阔的胸襟。

其实,责难鲁迅喜欢“骂人”,并得出他性格“偏狭”的论者,通常都选择回避事情的真伪,与道理的对错,而且还愿意忽略一个事实:鲁迅通常是被迫“骂人”的。徐懋庸是“打上门来”,已不用说;“创造社”等以鲁迅为批判目标,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实秋是有意识地找出鲁迅来开刀,新近亦已经考证出来……刘炎生:《梁实秋和鲁迅争论的起因及翻译问题的是非》,《广东鲁迅研究》1995:2,第26—30页。

鲁迅在该骂的时代被迫“骂人”,成了他日后被骂的原因,这事情本身,很耐人寻味。当然,把鲁迅针对具体事情的批评,当作对某人全面的盖棺定论,这种做法也确能令人愤懑不平,骂声四起,但跟实事求是的鲁迅又有什么关系呢?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新闻 » 鲁迅的两次“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