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黑心理学书单《天生变态狂:TED心理学家的脑犯罪之旅》

暗黑心理学书单《天生变态狂:TED心理学家的脑犯罪之旅》

内容简介

《天生变态狂:TED心理学家的脑犯罪之旅》是全球播放量破100,000,000次超人气美剧《犯罪心理》主演詹姆斯·法隆博士原型传记!《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作者高铭真挚推荐! Nature、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果壳网、土豆网、搜狐、新浪疯传。天才科学家詹姆斯·法隆骨子里流有变态杀人犯基因,却成为成功科学家!每个人的内心都匍匐着一头黑暗巨兽,伺机将你拖入无尽的深渊,唯有爱与陪伴能带给你寻找光明的力量。

《天生变态狂:TED心理学家的脑犯罪之旅》作者詹姆斯·法隆博士用35年研究发现心理变态者有着异于常人的大脑结构。2005年一次研究中,他竟然发现自己的脑部结构跟心理变态者的一模一样。詹姆斯曾坚信自己已经找到了破解心理变态的钥匙,但这难道要证明自己也是一个变态狂吗?母亲得知后,塞给他一本书。书开头就讲述了詹姆斯父系血统康奈尔家族的首桩弑母案,随后几百年里,其父系陆续曝出过杀妻弑母等数个杀亲案件。2011年后,另两支父系血脉,一支被曝出全是凶杀犯,一支全是抛弃妻子的流氓恶棍。2008年,詹姆斯受邀参加TED,鼓起勇气自白了自己的狗血家族史,引发百万点击量。作者用近乎自黑的方式,揭露自身成长过程,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环境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因为没有谁可以有理由放弃自己的人生。

作者简介

詹姆斯·法隆: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教授及学科带头人,获奖神经科学家,教授精神病学和人类行为学已经35年。他所研究的课题非常广泛,包括:成人干细胞、中枢神经系统回路、神经营养因子、神经解剖、基底神经节、多巴胺、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症、人类大脑成像等。

他的神经复原公司获得了年度生物新技术的评选,推动了干细胞研究的重大突破。《纽约时报》说他对产后新神经元发育的探索是十年来大脑研究重要、惊人的成就。他经常为各类媒体提供犯罪和恐怖心理的专业分析,在犯罪心理电台上露面,在BBC“Are You Good or Evil”节目中占据了突出的位置。

在《犯罪心理》系列剧中那个携带变态心理基因的心理学教授是其本色出演。

前  言

2005年10月的某天,当初秋最后一丝闷热从南加州渐渐褪去,我正在对将要交付《俄亥俄刑法杂志》发表的论文做最后几处修改。长期以来,我对心理变态杀人犯脑部扫描图像的研究时断时续,前后跨越了十个年头,最终凝结成《年轻心理变态的神经解剖学基础》一书。书中记录着一些你能想象到的最坏的人——他们经年累月犯下滔滔罪行。如果我可以撇开那些保密条例,向你陈述这些罪行,这些故事一定会让你毛骨悚然。

但是劣迹斑斑的过去并不是使得杀人犯有别于常人的唯一理由。作为一个年过而立的神经学家,数年来,我看过了无数的脑部扫描图。杀人犯们的图像却与众不同。他们的脑部扫描图都呈现出一种罕有而令人担忧的共同特征,即额叶和颞叶(通常来说,这两部分是与自控力和同理心密切相关)脑功能低下。这些部位的活跃程度低下暗示着患者缺乏道德推理和抑制自身冲动的正常能力,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罪犯都拥有不人道的暴力犯罪记录。我在论文里说明了这些特征,交稿后便投身到其他项目中去了。

进行杀人犯脑部扫描图研究的同时,我的实验室还在进行一项基因方面的独立研究,想要找出与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的特定基因。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我和同事们为一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做了基因测试和脑部扫描。同时我们也为我的家人做了相同的测试,作为实验中的正常对照组使用。

10月的那一天,我正坐下来分析家人的脑部扫描图,那叠图片里的最后一张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看起来非常奇怪。事实上,这张扫描图看起来正像是我在论文里写到的那些不正常的图像,也就是说这张图像的主人是个心理变态——或者说,至少与心理变态者同样有着一些让人不愉快的特质。我对家人并没有这方面的怀疑,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家人的扫描图像中混进了些别的图像。通常来说,在同时进行几项研究的情况下,即使我竭力让所有工作井然有序,但东西放错地方这类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麻烦的是,为了将所有的扫描图做匿名处理,我们给所有图片随机编码并且隐去了图片主人的姓名。所以为了确保我没有弄错,我让实验室技术人员撕开了编码。

看到了图像主人的名字之后,我觉得这当中出了错,便气急败坏地命令技术员们去核对扫描仪,检查其他技术人员们做的图像和数据库资料。但一切都毫无差错。

那确实是我的脑部扫描图。

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这是一个周六的早晨,天气晴朗温和,你决定要去家附近的公园散个步。信步游园之后,你在树荫下的长凳上坐下来歇息,边上还坐着一个长得不错的年轻小伙子。你们互相问好,他也随声附和说:“天气真不错,活着真是好呀”。接着你们又交谈了十五分钟,对彼此产生了大致的印象。在这短短的十五分钟里,你们可以了解有关对方的很多事情。也许你会知道他谋生的职业,他是否结婚了,有没有小孩,又有些什么业余爱好。也许他看上去聪明,迷人,坦率,有趣,还会讲很多有趣的段子,总的来说,和他的谈话令人愉快。

基于你谈话的对象,接下去的十五分钟可以出人意料地告诉你更多。比如,如果他是个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可能会开始重复刚刚说过的那个段子,重复同样的面部表情,配合同样的肢体动作,讲同一句俏皮话。如果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可能会开始调整坐姿,说话的时候靠你太近,直到你觉得不舒服,起身离开,并时不时回头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跟上来。

如果长凳上,坐在你边上的那个人是我,你应该会觉得我大体上能算是个有趣的家伙。如果你问我是做哪一行的,我会告诉你我是研究大脑的。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会告诉你,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医学院的一名教授。我会向你描述我的职业生涯,怎样教医学院学生、住院医生和研究生们了解人类的大脑。如果你听得津津有味,我还会跟你讲讲我那些关于成体干细胞、帕金森动物病例和慢性中风的研究。此外,以这些实验室研究成果为基础,我还成立了三个生物技术公司。其中一家公司在过去二十五年里一直保持着盈利的好成绩,另一家从同类企业中脱颖而出,不久之前被授予了国家奖。

如果你还有兴趣听下去,也许我会提到自己是很多学会和专家小组的成员,关注艺术、建筑、音乐、教育和医学研究等领域。除此之外,我还是美国国防部的顾问,致力于研究战争对大脑所产生的影响。如果你不休地追问下去,我会提到我出演过的电视剧和电影,还有我以前做过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从酒吧吧台服务生、工人到老师和木匠。直到现在我还留存了一张过期的卡车司机公会卡,我以前还当过卡车司机。

某一刻起,你可能会开始想,我是在胡说八道,是在吹牛。特别是当我宣称,我十四岁那年被评选为纽约奥尔巴尼教区年度最佳天主教男孩,还曾经是五星级体育高中和大学的运动员。不过,即使你可能觉得我话太多,认为我是个满口胡言的家伙,你仍然会发现,和你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注视着你,仔细听你讲的每一句话。实际上,你可能会有些惊讶,我对你的生活是如此的好奇,对你的观念和你对世界的看法也很在意。

如果你答应下次可以再见面,最后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我身上一些让你不快的事——你可能时不时会发现我在说谎,或者我经常会在赴你的邀约的时候迟到,让你不开心。但是,撇开我的轻度自恋和间歇爆发的自私行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是很快乐的。毕竟,总的来说,我还是一个靠得住的好人。

一切都很完美,除了一件事,我是个边缘型心理变态。

我愿意写下这个故事,写下这个可能算不上绝对完整但却绝对真实的故事,来与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们分享我整个家族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背景。当然了,整个叙述都建立在大量来自脑成像、遗传学和精神病学的科研数据上。除此之外,还来自残忍的自我剖析,来自那些时不时令我不安的坦白以及对我自己和我的家庭的讨论分析。(但愿我的家人不会在读完此书后跟我断绝关系。)我完成这本书的目的不只是要讲故事或是拥护什么全新的科学发现。我的愿望是能通过我的叙述,理清对一个议题的讨论,一个在我们文化中,虽然备受大众关注,但却缺乏理解和共识的议题:心理变态。

除了书中提到的基础科学理论和我自己的故事之外,我希望我所完成的研究,和我提出的理论可以派上用场。我希望这个关于大脑、基因和早期成长环境将会如何影响我们,将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塑造成为心理变态的理论,不仅可以帮助我的读者们,还可以在家庭教育和刑法制定这些更大的方面中做些贡献。也许听上去有些夸夸其谈,但是在接下来的书页里谈到的这些理论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世界和平的理想。我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假说,在那些长期饱受暴力困扰的地区,例如加沙地带和洛杉矶东部地区之类的地方,女性为了受到保护就会与暴力分子结合,使得有心理变态潜质的基因在人口中的密度增加,好战基因得以传播开来。这又加重了地区的暴力问题,周而复始成为恶性循环。经年累月之后,就构成了一个充斥好战分子的社会。这个假说仅仅是一个推测,却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下去。

我是一个坚定的科学家,一个专注于大脑神经解剖学的神经学家。我的这一身份也塑造了我看待自己整个成年生活所有行为、动机和道德的方式。在我看来,人类是一种机器,一种我们自己都无法彻底理解的机器。数十年来我也一直坚信,人类对自己是谁和自己的行为几乎无法掌控。我们的先天因素(基因)决定了我们个性的80%,而后天因素(成长环境)只掌控其余的20%。

一直以来,我就是这样看待大脑和行为的。但这个观念却在2005年经受到了与其说是激烈的,不如说是让我难堪的动摇。使我过去的观念不得不向现实的生活不断妥协。我渐渐明白——比以往要更加透彻地明白——人类生来就是如此复杂的生物。我们不能片面看待我们的行为、动机、欲望乃至需求,任何将之简化为绝对的做法都无益于我们对于真相的发掘。我们并非简简单单的好人或者坏人,对的人或者错的人,善良的人或者心怀恶意的人,温良的人或者危险的人。我们不只是基因的产物,并且科学也只能解释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下了手中的这本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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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正在进行几项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一项研究中,我需要分析一些健康人的脑部扫描图作为实验中的对照组使用。我向实验团队建议,我们应该比对健康组整个家庭的扫描图,以此扩大研究的视角和纬度。所以我给我的母亲、阿姨、三个叔叔,以及黛安、我和我们的三个孩子做了脑部扫描。幸运的是,我们全家每个人都很正常。至少从阿尔茨海默病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

接着就发生了本书开头提到的那一幕。翻阅我家人的脑部扫描图时,我看到了一张像是心理变态杀手的脑部扫描图。而那张图片恰恰属于我。我的额眶部皮质、腹正中前额叶皮质、颞叶皮层和边缘皮质都出现了功能缺陷。

我先是大吃一惊:“这一定是在开玩笑!”然后笑了。我对自己说:“这真是个笑话。”如果你多年来一直被邀请做有关凶杀犯大脑的研究,接着从中总结出一种适用于凶杀犯的通用大脑模式,最后发现自己也拥有同样的模式,那可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如果曾有那么一秒钟,我怀疑过自己会不会也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也许我可以表现得再冷静些。可是我真是冷静不下来。

除了源于我对大脑和行为的了解,我拒绝接受这个事实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时心理变态并不是我们实验室研究的重点,所以那时我对心理变态者还知之甚少。在我的想象中,心理变态者大都是暴徒,他们缺乏同理心还精通操纵的手段。不管别人喜欢我还是讨厌我,至少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罪犯。我的大脑可能看起来很像是我正在研究的那些凶杀犯,但我从没有杀害或者残忍地袭击过任何一个人。我也没有沉迷在暴力犯罪和伤害别人的遐想之中。我是个成功的、婚姻幸福的男人,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是个完完全全的普通人。

我大部分同事都不会看到这张扫描图,但我还是在几个关于心理变态的讨论会上提到了它。大家都说:“那张图看起来确实有点不一样,可是它说明了什么?”他们无法得出结论。因为我显然不是那种我正在研究的变态凶杀犯,所以也没人对这个扫描图表现得大惊小怪。

我也对家人提到了这件事,但他们不是科学家。他们只是说:“哦,真有趣。”黛安对我说:“我很小就和你在一起了,你从来没有攻击过我。这个扫描图确实很有意思,但是事实证明一切。你确实有过不良行为,但是你才不是一个心理变态。”

我完全相信她的话。

虽然我从没担心过自己可能是个心理变态,但是发现自己的大脑扫描图完美地吻合了心理变态模式这件事之后,我还是把工作暂停了下来。我曾经坚信自己找到了帮助破解心理变态的钥匙。但我的脑部扫描图和我的行为之间的“失联”也许暗示着我的关于心理变态大脑的理论可能是错误的,至少说,是不完整的。

2005年12月的某个周日,也就是我发现自己不正常的脑部扫描图后的2个月,我和妻子黛安邀请了我们的直系亲属,在后院组织了一次烧烤。当我忙着翻烤肉和蔬菜的时候,我的母亲詹妮把我拉到了一边,“我听说你在全国巡回做关于凶杀犯大脑的讲座”,她压低了声音说道。她知道我在一些讲座中提到了自己的脑部扫描图看起来正像是一个凶手的事。“这有些东西你必须得看看”。

她的话立即吸引住了我的注意。

“你的堂弟大卫跟我提到了一本新出版的历史书,那本书是关于我们家族的。呃,应该说,是关于你父亲的家族的。”母亲所说的堂弟大卫.波尔(David Bohrer)是个好相处又聪明的机灵鬼,他是个报社编辑,还是个狂热的家族血统爱好者。我们俩这几年一直在讨论关于家族血统的事情,他之前也跟我提过这本书,但没有强调书里写了些什么。我几个月前买了这本书,但一直没有抽空读。

“我知道这本书,妈妈,但我一直没时间去读。”

“为什么不拿来读读?”

“好吧,我晚饭的时候看。”

我很清楚这番敷衍并不会让母亲消停多久。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有一次在波基普西街头看到了埃尔莎.爱因斯坦(Elsa Einstein),之后竟然成功地穿越了埃尔莎这道铜墙铁壁,拿到了她丈夫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签名。六十年后的一天,我和她在洛杉矶美术馆的人群中走散,十五分钟后我找到了她,她正在对摇滚电台主播瑞克.狄斯喋喋不休——她正试着告诉瑞克,她觉得当下流行的音乐太吵,歌词也不够高雅。我还亲眼目睹了好几次,她给我们的朋友乔治.卡琳上课,教育他不能再说脏话。按照詹妮的话来说,乔治风趣幽默、招人喜欢,不能讲那些低级粗俗的词。我母亲这个身材矮小的西西里人,直到八十九岁还是个伶牙俐齿的女王,所以她才不会如此轻易地被她儿子打发。但是,吃饭总是排在第一位的,出于对这条古已有之的自然规律的尊重,她没有再说什么。

晚餐结束后半小时,我偷偷溜回办公室小憩,给自己做了一杯意式特浓黑茴香酒放松一下。出于某种强迫的习惯,我一定要在里面放十三颗咖啡豆。当我嚼着豆子喝着咖啡酒的时候,目光刚好扫过了那本书。书名是《离奇谋杀:丽贝卡.康奈尔之死》,作者伊莱恩.福尔曼.克兰,书中详细叙述了1673年,七十三岁的丽贝卡.康奈尔被自己四十六岁的儿子托马斯谋杀的经过。那可谓美国殖民地时期弑母第一案。(丽贝卡.康奈尔是埃兹拉.康奈尔的祖先,后者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康奈尔大学。所以康奈尔家族也是美国历史爱好者们热衷研究的对象。)

丽贝卡和托马斯以及其他家人住在罗德岛州纳拉甘萨特湾边,他们在那里拥有一片一百多英亩的地产。一天晚上,丽贝卡被发现死在卧室的壁炉边,周身焦黑,难以辨认。一开始,这个案件被定性为一场“糟糕的意外”,但不久,一些灵异的事件开始造访丽贝卡的哥哥,暗示其中另有蹊跷。丽贝卡的儿子托马斯在经济上一直靠他母亲为生,但他们相处得并不好,托马斯有时还会虐待丽贝卡。人们把丽贝卡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做了一个仔细的检查,在她的胃上发现了一个可能由刺伤导致的伤痕。虽然缺乏有力证据,托马斯还是被判有罪,施行绞刑。

我母亲倒对丽贝卡的故事不怎么感兴趣,想必她一定是拥有与大众趣味相反的品位。据大卫说,丽贝卡.康奈尔是我们父系血统中的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母。然而,康奈尔家族并不只有托马斯这一个凶杀犯。书中还指出,丽贝卡是丽奇.博登的直系祖先,而丽奇则在1892年被指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生父和继母。用堂弟大卫的话来说,这种凶案就是“博登家的人做出来的事”。除此之外,书中还提到,在1673年到1892年之间,我们父系有好几个人,要么是被指控,要么是被证实谋杀了自己的亲人。丽贝卡的后代阿尔文.康奈尔1843年用铁铲重击妻子汉娜之后,用剃刀割断了她的喉咙。康奈尔家族这种自相残杀的癖好,还真是种别致的社会公德心的表现。最后,事情出现了让人愉快的结果,也像是历史的必然,这条凶手链在十九世纪末终于趋于平淡、消声匿迹,使我和我的父亲都远离了家族中的那条血脉。

大卫和我的堂兄阿诺德.法隆带着极大的兴趣和专业精神研究了我们的族谱。凭借着对族谱孜孜不倦的执着劲,他们走访了散布在新英格兰、纽约、堪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的墓地,又发现了其他大有看头的花边新闻。2011年和2012年,他们发现了另两支祖父辈分的父系血脉,一支全是嫌疑犯和凶杀犯(共七人,其中两人为女性),另一支祖父辈血脉中的男人们总是毫无理由地离开他们的妻子和情人们。这几条血脉和康奈尔血统中的男性,个个性格冷血,还有谋杀直系亲属的倾向,对外人倒是没有。

再往下追溯,我的亲祖父约翰.雷克兰国王(1167—1216年),他曾签署过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反君主制文件《英国大宪章》,除此之外,他一直是英国史上最残忍和备受厌恶的君主。据说他做事毫无顾忌(一个密友这样对我说),还刁钻狡猾,很有些“恶作剧式”的幽默感(我的叔叔鲍勃这样说)。他充满能量——如果不是个躁狂症患者的话,也算是个轻躁狂患者——还总是疑神疑鬼、善变、残忍而无情。一个和他生于同时代的人这样描述他:“约翰是个暴君,一个顽劣的统治者,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国王。他贪婪,对他的臣民锱铢必较,搜刮彻底。像他这种恐怖的人,就算下地狱都嫌不够。”但关于他也有些“好话”。在《约翰大帝:英国最邪恶的暴君?》一书中,历史学家拉尔夫.特纳(Ralph Turner)写道:“约翰有做大事的潜力。他聪明,有经营头脑,还很擅长军事。但是性格中的缺陷却使他止步难前。”

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1154—1189年)也同他一样躁狂。他们生气的时候有时会口吐白沫。亨利最后死在了自己的儿子手里。我的叔公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也和亨利国王一样,有着好斗、冲动和卑鄙的名声。他们四个都对犹太人施暴。亨利三世下令让犹太人在公共场所佩戴代表耻辱的标志,爱德华一世则在处死了三百个犹太人之后,又下令把犹太人驱逐出境。爱德华身居高位、手握重权、野心勃勃,在1264年写成的《刘易斯长诗》中他被比作一只豹子(贬义的)。史学家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Michael Prestwich)在书中记录道,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持牧师曾劝谏爱德华修改税收政策,结果就当场(以某种方式)死在了君王的脚边。这意味着他可能是被爱德华亲手杀死的,但这个说法只是个猜想。

我和黛安2004年造访了威尔士的一所“家族”城堡(卡菲利城堡)。这里埋葬着祖父辈的吉尔伯特.克莱尔(Gilbert de Clare)。他也在坎特伯雷大举屠杀过犹太人(1264年)。这一支血脉里还出过一个恶棍约翰.菲茨艾伦(John Fitzalan)。某场战役中他曾下令在布列塔尼建起一个女修道院,然后他的将士(抑或是他本人)强暴了里面所有的修女,还将邻近的社区洗劫一空。暴行结束后,他们乘船离开港口,忽然风暴四起,一些将士被吓坏了,于是约翰又下令处死了他们。这里只列举了几个小例子,但也足以说明我并非什么忠厚人的后代。

我知道母亲对自己家族的发展进步十分满意。我母亲詹妮,在西西里语里的全名是乔万妮娜.朱赛皮娜.塞拉维德利卡.希尔维亚.斯科玛。那些西西里岛人移民到美国之后,都忙着做些不清不楚的勾当,想要在这里闯一番天下。为了把我母亲和她其他兄弟姐妹们养大,祖父托马斯混了不少“体面”的行当:庭审口译员、理发师、球童、乐手。甚至当他把家从我母亲的出生地布鲁克林搬到了波基普西之后,他还每周回布鲁克林做“幸运数字”生意——那是种非法的彩票生意。此外他还兜售走私商品,并且靠着这些钱开起了属于自己的餐厅。当时正是禁酒令的时代,我母亲和她的哥哥以及另三个姐妹便一同加入了他们父亲的创业计划,私卖起了违法自酿的啤酒。我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对自己家并不光彩的血脉毫不在意,却总是喜欢嘲笑我母亲的过去。所以当母亲詹妮对我挤出一丝揶揄的神色,跟我讲父亲家那些嗜血祖先的故事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发现自己的脑扫描图,读到这本书,继而又了解了整个家族的历史,这一切没有怎么使我烦恼。对我来说,这些发现都是可以对人炫耀的资本,这就好比,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家族里出过好多江洋大盗,远比发现自己的贵族血统要值得夸耀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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