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武汉的“魂”?从“亡秦必楚”到“敢为天下先”?

文/阎炜

对于武汉来说,“首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同时还创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

1911年10月11日,取得了起义胜利的革命党人,凭着对同盟会宗旨的信仰和首创精神,在武昌阅马场谘议局大楼,经民主协商议决,成立了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成立前,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它出告示,安民心、稳定社会;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响应起义;组织、领导抗击清军反扑的武汉保卫战。在短短的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军政活动。它还废除了清宣统年号,代之以黄帝纪元(1911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确立了革命军军旗为十八星旗。在中国近代史上结束了帝制,开启了共和政体。

什么才是武汉的“魂”?从“亡秦必楚”到“敢为天下先”?

此外,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鄂州约法》也在武昌起义后颁发。《鄂州约法》的制定与颁行,一反盛行几千年的君权神授的封建制度,在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开创了以宪法形式塑造国家形象的先河。《鄂州约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构造了一个活生生的政权。它不仅成为各省仿效的范例,而且成了中国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重要文件,成为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前身。

“两千多年前,楚人曾经悲壮地喊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两千多年后,湖北革命党人把这一口号加以改造,发出了‘亡清必楚’的呐喊。”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严昌洪认为,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实际上是楚人自古以来“敢为天下先”精神的传承。

他说,“亡秦必楚”,最早只是楚人对秦国的一种愤恨情绪的宣泄,但最终秦王朝正是亡于楚人之手;统治中国260年的清王朝也正是亡于“楚人”之手。而在后来的历次革命斗争中,湖北重振“三户亡秦”的荆楚雄风,继承“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运动,为挽救革命而进行英勇斗争;后来,终于认识到像董必武所讲的“进行革命新民主,才使中国得好休”。在抗战期间,一幅1937年题蛇山岳武穆遗像亭楹联“护持江汉雄风,大业先从三户起”,表达出湖北人民要担当起抗日大业的雄心壮志,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与保卫马德里一样曾经激励着千万人的心。

新中国建国后,武汉乃至湖北省凭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造了万里长江第一桥、第一个洋厂长、天下第一街——汉正街等诸多全国第一。

尽管如此,尽管首义精神一直也在被提起,但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口号上。和当年那个开放、果敢、创新的武汉相比,现在的武汉显得缺乏朝气、趋向保守。外界对武汉人的评价,也从“敢为天下先”渐渐沦为“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就连引以为傲的“中心”位置,也曾一度被调侃为“不东不西,不南不北”。

什么才是武汉的“魂”?从“亡秦必楚”到“敢为天下先”?

1999年,国务院在批复《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年至2020年)》时,把武汉定位为“我国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2010年3月8日,武汉城市性质由“我国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调整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这个变动,“锁定”了武汉作为中部地区龙头城市的地位。

这样的时刻,让武汉愈发明白:自己并不缺乏发展的机遇,缺失的是当今社会普遍缺乏的“精神”。从武汉人到武汉这个城市都是如此。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但武汉应该是幸运的,因为,如果说一个城市需要一个精神的支柱、一个城市文化的灵魂的话,武汉所拥有的是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开始一脉相承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正如专家所言,如今的武汉,也仍然需要这种“虽然三户,敢干大业”的雄风,做第一流的工作,取得第一流的成绩。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武汉,比以往更需要“首义精神”,因而,“武昌首义文化、首义精神,是武汉现代城市文化之根、之魂。打‘首义牌’,就是要寻找武汉城市的根脉,熔铸武汉文化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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