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最大话题:高官跑路和功臣被杀

从参议院对段祺瑞的质询、对黎元洪及袁世凯的责难可以看出,议员们不仅在意张、方犯了何罪,更在意他们的被杀为什么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张、方算不算军人?该不该按军法治罪?北京在捕杀张、方前突然发布戒严令,杀人后又撤消此令,有没有合法的理由?

1912年的中国,最大的话题是什么?或许是大借款(以及各国是否承认中华民国),或许是西藏与蒙古的叛乱,还有省制、官制、国会选举等等。而如果从争议度最大,影响人心最巨的角度来说,很可能是张振武方维案。

张振武是武昌首义的元勋,与孙武、蒋翊武并称“三武”。南北统一后,袁世凯受黎元洪之托,数次调张振武进京。8月,张振武带着手下大将方维等人入京。8月14日晚,张振武在赴宴归寓的路上被京师执法处逮捕。方维同时在旅馆被捕。16日凌晨1点,张、方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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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武

张振武、方维的被杀,令民国政府的信用降到了开国以来的冰点。

张振武素与黎元洪不睦(传闻就是张振武将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当都督的,存疑,但张瞧不起黎是肯定的)。张、方应湖北议员之邀,来京“调停党见”,总统、总理、陆军部,都予以这些首义元勋高规格的接待,没想到变起俄顷,张振武在宴散途中被捕,方维在旅馆中受擒,几乎是立即处决,连天亮都没等到。

议院大哗,要袁世凯给解释,袁说是黎元洪的要求。在舆论压力下,黎元洪公布了张振武的“罪状”,所谓“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鄂中几次风潮,伊等均为主动”。这些事是不是真的?其他地方的人也不知道。你问老黎要证据,他说事关军机,不能泄漏,于是张案又陷入了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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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

8月20日的讨论最为激烈。参议院乱成一团,抢夺议长席,鼓噪声不断。得知议院拒绝弹劾黎元洪议案后,湖北议员集体退席,表示抗议。“有一议员哭言曰:张振武之被戮,适足证中国不复有政府有法律云”。

从参议院对段祺瑞的质询、对黎元洪及袁世凯的责难可以看出,议员们不仅在意张、方犯了何罪,更在意他们的被杀为什么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张、方算不算军人?该不该按军法治罪?北京在捕杀张、方前突然发布戒严令,杀人后又撤消此令,有没有合法的理由?

同盟会的态度更极端一些:就算张、方是军人,就算他们打算搞二次革命推翻黎元洪,也只是推翻一名湖北都督,并非推翻中华民国,而且正副总统,并无直接杀人之权。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法律维持会”,支持参议院严诘政府。

当然反对的声浪也不小,代表媒体有政府机关报英文《北京日报》。极端反对者认为,首先张振武有无犯罪,黎元洪作为他的直属上司,最有发言权,袁世凯老成持重,会听信黎元洪之言杀张、方,必有其不便明言的缘由。更关键的是,因为张振武、方维的被杀,导致议会与政府分裂,甚至要解散议会重组政府,必然导致大局失控,有可能引起“列强干涉之危险”。反对者质问:是袁、黎违反宪法危险大?还是列强干涉危险大?要知道,列强可是天天想着阻止及妨中国统一与强大啊。

有没有觉得这种腔调很熟悉?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每当出现法理上的危机,总会有人用“国家危机”来说服大家。中国传统本有“经”、“权”之辨,跟亡国的危险相比,什么事情算是大呢?什么样的法律不能成为具文呢?

即便自由主义大师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也留了一个口子:在战争期间,政府可以改变法律与社会规则。问题是,“战争期间”的认定,改变法律的必要性,都有一个权衡者的问题。如果政府抛开代议机关,可以自行做出判断,那人民还能有什么手段来防止一个极权政府的诞生?

在共和体制下,虽然正式议会尚未选出,正式法律亦未颁布,但总统下令越权杀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可惜,统一的中华民国源自南北和议的这一事实,导致了“形势”比“法律”强。舆论,公众,包括许多议员,都被笼罩在脆弱的民国倘因争执分裂、西方列强将借机瓜分中国的阴影之下。因此,参议院态度虽然不可谓不激烈,对于政府,却构不成有效的制约。

这两件事,可以视为议院与媒体代表的公众,对于这个新生的民国能否实现“法治”的疑问。前清专制时代,太后尚且因为不经刑部审讯擅杀大臣(六君子等)失尽民心。共和之国,岂可不经合法的逮捕、审讯、辩护而直接杀人?又岂可任由政府高官率尔逃职,而解释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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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子就义

或许也是这一役,让同盟会中的法制派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以致他们在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已经无力阻止革命派要用铁血来对付北京的倡议。1912年8月20日那位议员的哭号,终于变成了谶言:中华民国不复有政府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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