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行不顾细谨 其功不可没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是大明一代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这个出身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10岁通读四书五经,13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风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张居正——大行不顾细谨 其功不可没

张居正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志存高远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湖广顾巡抚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赴京会试中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兼翰林事。《明史·张居正传》这样描绘他:“居正为人,欣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体貌挺拔,长须飘忽,敢作敢为,思想深邃,城府极深,既帅气又傲气,使人可望而不可即,更不可测,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一个使人看不透也摸不着的张居正。

张居正的以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为核心的土地革命,旨在挽救明中叶以后于国家财政困难、百姓赋役不均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条鞭之善者,以为均丁粮、消冒滥、息赔累、简明目、寝觊觎、屈市猾,平贫富、清册籍,一举而官民积重之弊皆反”,一条鞭法的实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合并赋役项目,简化征收手续,赋役除繁趋简,皆有定额,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贪官污吏插手,中饱私囊。将户丁负担的部分徭役摊入田亩,按亩而征,这样既方便,得益的又多是贫困户。因为贫困户田少人多,他们所分担的徭役相对减少了,这是一种人性化的,人道主义的赋税徭役政策。史载:“为民利甚”。赋投折银征收,“凡百用费,皆取于官银,民间有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徭役,自完本户粮差之外,别无差使,吏胥无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无忧矣”。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上承两税法,融入了明中叶赋役制度改革的优秀成果,自觉不自觉地反映了赋役制度发展的规律,它所体现的“摊丁人地”、“度地而税”的趋势,为后代大清朝乃至民国所继承。

张居正——大行不顾细谨 其功不可没

一条鞭法

张居正的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张居正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诘难,是耶?非耶?都已成为既往。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十年土地革命,从政治推向经济,最终达到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首先他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出多门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君事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使尊朝廷和执法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法治国。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认为他们才是直正祸国映民的大思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提出“锄强戳凶,别奸厘弊”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直省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此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张居正不愧为一代政治家,他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明显要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程序,这是统治机器分崩离析的征兆。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致,实上就握有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就必然招致大臣之间争夺内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末期到隆庆、万历初,短短几年,徐阶推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走马灯一般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垮台,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相互攻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衡不务正业,政出多门,事无法纪,户部主钱粮的不明出纳,形部高官淡漠法律,管监察的不问纠察。史家愤愤地指出:“嘉清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手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强调: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击新政的无知行为,他在严加批驳,对某些自然现象做出唯物的解释。在《葬地论》,认为人一死,精神消散,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不复再有知觉。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风水吉凶预兆灾祸,等等,都是一派胡言。在《杂著》中又进一步说明,人畜死于雷击,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受到火气烧灼,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并非符咒。张居正在他的文集中,还主张人要平淡,大巧若拙:“凡物颜色鲜好,滋味浓厚者,其本质皆平淡。丹砂之根色如水品,谓之砂床,炼之则极鲜红;花卉含苞,率皆青白色,至盛开,乃有彩艳。“在论述巧与拙时,道:“鸣呼,以巧为巧,其弊犹可救也,以拙为巧,其弊不可救也;以诈为诈,其术犹可窥也;以忠为诈,其术不可窥也,用人者于此又当进一解也。“张居正的无神论和朴素唯物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著名宰相、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人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

张居正的土地革命成果,算是载入了史册。

张居正——大行不顾细谨 其功不可没

张居正——大行不顾细谨 其功不可没

张居聪明一世,却毁于偏好奉迎,没有洞察埋伏在身边的异已分子,以致祸起萧墙,遭此败北。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轴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竞然是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

张居正——大行不顾细谨 其功不可没

邹元标

张居正——大行不顾细谨 其功不可没

张四维

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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